内容提要：长诗《喜马拉雅》是陈人杰调动了西藏生活的全部积累，在早期抒情短诗创作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攀登，也是他建构中国现代史诗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喜马拉雅》所叙述的史实具有足够的时间长度，有宏大的题旨，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辉；《喜马拉雅》以抒情的语言叙述史实，抒情与叙事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在叙述史实的同时也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构建；《喜马拉雅》具有宏伟而复杂的结构，它的诞生为当下诗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一曲交织着血泪的壮歌。

关键词：长诗    现代史诗    《喜马拉雅》    陈人杰

诗人陈人杰从2012年开始参加援藏工作，此后，两度要求延长援藏时间，到最终主动留在西藏工作。正是在援藏的生活中，他认识了西藏，了解了西藏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西藏高原，他的精神境界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最近，继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山海间》之后，他又推出了长诗《喜马拉雅——献给“两路”通车七十周年 西藏民主改革六十五周年 中央对口援藏三十周年》，实现了他创作的一次跨越。就陈人杰个人创作来说，他的第一本诗集《回家》，以及到西藏后所写的《西藏书》及《山海间》，均以抒情短诗为主。《喜马拉雅》则是他调动了西藏生活的全部积累，在早期抒情短诗创作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攀登，也是他建构中国现代史诗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一

史诗在西方指的是叙述宇宙与生命的由来以及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叙事长诗，分为两大类，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世史诗主要叙述古人所设想的宇宙的形成、生命的源头；英雄史诗写的则是民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的传说。史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对我们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从先秦时代便有了《春秋左氏传》这样的史传文学，却不存在如古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以至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慨叹道：“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①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一文中，也慨叹中国没有荷马这样的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实际上，史诗问题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超出了单纯文学的范畴，而是与知识精英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渴望与现代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以来，一些新诗人更是从民族主义出发，希望寻求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诗歌形式。穆木天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民族革命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诗。”②进入新时期之后，伴随着朦胧诗崛起的浪潮，对史诗的呼唤就更加强烈了。在首届青春诗会期间，江河说：“为什么这些年迅速地滑过去了，诗却没有留下硬朗朗的、坚实的标志……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③他还说， “我认为诗人应当有历史感，使诗走在时代的前面。……我最大的愿望是写出史诗。”④紧承朦胧诗人的呼唤，“第三代”诗人对他们心目中的“史诗”做了更充分的阐释。宋渠、宋玮在题为《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一文中说：“在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深沉的阶段。我们需要一批里程碑似的作品，在已经凝固的诗歌传统中注入我们这一代人新鲜的血液……史诗正以其恢复崇高的美质照亮、创造、丰富和自由着每一颗高贵的心灵。”⑤石光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史诗性的作品必须建立在深刻的历史感上”，“追求史诗气质，创造阳刚之美，通过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和全人类复杂经验的把握，从而在更广阔和深刻的历史背景上，表现人类的自由本质，表现以社会—— 实践方式存在的个人的创造能力，这已成为中国现代诗愈来愈强烈的运动趋向。”⑥海子则认为“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在他身上，心灵娇柔夸张的翅膀已蜕去，只剩下肩胛骨上的结疤和一双大脚。走向他，走向地层和实体，还是一项艰难的任务”⑦。海子是把史诗称之为“伟大的诗歌”的， “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的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有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⑧

从上述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对史诗的呼唤与理解，可以看出，他们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建构一种新的诗歌，那就是源于西方史诗又不同于西方史诗，基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植根于中国的现实，把民族性与现代性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人文理想与精神风貌的现代史诗。

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现代史诗已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诗坛的中心话语。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不仅呼唤史诗，而且进行了相应的实验性写作，只不过在1980年代一浪盖过一浪的创新浪潮中，他们的实验性创作被遮蔽了，未能引起大的反响。

进入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围绕物质轴心的旋转，给诗人带来强大的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作为社会的精英，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必须冲破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在创作中强化自己的“个人”色彩，创造既与传统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诗人接过了现代史诗的接力棒，推出了一批带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如彭燕郊的《混沌初开》、大解的《悲歌》、叶舟的《大敦煌》、杨键的《哭庙》、梁平的《重庆书》、梁志宏的《中华创世神歌》、上海市作家协会编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新史诗》等，均以恢宏的气势、雄浑的意象，把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人的意识揉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

以上我粗略地回顾了五四以来，新诗人对现代史诗的渴望、呼唤与追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陈人杰由西藏走来了，他披着雪山的霞光，踏着牦牛的足迹，手中托着一部厚重的长诗《喜马拉雅》，为当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刚健的气息。

二

第一，《喜马拉雅》所叙述的史实具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历史在时间中形成，没有相当长度的时间，就很难展示历史的深广内涵。梁实秋说过，诗的价值原不必以篇幅长短而定，“但是伟大的作品，因为内容的性质之需，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宣泄无遗，必定要有相当的长度，作者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繁复深刻的思想与情绪表现得干干净净。把歌德的《浮士德》缩成一首小诗，把弥尔顿的《失乐园》缩成一首小诗，把但丁的《神曲》缩成一首小诗，你试试看！但是谁能不承认这些是西洋文学里的最伟大的几篇？伟大作品的内容必不是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必不是一时的片段印象，而必是根本人性之深刻的描写。所以没有相当的长度，作者便没有周旋的余地”⑨。陈人杰没有发表构建中国现代史诗的宣言，却以他的作品《喜马拉雅》完成了他对现代史诗的一次成功的构建。我之所以把《喜马拉雅》定位为中国现代史诗，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逐出西藏，自此西藏换了新天。诗人便是以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背景，以他援藏和他在西藏工作的生活体验为内涵，写出了长达九百余行的《喜马拉雅》，所写内容时间跨度达七十余年。正如长诗的副标题所标志的，触发陈人杰写作《喜马拉雅》是有感于西藏在2024年所面临的三大重要事件的纪念。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站了起来；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幕，使西藏的面貌获得了彻底的改观。长诗《喜马拉雅》把这三个重大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诗化的叙述，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年来的历史面貌便呈现出来了。

第二，《喜马拉雅》所叙述的史实有宏大的题旨，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辉。坚信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信西藏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坚信西藏各民族始终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这是诗人陈人杰的牢不可破的信念，也是他在长诗《喜马拉雅》中所表达的情感的旨归。正是出于这样坚定的信仰，正是怀抱着对维护祖国统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喜马拉雅》所呈现的历史画面中充溢着一种浓郁的英雄气质。美丽而神奇的西藏，一直以来都是国人所向往的地方，然而由于处于青藏高原这世界的第三极，高山大川阻隔了它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藏，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历经艰险、排除万难，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这是两条翻山越岭的巨龙，是为雪域高原送来幸福与安康的天路，也是人民解放军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的象征。诗人不仅以宏阔的视野，展现了两路建设的全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程都是不曾到达的抵达/……千万根凿通拉萨黎明的钢钎/亿万滴深如大海的血汗/在一派轰鸣声中/成就生死搏斗之大业”，更满怀深情地缅怀那些为修建公路而献身的英雄：“战士那跨山越江之躯/似一面不朽的旗/植入速凝的水泥柱/刹那间，彩虹升起他的灵魂/倾泻的砂浆将肉身掩埋”，“刹那间，每一公里都有两名战士的英灵/每一位英灵/都有来自三十四省市的三十四声饮泣、鸣笛”——这是诗人用深情的语言唱出的英雄的赞歌，是用词语镌刻的英雄的雕像！读着这样悲壮的、充满浩然之气的诗句，我们怎能不对那些为两路献出鲜血与生命的英雄们肃然起敬！

第三，《喜马拉雅》以抒情的语言叙述史实，抒情与叙事完满地结合在一起。抒情性是现代史诗得以区别史传文学与西方古代史诗的关键所在，现代史诗应是叙事和抒情的无缝对接，在抒情之中叙事，在叙事之中抒情，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有多少霹雳就有多少惊觉/就有多少骤雨催促的启程/门推开了新中国的黎明/青丝盈满汁液/轰雷般百万誓师的奔赴/像雨脚踏出一座雄赳赳的雨城/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虬龙般援藏的枝条/正是通向西藏的输油管道/从高耸的版图飞舞的大动脉/攀援祖国龙腾的大树/而在她的浓荫之下/是翡翠的山岭，七彩的幼儿园/是西藏的妈妈/是深埋自己的地质的根/用以编织崩裂血管的碳纤维/接续时光的地层之下/黑颈鹤翱翔的精神谱系/当雪域春归、长流不息的喜马拉雅/像雪人喷吐钻石的光华/再一次诞生于蓝海的羽翅之下

上面所引两节是《喜马拉雅》的开头与结尾。开头一节写的是1950年3月7日，在乐山召开解放西藏的誓师大会上，解放军将士发出豪迈誓言；结尾一节写的是通过年复一年的援藏，西藏大地的面貌与藏族同胞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内容不是用抽象的议论或具体的叙述，而是用形象的、融入深情的诗化语言表达出来的。透过这一前一后两个小节，全诗的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的语言风格就显示出来了。此外，在《喜马拉雅》中，我们看到作者不仅充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而且把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也运用到长诗的写作中来，使之成为融合中西、沟通古今的一种新的综合体。诗人在叙述西藏筑路部队某排战士施工中因绳子断裂，坠入江中而壮烈牺牲的事件时，是这样写的：“西西弗斯的巨石冲下山坡/水沫冰冷的嘴唇吞没了你的身子/激浪和水雾升起梦幻之花/灵魂赤裸着，诞生了/火焰为鳞的鱼/逆流而上，潜向你所来的地方。”诗人把古希腊的西西弗斯神话与筑路部队的施工现场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超现实的图景：战士的身体转化为在激浪和水雾中升起的“梦幻之花”，昭示了英雄心灵的美丽；战士的灵魂化为“火焰为鳞的鱼”，逆流而上，则象征着英雄灵魂的不朽。这样瑰丽饱满的英雄颂歌，正是现代史诗在传统中注入了现代人新鲜血液的写照。

第四，《喜马拉雅》在叙述史实的同时也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构建。在史传文学及古代史诗中，作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个叙述者。而现代史诗则打破了这一格局，诗人不单是史实的叙述者，更要深深地介入到历史事件之中，让自我与史实融合在一起，让自我与世界融合在一起，从中显示自己的爱憎、评价，展示心灵中的自我搏斗，并在这一进程中实现自我超越。长诗的第一、二两部分，第一人称“我”没有直接出现，这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诗人陈人杰没有亲自参加川藏、青藏两条公路的修建，也没有亲自参加1959年的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在长诗的这两部分中，诗人运用的是第二人称 “你”，诗人则以隐性的对话者的身份出现。长诗的第三部分写中央对口援藏的决策下达后各地的热烈响应和西藏的新变，这是诗人所亲历的，故而使用了第一人称“我”：“我来到这里/就是走出舒适区/走出城市、热闹、酒桌、歌厅/走向旷野、牛羊、青稞、技术/走向世界之巅/走向人生至高点。”这里洋溢着诗人本身作为援藏队伍成员的豪情，这个“我”包含了诗人自己，但又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全国援藏的各级政府、各级干部的整体形象。当然，如果把“我”仅仅作为诗人本人及整个援藏队伍的指称上，这个“我”还是一个外在的客体，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个“我”又融合了代表西藏大地的那个“你”：“我来了，我就是你/从你的泥土塑造我的脸/从你的血液脉动我的心跳/从你的精神诞生我的精神。”就这样透过不同人称与叙述角度的转变，诗人敞开了胸怀，既是自白者，又是对话者，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尽情抒发了他对西藏大地母亲的爱，对西藏人民的爱，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第五，《喜马拉雅》具有宏伟而复杂而的结构。结构是个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有机整体，亚里士多德指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⑩ 结构对于长诗的重要无庸赘言，它像一副骨架支撑着全诗，又像一座桥梁连结着诗人的心灵与诗作。正是通过结构，诗人内在的思想感情得以凝聚和外化；只有当结构完整地在诗人头脑中浮现，诗人才有可能顺利地奋笔疾书。《喜马拉雅》的结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由于诗歌主要书写三大事件，长诗也就自然地分成了三大板块，但具体到每一板块，其结构形式又各不相同。

第二板块写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时间相对集中，其结构方式则以反差式与迭印式为主。反差式，是把互相对立的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的两个不同阶段并列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表示诗人内心强烈的感情或显示某种生活的哲理：“这一时期的西藏/随时处于火山的喷发口/一边是水与火的谈判，一边是晨与昏的签约/一边是死灰复燃，一边被潮流冲刷/一边是挽留的堤坝，一边是集合成党的暗流/一边是树的观望，一边是叶的离散/一边是枝的新芽，一边是根的腐烂/一边是门的等待，一边是墙的倾听/一边是花束以致敬的手，一边爪牙以手的花束/一边哈达以纯洁为装饰，一边蛇蝎以哈达为装饰/一边是丛林和草场被流水分配/一边是农奴诞生于奴役的羊水/一边是血的包子，一边是面粉的粉面。”这种反差式的结构形式，一下子就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的农奴与农奴主的矛盾、西藏叛乱集团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矛盾极为鲜明地显示出来，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的重要意义也就呼之欲出了。迭印式，即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把不同时空的事物交错地放在一起，这种错综跳跃的结构形式，只把给诗人最强烈印象的东西写出来，略去了一般的过程交代，这样就在有限的文字内，大大加强了诗歌内容的浓度：“高原霎时被暴雨所震撼/冰雹变成火的号角/斗争，直到制止了流血/布达拉宫停止颤栗、摇晃/于滚烫的枪管之下/ 诞生并绽放农奴的欢颜”，自然环境中的暴雨、冰雹，与布达拉宫的颤栗、摇晃，与滚烫的枪管迭印在一起，极简洁地就把西藏平叛的过程与结局展示出来了。第三板块写的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发生了巨变的西藏，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在空间中展开，多头并进地进行叙述。诗人这样写援藏后的变化：“我来了，一天一个变化/看不完的水墨画/民族风情现代节拍/……在燥热的工地，汗水的背心/月亮的齿轮/脚手架的钢琴曲，吞食泥土的恐龙挖掘机/在橘红色的安全帽下/起重机高吊象牙华彩/在奶牛作坊乳房的云宫/手制的牛粪字模/在高原深处，更深沉的日食时间/我坚实的步履/仿佛一匹土生土长的牦牛/背着农牧民的家在行走/蓄满泪水的瞳仁/守护着被白度母吻过的嘴唇。”作为援藏队伍的一名成员，诗人最了解西藏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变，如果逐一写来，长诗的篇幅难以容纳，现在通过诗人的视角，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展开，点面结合，援藏工作的艰难以及援藏后西藏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第一板块写两路的修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总体上属于纵贯式结构，但诗人不是以时间为序一直说下去，而是在关键部位“定格”，如同特写镜头一般，插入一个横断式结构，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比如写青藏公路在格尔木的动工，便插进了一个特写镜头：“随着一记铲声/慕生忠将军从喉管呼出惊雷——/格尔木就在你脚下/就在铁锹插下的地方/霎时，阿尔顿曲克的地下水/从嘶吼着裂隙的伤口/到洗愈开拓者脸颊/被雪风烈日灼伤的斑块/像跳动的马鹿/撞开史前、冰封的疆界/云蒸霞蔚，一切都在飞翔/在回春中找到最精美的羽毛。”这种纵贯式结构与横断式结构的交错，既能使长诗在时间的流动中展开，又可以停下来，让读者驻足欣赏，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三

建构中国的现代史诗，是新时代赋予诗人的一项使命，也是当下许多诗人内心的渴望。但是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能不能实现诗人内心的愿望，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诗人陈人杰在写出《喜马拉雅》背后的付出，从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为写《喜马拉雅》这部长诗，陈人杰准备了十余年。他是浙江人，曾任中信金通证券金华营业部总经理。2012年7月，陈人杰赴西藏那曲参加援藏工作。援藏期间，陈人杰利用自己的资源，先后从中信证券、华夏基金、浙江勇往律师事务所、上海雅拉教育公司、汤妈妈爱心慈善机构等爱心组织、亲朋好友处引进慈善资金，建起8所海拔4800米以上的村级幼儿园，被当地牧民群众称为“建幼儿园的牦牛”；并为申扎县教育局筹措了3500套桌椅板凳，组织八宿县林卡乡叶巴村75户贫困户整体搬迁至县城西巴村……他说：“我始终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所以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走在前面。我始终觉得为贫穷老人带去慰问金，给孩子带去新书包，给身患重病的牧民掏点钱，这一切都是我的福分，因为钱还能用到刀刃上！”11胡风谈诗有所谓 “第一义的诗人”之说：“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12对照胡风关于“人与诗”的论述，可以看出，陈人杰内心向往的是“第一义的诗人”，他意识到要做诗人，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他所走的路是人与诗合一的路。了解了陈人杰的经历，了解了他对西藏人民由衷的爱，也自然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在2024 年西藏三大事件纪念日来临之前写下了《喜马拉雅》这首长诗。

当然，陈人杰的《喜马拉雅》也并非尽善尽美，无论是在结构的圆融上，还是在语言的提炼上，均有提高的余地。不过，《喜马拉雅》的诞生，确实为疲软的当下诗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一曲交织着血泪的壮歌。明末清初的诗人顾炎武曾写过《精卫》一诗：“我愿东海平，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这不仅是顾炎武的自喻，而且也是对后来的诗人的呼吁。愿陈人杰也做这样的一只精卫鸟，把自己的生命与诗融合起来，为了西藏，为了我们的祖国，永远歌唱。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八》，《饮冰室诗话》，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②穆木天：《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文艺阵地》1939年第3卷第5期。

③《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诗探索》1980年第1期。

④江河：《诗二首小序》，《诗刊》1980年第10期。

⑤宋渠、宋玮：《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

⑥石光华：《摘自给友人的一封信》，《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65—166页。

⑦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76—177页。

⑧海子：《诗学：一份提纲》，《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吴思敬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⑨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 年版，第407—408页。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朱光潜译，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11陈人杰：《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第14期崇学大讲堂的报告》。

12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