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喜欢怀旧，一些挥之不去的往事总是常记在心头。这不，教师节即将到来，我又联想到在柏林山区从教的岁月……

家乡情结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思想纯朴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一心想回柏林工作，因那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有曾养育我的几万山区人民。在我心里，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都格外亲切。学校分配派遣到永川地区时，却把我分配到大足师范学校去了。为此，我向在地委宣传部开车的表公求助，才改分回江津。在教育局报到时，我首先汇报了回柏林工作的想法。人事股的老股长说：“你回柏林干什么？去师范校吧！”因怕给组织上留个“不服从分配”的印象，我只好到了江津师范学校。一年后，我再次申请调柏林工作，终于才实现了愿望。

连教三届毕业生

那时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必须是党员。上政治课的老主任（校革委主任）即将到退休年龄，学校要我上三个（其中一个文科班）高中毕业班的政治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愉快接受了任务。凭借我对政治学科的爱好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同学们都喜欢我讲课。

当地只有个小水电站，功率很小，学校电灯时亮时不亮，学生晚自习常打黑摸，我常自备蜡烛为学生上辅导课。那时没什么“晚自习费”“奖金”可言，心里却感到很愉快。而今当年我教过的学生有的都已经退休了，师生每当聚在一起，总少不了往事的回忆。有的说我课讲得好，要求很严，就是课堂上很少有笑脸；有的说他当年参加高考政治考了81分；有的说他考乡干部政治考得最好……有一次同学会上，在重庆创业办公司的高八二级周顺林说：“李老师当年教我的剩余价值理论，让我终身受益。”惹得大家一阵哈哈哈大笑。

因我连续教的高80、81、82三届毕学生，在高考中政治学科成绩都不错，在全县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982底，我被提为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1983年秋，我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有幸参加了文卫系统地下党员的政策落实和中学领导班子调整工作。一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问道：“你有什么打算，是怎样自我设计的？”我没加思索地回答说：“还是回柏林。”后来才得知，领导是想留我在宣传部。

办学从政

没过多久，分管干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说：“部里已经研究决定，要你任柏林中学校长。”

1984年8月，我带着组织的希望和嘱托回到柏林中学，担负起了校长的使命……

柏林是区公所所在地，是重庆市江津的南部山区，地处渝黔边界，在撤区并乡建镇前，辖柏林、东胜、沙河、双凤、四面、复兴、紫云七个乡，人口近八万人。柏林中学是县直属的区中学，干部属县宣传部管，教师规教育局管，办学规模高初中16个班，在校生900人左右。年仅29岁的我，参加工作仅几年时间，要担负起中学校长的重任，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显然是件不容易的事。

学校背靠大山（华盖山），周围树木环绕校园，自然风光倒是不错。但办学条件差，硬件实施严重不足，学校除教学楼是石砖外，其他所有用房都是1958年建校时的修的土坯房，厕所是竹块夹壁的木板吊脚楼，蹲位是木板上锯形如乒乓板一样的洞口。

生活用水是在校背后的飞鵝山引水，中间隔了条污水沟，压力不够，供水不足，遇上天干，水源很小，师生用水更是个问题。学校没有锅炉，只有采用土办法，用土灶烧水，只能采取计划供水，学生每人也就那么两三瓢水，同学们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苦不堪言。

教师住房简陋，全校几十名教师，除几家双职工能住上前后间外，大都只有间不到10平方的住房。我的住房也前后搬过三回：先后住过小院6平米、教学楼梯间8平米、操场边上10平米（室内一方还有个斜坡）、女生楼下14平米。我儿子就是在操场边上那间土坯房出生的，今年43岁了。妻子生小孩坐月子需开火煮饭，为此我在永川地区开会，特意买了个烧煤碳的砂炉子背了回来，放在操场到房屋的石梯步上烧火煮饭。为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我多次动员，并带头集资，才建起了学校第一幢砖混结构楼房。

1986年冬天，学生放寒假的当天晚上，学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雪灾，一夜间学校周围几十公分大的香樟树、桉树等被大雪压断，校舍房屋损坏严重，清早起来校园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树子，电视台对此作了报道。

在这场雪灾中，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那就是灾情发生后的一天，学校收到一笔汇款，金额是300元，汇款地址是江津德感，汇款人栏上写的是“一个好心人”。3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可这位“好心人”是谁？一直都不得而知。

在这样的环境下，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却是很高的。老师们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的人梯精神，让一届又一届的山区人民的子弟从自己的肩上爬了过去。他们中有在柏林中学工作二三十的，有一直在柏林中学工作直到退休的。在他们中涌现出了不少倍受学生、家长欢吹的名师。同学们每当聚在一起，都对老师们赞口不绝。对当年他们吃的比筷子长的三两大馒头更是念念不忘；盛赞学校免费给学生蒸饭、蒸红苕的母子情怀……

同学们胸怀理想，起早探黑，潜心苦读，刻苦钻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学习能成就未来，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里，一届又一届的优秀毕业生先后考进了大、中专院校。

在当年柏林中学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多人成为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的管理干部和专家教授，有的还成为国外著名大学的医学搏导；在党政军机关中多人成长为厅（师）级干部，县（团）处级干部不下100人；在文卫系统从业的人就更多，单是担任中小学校长的就有10余人；工商界也有多名成为成功的知名人士。

1996年，我奉上级党组织之命离开了我工作16年，主政12年的柏林中学，调江南职高任副书记兼副校长，不到一年，改任江南职高书记兼校长。2000年调江津二中，直到退休。，

在我近40年的教育生涯里值得回忆的很多，但最令我难忘，感情最深还是柏林中学。因那是我的家乡，有我一道曾辛勤耕耘的老同事，有众多的学生。（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李定超，重庆市江津二中退休教师，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中国民族教育》《德育报》《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重庆日报》《重庆晚报》《招生考试报》《考试与招生》《环境教育》《格调》等国内报刊，出版个人专著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