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智墓志铭》：“昴城=昂城”，可不可？

来源:文旅网 | 作者: 郝厚璋 | 发布时间: 2022-12-06 | 1003 次浏览 | 分享到:

把多颗字改成其他字，是《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一个“抢眼点”。最抢眼的是，碑面文字明明是两个“昴”，为什么却独独把“昴城”改成了“昂城”？

一、“昂城，又作‘昴城’”，能否成立？

百度词条：“昂城，古城名，又作‘昴城’，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其所举主要证据有三，曰“《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曰“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其长子吐延即被昂城羌人首领姜聪刺死。”曰“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意思就是，天上“昴”的星宿分野在西方，地上“昂城”的地理方位也在西方，天上“昴”与地上“昂”正好对应。其断论曰：昂城“在今四川阿坝县境”，“昂城，又作‘昴城’”。以此学术结论为据， 2021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发表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慕容智墓志铭》“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中的“昴城”也就改成了吐谷浑长子吐延“被昂城羌人首领姜聪刺死”的“昂城”了。

能够上了百度词条，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术成果学术结论。能够将金凿石刻笔划分明的“昴城豪望”改成“昂城豪望”，就更非一般的学术权威学术公认了。

我们知道，吐谷浑亡国时间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慕容智去世时间是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期间的正朔当然以大唐大周为准，《慕容智墓志铭》所载当然准于大唐大周正朔。

《旧唐书·天文上》：“昴、毕，大梁之次。毕酉初起胃四度，二千五百四十九分，秒八太。中昴六度，一百七十四分半。终毕九度。其分野：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之赵国、广平、钜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真定。今为洺、赵、邢、恆、定、冀、贝、深八州。又分相、魏、博之北界，与瀛州之西，全赵之分。又北尽汉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群狄之国，皆大梁分也。”

为了便于理解，详说两句。

《旧唐书·天文上》曰：“李淳风、僧一行所定十二次分野，武德已来交蚀及五星祥变，著于篇。”所谓“十二次分野”，就是把华夏版图之上的星空划分为十二个片区，给十二个片区各取了一个名称（如“昴、毕”），每一个片区算一个独立的“分野”，每一个“分野”对应地上一个地理区间（如“昴、毕，大梁之次”）。

《旧唐书·天文上》曰：“昴七星，十一度。”“毕八星，十七度。”意思就是，“昴”是七颗星星为一簇的星宿名称，位于星空“十一度”方位。“毕”是八颗星星为一簇的星宿名称，位于星空“十七度”方位。“昴、毕，大梁之次”，就是从“昴七星，十一度”到“毕八星，十七度”这个星空区间对应于地上地理区间的命名，天上星空区间命名曰“昴、毕”，地上地理区间命名曰“大梁之次”。

这就把大唐大周时期关于天上“昴”的星宿分野与地上地理方位之间的对应关系牢牢定位了，“昴、毕，大梁之次”其星宿分野对应的地理方位具体是在今山西、河北以东。

《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汉书·天文志》：“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史记》《汉书》“昴、毕，冀州”一句，确切地给定了天上“昴”的星宿分野所对应的地上以“昴”为名的地理方位在“冀州”，与《旧唐书》所载“昴、毕，大梁之次”是一致的。“冀州”，今河北省简称“冀”。须知，古代“冀州”辖域比今河北省大得多，“昴、毕”星宿分野对应的地理区域更不止区区一个“冀州”。按《旧唐书·天文上》，隋唐时期的“昴、毕，大梁之次”，不仅包括“洺、赵、邢、恆、定、冀、贝、深八州”，还包括“又分相、魏、博之北界，与瀛州之西，全赵之分”，以至于包括“又北尽汉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群狄之国，皆大梁分也。”也就是说，从西汉、东汉时期一直到大唐大周时期，天上“昴”的星宿分野、地上以“昴”为名的地理方位都在今中华版图的东北角方位，始终固定未变。

《慕容智墓志铭》中“昴”字共出现两次，“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确定是指天上的星宿分野，“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确定是指地上地理方位中的具体地点。天地方位在同一碑文中出现，地上“昴城”的地理方位一定是对应于“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这个天上星空区划的。这点完全可以肯定，不然就没有必要刻意点示两次了。“夷”，泛指游牧民族。“落”，人烟聚落。“夷落之墟”是天上“昴”星宿所在的星空区划的具体命名，意思就是对应于地上的该区域属于游牧民族的聚落。“珠昴为夷落之墟”一句交待得很明确，墓主慕容智的祖先就源于天上“昴”所在的天上“夷落之墟”这个星空区划所对应的地上地理区域。“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两句的功用在点明祖源，又意在很固定地把地上“昴城”所在的具体地理方位与天上“昴”的星宿分野拴牢了钉死了，即“鲜山贵族，昴城豪望”所指“鲜山”“昴城”就在与天上“昴”所在的天上“夷落之墟”相对应的地上地理区域内，“昴城”就在“鲜山”下。简言之，天上“昴”对应地上“昴”，这才是慕容智祖先的发源地。

依据“鲜卑之山，发其原也”“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的记载，有学者认为，鲜山即鲜卑山，为鲜卑族的发源地，在今大兴安岭一带。那么，按照地上地理方位对应天上星宿分野，既然“鲜山”“在今大兴安岭一带”，“昴城（maocheng）”就不可能跑到不属于“昴、毕，大梁之次”星宿分野的“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的“昂城（angcheng）”去。

需要对正的一点是，《宋书·鲜卑吐谷浑》“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的记载，与《唐慕容轮墓志》“鲜卑之山，发其原也”的记载完全一致，与《旧唐书》“昴、毕，大梁之次”的天地方位对应完全一致。只要“珠昴为夷落之墟”这个天上星空区划固定不变，只要吐谷浑民族的祖先是“辽东鲜卑也”固定不变，“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所指“鲜山”“昴城”就铁定了在大唐大周时期“昴、毕，大梁之次”这个星宿分野内。

《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注解曰“胡，胡人也”。“东夷西戎，南蛮北胡”是古代华夏族对四围边夷民族的区分称呼。所居的地理方位很确定，“西戎”在西方，“北胡”在北方，天上“胡星也”的星宿分野即地上“北胡”所居的地理方位一直固定不变是在北方，这与《慕容智墓志铭》“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的记载完全一致。我们知道，吐谷浑民族的祖先鲜卑族源于“东胡”，“东胡”又祖源于“胡人”，古代所称“胡人”“东胡”均在 “北胡”范畴内。“北胡”在北方，“东夷”在东方，“北胡”与“东夷”的交叉区间位于今中华版图的东北角，这正是“昴、毕，大梁之次”所在的“夷落之墟”。“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这两句更加板上加钉了，无论再怎么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天上“昴”的星宿分野还是地上以“昴”为名的地理方位，都不可能从“北胡”“东夷”方位换位到“西戎”方位去。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慕容廆先代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隋图经》曰：“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柳城县，隋唐柳城郡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柳城郡，辖今辽宁省西部。柳城郡历史沿革，春秋时期为东胡地。战国时属辽西郡。西汉时属柳城、狐苏县地。东汉时属辽西郡柳城县地，东汉末为鲜卑族慕容氏占据。西晋时属平州昌黎郡柳城县地。东晋咸康八年（342年）鲜卑慕容皝筑龙城，迁都于此。北燕时设昌黎尹。北魏时属营州昌黎郡。北齐时为龙城县。隋改龙城县为柳城郡，后改营州郡。唐天宝元年再改柳城郡，乾元二年再复营州。

线条很清晰，《宋书·鲜卑吐谷浑》：“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唐慕容轮墓志》：“鲜卑之山，发其原也。”《十六国春秋》：“慕容廆先代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隋图经》曰：“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慕容智墓志铭》：“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maocheng）豪望”“原夫圆穹写象，珠昴（zhumao）为夷落之墟。”《史记》《汉书》：“昴、毕，冀州。”《旧唐书·天文上》：“昴、毕，大梁之次。”确定无疑，《慕容智墓志铭》“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maocheng）豪望”所指“鲜山”“昴城”，就在对应于“昴、毕，大梁之次”的“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也就是说，“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maocheng）豪望”所指“鲜山”“昴城（maocheng）”的具体地理位置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而绝不可能跑到“昴、毕，大梁之次”之外的所谓“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的“昂城（angcheng）”去。

古代对涉及星座地理方位的用字非常严谨，不在“昴”的星宿分野内就绝不可能在地理名称上冠以“昴”，这点规矩古人还是很谨守的。如果用字上的天地对应方位错牙了，肯定是别有缘故，这点毫无疑问。《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遂从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写得很清楚，是“昂城(angcheng)”。《慕容智墓志铭》：“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写得也很清楚，是“昴城（maocheng）”。“昂(ang)”“昴（mao）”两字虽然看起来字形相似，但两字的读音不同，两字的根义不同。须知，古人对“昂”“昴”这类形似而义异的字，无论书写时还是刊印时都格外留心。纵然古人再无文化，也断不会把“昴”写成“昂”、把“竖”写成“鉴”。特别是宫廷官方文牍，古代宫廷文人的守规矩可不像现代专家们那样很有文化。何况“南界昂城、龙涸”“昂城羌人首领姜聪”两处都写作“昂城”，就绝非讹“昴”为“昂”那么简单了。“昂城”显然是个城市名，城市名历来是官方定名，堂堂史书能够把城市名写错了？如果是写错了，两字都错写为“昂”了？我们怎么可以依据两字的形状相似而简单地结论为“昂城，又作‘昴城’”呢？

“昂城，古城名，又作‘昴城’，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这就很确定了，“昂城”是“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那么，“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在隋唐时期属于哪个星宿分野呢？

《旧唐书·天文上》：“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井二十七度，二千八百二十八分，秒一半。终柳六度。其分野：自汉之三辅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陇坻至河西，西南尽巴、蜀、汉中之地，及西南夷犍为、越巂、益州郡，极南河之表，东至柯，皆鹑首分也。鹑首之分，得《禹贡》雍、梁二州，其郡县易知，故不详载。狼星分野在江、河上源之西，孤矢、犬、鸡，皆徼外之象。今之西羌、吐蕃、蕃浑，及西南徼外夷，皆狼星之象。”

古今共知，今四川省、重庆市一带古代名称叫“巴、蜀、益州”，“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古今不移始终在这个方位。看清楚了，《旧唐书·天文上》“西南尽巴、蜀、汉中之地，及西南夷犍为、越巂、益州郡”“今之西羌、吐蕃、蕃浑，及西南徼外夷，皆狼星之象”，与之相对应的星宿分野为“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确凿无误，“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与“昴、毕，大梁之次”分别为两个星宿分野，根本就不存在天上“昴”跑到“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去的可能性，何据说“昂城，又作‘昴城’”？

《旧唐书·天文上》：“昴七星，十一度。”“毕八星，十七度。”“东井八星，三十三度。”“舆鬼五星，旧去极六十八度，今古同也。”“东井”是八颗星星为一簇的星宿名称，位于星空“三十三度”方位。“舆鬼”是五颗星星为一簇的星宿名称，位于星空“旧去极六十八度”方位。看认真了，从“三十三度”到“六十八度”是属于“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的星空方位，从“十一度”到“十七度”是属于“昴、毕，大梁之次”的星空方位。这就需要问一下了，有没有力量把“昴、毕，大梁之次”的星空方位从“十一度”“十七度”拨转到 “三十三度”“六十八度”去？

《旧唐书·天文上》：“昴、毕，大梁之次。毕酉初起胃四度，二千五百四十九分，秒八太。中昴六度，一百七十四分半。终毕九度。”“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井二十七度，二千八百二十八分，秒一半。终柳六度。”看仔细些，从“毕酉初起胃四度”经“中昴六度”到“终毕九度”，这是“昴、毕”的星宿分野。从“未初起井十二度”经“中井二十七度”到“终柳六度”，这是“东井、舆鬼” 的星宿分野。那么试问，“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原本位于“东井、舆鬼”星宿分野，能不能把“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妖变为位于“昴、毕”星宿分野？

不要急着说不可以，完全可以。那就是隐去“昴、毕，冀州”，把“昴、毕，大梁之次”乾坤大挪移到与“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相对应的方位上去。如果能够把《慕容智墓志铭》“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maocheng）豪望”改成“昂城(angcheng) 豪望”，那就更加证据加证据了，今人不识古文，到后代就铁定了是“昂城，又作‘昴城’”了。

所谓“昂城，古城名，又作‘昴城’，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的学术结论，是很明显的学术拼凑。除非把《史记》《汉书》《魏书》《旧唐书》等等相关典籍上的“昴”“冀”等字眼都改成“昂”“蜀”，否则不管耍弄什么样的手法都掩盖不了自以为是的学术谎言。

结论是，准确录字应当为“原夫圆穹写象，珠昴（zhumao）为夷落之墟”“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maocheng）豪望”。

如果牵强附会改成“珠昂(ang)”“昂城(angcheng)”，说得不客气点，不仅是在给已经铸成的错误学术结论圆谎，甚且是为了把错误学术结论做成永久正确下去的学术定论而帮同伪造新的学术假证据。作为庄严的考古学术成果，我们不应屈从于这种明显在捣鬼的学术作弊，更不能容许这类错误学术结论继续流毒下去。

二、为什么非得把“昴城”改成“昂城”？

作为重大考古学术成果之一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首先将《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繁体汉字，竖写右起）转换为对录文字（简体汉字，横写左起），然后拿对录文字当依据对《慕容智墓志铭》相关记载内容进行了考证性解读，以证这是考古专家团队穷尽学识考证出来的结果，无一不是有依据有出处有理由有文化。但是，由于对录文字中满篇的错别字错别句错别标点错漏标识，如把“昴城”改成“昂城”、“二竖”改成“二鉴”、“藩邸”改成“藩邦”、“正朔”识读为“缶朔”、“□殃”强断为“经殃”，又有重点地从对录文字中挑选出个别词句“昂城”“二鉴经殃”等对应去阐释解读碑面原貌文字“昴城”“二竖□殃”，严重背离了《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的原字原义，误导广大读者，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持续的质疑。

图片显示，碑面原貌文字总共有两个“昴”，一为“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一为“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两个都写作“昴”，笔划分明，有《慕容智墓志铭》为证。

就是这两个笔划同样分明的“昴”，在对录文字中，一个忠实地录字为“珠昴”，另一个却改字为“昂城”。大家就犯疑惑了：（1）碑文明明写的是“昴城”，为什么偏要改成“昂城”？（2）碑上明明两个都是“昴”，为什么独独把“昴城”要改成“昂城”？不少人感叹：“还是中国专家有文化。”

对于其中的文化，《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有着忠实的体现：“此处又写道慕容智为‘昂城豪望’，昂城为羌地古城名，又作昴城，是吐谷浑部西迁白兰途中的初据之地，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3]”。参考文献：“[3]周伟洲.吐谷浑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还特别强调：“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和沙武田的指导，谨此致谢。”接着列出了37条之多的参考文献。细数了一下，基本上是一著1条，名冠古今的欧阳修才2条，如果加上“[33]同[3]:131.”“17]同[7]:62-64.”引自周伟洲的参考文献总共有5条，足见周伟洲先生在考古界学术界的学术影响力。

对于以上信息，可以解读为“两个完全确定”“三个无从知道”。《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把碑面原貌文字“昴城”改成“昂城”，是依据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结论的直接结果，这点完全确定。《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周伟洲先生的指导，这一点也完全确定。《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把碑面原貌文字“昴城”改成“昂城”是不是周伟洲先生的主导意见，无从知道。《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把碑面原貌文字“昴城”改成 “昂城”是不是周伟洲先生的亲笔所为，无从知道。《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发表是否经过了周伟洲先生的亲自终审定稿，无从知道。

一般而言，指导者，犹导师也，考古主导权、识读定论权、终审定稿权之所系也。按照通常的行规，从考古学术研究的方向主导以至于到考古学术文章的终审定稿，如果不经过指导者的最后把关和修改是绝对不可以进入发表环节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到底是不是这样，真的不清楚。但是，无论《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最后的把关和修改不管是否经过了周伟洲先生，不管出自谁的手笔，作为“指导”者的周伟洲先生于职分于责任都是无法撇清于外的。这样判断应该是比较公允的。

众人对于《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曰满篇错字错句错标点，曰把“昴城”改成“昂城”。

关于把“昴城”改成“昂城”，百度词条也应该是周伟洲先生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具体体现。百度词条：“昂城，古城名，又作‘昴城’，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其所举主要证据有三，曰“《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曰“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其长子吐延即被昂城羌人首领姜聪刺死。”曰“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

很确凿，三条主要证据中的两条都写作“昂城”，这两条不能拿来自证是显然的。唯一能够佐证“昂城，又作‘昴城’”的，也就是“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这一条了。这一条中的“昴”“西方”字眼很关键，天上“昴”可对应地上“昂”。假如没有了这一条，“昂城，又作‘昴城’”能不能成立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至于这一条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作解读，也许只有隋唐时期的星空最清楚。万一有人去翻《旧唐书·天文上》之类的书籍，或许就可能成为非常要命的事情。若有“昴”“昂城”字眼同文出现的这么一件实物，《旧唐书·天文上》之类那也就可有可无了。令人沮丧的是，除了《慕容智墓志铭》，迄今再没有发现哪件实物上同文写着“昴”“昂城”。

作为满腹经纶学究天人的大学者大专家，身事与天文地理密不可分的考古学，居然能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旧唐书·天文上》之类的书籍存在，实在难得。能够拿出“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这一条，居然能够不知道《旧唐书》里还有篇《天文上》，就是说到哪里去都是大笑话。

不管怎么理解怎么解释，文物上的字不能改，谁都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说到天边去都不能许可的坚定原则。

也就是说，不管是谁把“昴城”改成“昂城”的，不管把“昴城”改成“昂城”出自谁的坚持，不管《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发表前的终审定稿是否经过了周伟洲先生最后的把关和修改，作为指导者，周伟洲先生显然是无法切割于其职分其责任之外的。这样说应该是比较厚道的。

关于错字错句错标点问题。

（一）假如不是错字错句错标点满篇，人们未必会注意到有些问题。按常规来讲，考古是一门知识密集型专家密集型行业，从识读文物以至到形成考古学术成果这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业内学富五车绝顶齐天的响当当人物。特别是国家重大考古项目，其项目重要性专家密集型学术影响力决定了，提交的考古学术成果理当是高水平中的高水平，起码不至于错别字连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换今天话说就是，一方面要有容错机制，另一方面要有改错机制。谁都有学识不及的地方，谁都有出错的时候。况且当今大学毕业生每年近千万，睁眼识字的人不再是一个两个。高大上的东西不一定人人懂，但哪个字是对是错，还是有几个人能分辨得出来的。容错机制对应的是做得到见错就改的人，改错机制的前提首先是得有知错立止的自觉心。修改错别字就是个由这个字改正为那个字的简单事儿，错了不容易，改过来还不容易吗？可是，本该很容易的事就是如此的不容易，本该一改无事却搞成了非得让我们写文章指正不可。

众人口水纷纷者，《慕容智墓志铭》短短392字的对录文字中，满眼的错字错句错标点，惊掉了多少人的下巴。对此众人有“六个不敢相信”：如此之多的错字错句错标点，身在其事的那么多大学者大专家居然没有谁看出来，不敢相信。集身在其事的那么多大学者大专家之学识，认笔划、打标点的水平何尔不及小学生，不敢相信。作为考古业界考古学界名望素著的人物，就这种错别满篇的东西居然还好意思拿得出手，不敢相信。明显不符合碑面原貌文字的字如此之多，居然以《慕容智墓志铭》标准对录文字定论定调的面目出现，不敢相信。居然以识读差错如此之多的对录文字当依据去阐释解读，还阐释解读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不敢相信。就这种严重背离碑面原貌文字的所谓对录文字，居然是国家大项目考古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敢相信。许多人毫不客气地评价说：“什么狗屁专家，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简直给中国文化丢人到家了。”

众人没有忘记，慕容智墓是国列2021年度十大考古项目，全国顶尖级大专家大学者的密集度可想而知，全球关注全球期待可想而知，可是拿出的作业就是这种水平，还好有脸面说得出口。如果说成这是整个专家团队的整体水平，不可能。不能因为一篇文章就把整个专家团队的整体水平看低了，我们不能这样看，我们也不敢这样看。

（二）错别字满篇本来是个小学生都会感觉很丢人的事情，很丢人的事情却变成了底气十足有据有理，那就只好作这样的理解了，错别字多些有好处。好就好在，万一出问题了就大可以推到错别字身上去。反过来讲，如果独独把“昴城”改成“昂城”，有同样笔划分明的“珠昴”在，是不是连个推托的家儿也无处着落了？

为什么认错了的字儿会这么多？

文物文字对录的原则是，文物上是什么字就要忠实地录字为什么字，可以由繁体汉字转换为简体汉字，但决不可以把这个字改成另一个字，这是文物考古考证的起码规矩，更是文物文字对录的一道严格红线。

统计了一下，稀奇古怪模糊不辩的字儿除外，由这个字改为另一个字的总共有三字：“昴城”改成“昂城”、“二竖”改成“二鉴”、“藩邸”改成“藩邦”。如果说是认错字儿了，集专家团队之学识难道真的是不如小学生了？能够知道“天授日月”是武则天造字，反而不知道所谓“缶”乃武则天造字“正”，一个个大专家大学者是连“正朔”这个词儿都不曾知道了吧？“□殃”作“经殃”，断识为“经”明明笔划不通，一众大专家大学者的小学写字笔顺科目都差劲到“經”字是怎么走笔也无人知道了吧？就是眼神再不好使，“二竖”“二鉴”的区分是“立”“金”，拿放大镜也不敢分清楚了？“藩邸”还是“藩邦”，是不是一撇直下这点笔划常识也不敢知道了，不至于吧？就是断句标点水平不具备了，碑面另起行“/”总共有多少行字也不会数了吗？如果真的都差劲到这份程度了专家的成色都是点啥水平，还让全社会怎么看。知道大专家大学者们眼神都不好使，特意放大了字儿，这次可得看清楚了，认错了的不是一颗字，那可是几颗字，掰着指头多数几遍。我坚决不相信断金识玉的一众大专家大学者会认不对其中一颗字，无论找出多少套说词我都坚决信不了。身事其中的一众大专家大学者，你们自己信吗？如果真的是都认错字儿了，那只能说明国家把如此重任委错对象了。

为什么要改掉多颗字？

既然认定了是“昴城”﹦“昂城”、“二竖”﹦“二鉴”、“藩邸”﹦“藩邦”，那么，在对录文字中保持为“昴城”﹦“昴城”、“二竖”﹦“二竖”、“藩邸”﹦“藩邸”，在文章考释中按“昴城”﹦“昂城”、“二竖”﹦“二鉴”、“藩邸”﹦“藩邦”作出一一阐释解读，既确保了不伤原字原义原貌又显示了很有内涵很有学识很有文化，这样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要把碑面原貌文字改成另一个字呢？混到为文物断识断代下定论的份上了，至少无不是行家里手，问：这两类“=”能不能一样？这两类“=”到底有没有差别，其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一颗字儿录错了可以理解为眼神不好粗心大意，最多谦称是学识不够，若非关键字大众大可以马马虎虎装个你说我信。可这是几颗字儿呀，身肩其责的大专家大学者能够一个个都眼神不好粗心大意吗？全社会还怎么能再信得过你们这些大专家大学者们的火眼金睛？

考古工作的行业标准和岗位责任决定了，身事考古的大专家大学者的断识文字水平理当高于其他人。除非实在无法辨识的字，除非一时难以识别确定的字，凡是当作考古结论确定的文字应当是一一准确无误，起码不至于出现把碑面原貌文字对录为另一个字这类小儿科错误。就是能够有线索可据的字，都不应该不尽力或胡乱识读为其他字。这是文物文字对录的基本规范，更是考古行业最起码的准则，做到这点规范这些准则不算过分吧？就是这个《慕容智墓志铭》，仅凭碑面文字图片，连我这个业外眼光都能由嘴胡诌出了那么一二分，日夕以文物为事平生以考古专长为业的一众大学者大专家断错了的字反而如此之多，莫非业余水平反倒高于身在其事精在其术名在其学的大专家大学者们了？莫非所据的不是同一个《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至于我识别出来的文字是不是对得上大专家大学者们手头的那套碑面原貌文字，劳驾参看本人在网络上发表的《关于〈慕容智墓志铭〉释读的几个问题》一文。如果《关于〈慕容智墓志铭〉释读的几个问题》一文在网络上还没有被封杀、屏蔽、覆盖、删除干净的话，相信还是应该能够看得到的。如果进一步需要的话，我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拜读一下各位的著作文章。一个业外眼光都能挑出如此之多的错误，这样的东西还能不能算得上碑面原貌文字的标准对录文字？到了让业余水平不惜冒犯非得写文章指正错误的程度，学问经天的考古大学者们大专家们感觉好有脸面吗？

这里顺便说一声，我那篇《关于〈慕容智墓志铭〉释读的几个问题》是以学术证据解答学术问题的学术文章，除了指正了各方面对于《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的许多误识误解，关键还在于解答了学术界两个大问题：（1）为“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公认学术定论寻找到了否定性确凿证据，将这一公认学术定论给否定掉了。（2）关于“昴城”到底在哪里这一考古界学术界寻找了争议了多少年的老问题，我替诸位考古学历史学大专家大学者找清楚了，“昴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就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证据也很确凿，证据链也很完整。能够解决了考古界学术界沉淀积久的两个大问题，还够得上学术文章标准吧？可得认清楚了，《关于〈慕容智墓志铭〉释读的几个问题》一文那可是学术文章，我不希望它又莫名其妙地石沉大海，而且再也不愿意看到本人署名的学术文章在网络上仍然处于被封杀、屏蔽、覆盖、删除的状态。我把话撂这儿。

3、为什么要改的非得是碑面原貌文字“昴城豪望”？

《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考释得很清楚，“昴城豪望”改成“昂城豪望”是依据“[3]周伟洲.吐谷浑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也就是说，《吐谷浑史》关于“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是正确的，金凿石刻的《慕容智墓志铭》“昴城豪望”是错误的，所以《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就将“昴城豪望”改成“昂城豪望”了。这里就“非得来个层层问”了：（1）小学生数学简答题：在时间距离上，从公元691年到公元2006年8月，是相差几天几月几年还是相差上千年？幼儿园智力测试题：在时间先后上，是公元2006年8月在先还是公元691年在先？哪个时间更早？（2）小学毕业考试综合知识题：“2006:8.”，意即《吐谷浑史》出版发行时间是2006年8月。《慕容智墓志铭》记载，墓主慕容智去世时间是“天授二年三月二日（691年）”，亦即该碑勒石时间不晚于中华农历691年3月2日。那么，在时间距离上，是相差几天几月几年还是相差上千年？在时间先后上，是《吐谷浑史》在先还是《慕容智墓志铭》在先？哪个时间更早？（3）是《吐谷浑史》在研究千年前的吐谷浑事情，还是千年前的吐谷浑事情在研究千年后的《吐谷浑史》？是《吐谷浑史》要依据千年前的吐谷浑事情，还是千年前的吐谷浑事情要依据千年后的《吐谷浑史》？（4）出版于2006年8月的《吐谷浑史》的学术论断正确了，勒石于691年的《慕容智墓志铭》反而不正确了，这种逻辑能否完全性地说得通？到底是《吐谷浑史》的学术论断准确，还是《慕容智墓志铭》的记载准确？（5）在证据价值上，到底是“昴城豪望”的实据性价值更高，还是“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的实据性价值更高？在文物文字识读上，到底是要忠实于“昴城豪望”这个实据，还是要忠实于“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这个实据？（6）凭什么说“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就是正确的，又凭什么判定“昴城豪望”这一碑面原貌文字就是不正确的？（7）因为认定“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是正确的，就非得通过改动碑面原貌文字来与这一学术论断的正确性保持文字上的一致吗？如果非要在文字上保持一致，应该是“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服从“昴城豪望”这一实物，还是要“昴城豪望”这一实物服从“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8）如果非得要改字，需要改字的究竟是“昴城豪望”，还是“昂城，又作‘昴城’”？为什么需要改字的就非得是“昴城豪望”？（9）为什么正确的非得是“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10）《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对《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的改动不是一颗字，而是多颗字。那么，哪条法律哪个规则规定了可以改动文物上的字？谁给予过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出自哪里？（11）凭什么要改动多颗字？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文物文字识读的忠实原则？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证碑面文字断识的准确无误？（12）能不能就以上“？”一一给出合乎逻辑合乎事实合乎规定的解释？

4、文物文字考古考证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术刊物，对文字差错率国家是有明文规定的，对文物文字识读结果的认定也是有行规共识的。如果以《慕容智墓志铭》原文392字为基数来计算差错率，《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的错别字、错别句、错别标点、错漏标识远远高于国家明文规定的文字符号差错率标准，更大大背离文物文字识读的行规共识。有点古怪的是，同在《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其他文字的字句标点未见有多少不妥，偏偏错别字错别句错别标点错漏标识都扎堆到了《慕容智墓志铭》原文短短392字的对录文字里。莫非对文物文字要考古考证识读的主体不是《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392字？难道《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对于考古主体《慕容智墓志铭》的考古考证识读，不是为了保证对《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392字要忠实准确到不出现文字对录差错，而是要保证除这392字之外的其他文字符号标识忠实准确到不出现差错？无论是用考古工作的行业标准还是用考古学术成果的基本标准来衡量，《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算是合格还是算不合格？假若真是如此水平，还有多少经手断识的学术定论学术断代能够靠得住？又何以肩得起考古大任，又何以对得起天下人？即使作为考古学术文章来看，所研究的重点难道不是在确保《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的识读达到准确无误，反而是以解读所谓“学术结论多么准确”“准确之极的文化内涵有多深奥”“文物改字多么合理多么有依据”为重点吗？那么就进一步问了，我们的考古工作，是以文物文字识读的忠实度准确度可靠度为重点，还是以寻找文物改字的理由是多么正当、改字的依据是多么充分、改字的理论是多么正确为重点？如果整个专家团队确实是这种状况这种水平这种态度这种见识，考出来的这种古还有什么真实性必要性可言？这种考古专家全社会养之何益？

这里需要研究一下逻辑。《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定位是“考释”，而不是“释考”。“考释”即“考而后释”，“释考”即“释所考者+释所以考”。其差别是，“考释”的主体唯且唯有《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但“释考”的主体就不同，可以是《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也可以是《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而《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所阐释解读的不是《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这个唯一主体，其阐释解读的“昂城”“二竖经殃”等恰恰是《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也就是把“考释”作文写成“释考”作文了，把文章本应该“考释”的唯一主体《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踢开，反而将阐释解读的主体偷梁换柱为《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了。文章对个别字句的“考释”偏离主体偏离本义，成了抛开《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去谈《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是多么正确多么有依据。《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昂城”“二竖经殃”等等就是铁的证据，不信去对照。

（三）如果否定地说《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392字对录文字不是整个专家团队学术水平的真实体现，那就只有一个解释，需要《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成为这个样子。除此，我们还能再拿什么去解释这种反常到非常程度的奇葩现象。

1、《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对“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的解读是：“此处‘鲜山’即‘鲜卑山’，为鲜卑一族的发源地，在今大兴安岭一带。”“此处又写道慕容智为‘昂城豪望’，昂城为羌地古城名，又作昴城，是吐谷浑部西迁白兰途中的初据之地，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

“‘鲜山’即‘鲜卑山’，在今大兴安岭一带”即位于今中华版图的东北方位，“昂城，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即位于今中华版图的西南方位，显然分属于两个毫不交叠的地理方位。要拿毫不交叠的这两个地理方位去证明“昂城，又作昴城”，这中间靠什么穿越？除了地上的“昂城为羌地古城名，是吐谷浑部西迁白兰途中的初据之地”这一条外，另加天上的“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这一条，这两条中有没有同文出现“昴”“昂城”这样的字眼？万一这两条不充分了靠不住了，拿什么真凭实据去确保“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永远正确下去？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很不道德的，我们向来不愿意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但愿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五个铁的事实”为证：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短短392字的对录文字中集中了如此之高的文字、断句、标点、标识差错率，超乎常规，这是铁的事实。错字错句错标点除扎堆在这短短392字中，《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的其他文字未见有多少字句标点差错，超乎常理，这是铁的事实。无论是《慕容智墓志铭》392字对录文字还是《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其中的文字标点符号差错率超出了文物文字对录常规和国家文字出版明文规定，超乎常态，这是铁的事实。作为国列重大考古项目，以慕容智墓考古项目上大专家大学者的富集程度之高，反而出现如此之多的碑面原貌文字断识错误，不合常识，这是铁的事实。最根本的一条，《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由这一个字改成另一个字的不是一颗字，而是多颗字，大大背离常识常规常理常态，这是铁的事实。对此，何以解释？作为参照，有无数发表的学术论文在，有谁见过对于碑面原貌文字的对录文字里面出现如此富集的差错文字？有谁见过文字差错率如此之高的考古学术文章？不瞒诸位说，特别是与慕容智墓考古项目相关的一众大专家大学者的学术著作、学术文章也约略浏览了一下。很简单，就只看文字标点差错率。所得结果是，除开学术观点等等，单从文字标点差错率来看，差错几乎不见。不信你们去对证。

2、这就有点奇怪了，《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错别字错别句错别标点错漏标识为什么偏偏都扎堆在《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里？

请看，《慕容智墓志铭》总共有两个笔划分明的“昴”：“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慕容智，鲜山贵族，昴城豪望”。

在对录文字里如果独独把“昴城”改成“昂城”，有同样笔划分明的“珠昴”在，很容易吸人眼球，很容易遭遇追问。万一被追问，“昴城”改成“昂城”就不能确保了，甚至连个托辞也难找。那就不如将“昴城”改成“昂城”、“二竖”改成“二鉴”、“藩邸”改成“藩邦”，以错伴错，为“昴城”改成“昂城”打掩护。并生的问题是，只改动文字易将众人的关注点集中在文物上的文字是否容许改动这个关键问题上，“昴城”改成“昂城”就不一定能够确保了。于是，索性来个断句、标点以至“/”全带错，再加把难认难断的字“正朔”改为“缶朔”、“□殃”写作“经殃”，摆个一同有错的迷魂大阵来掩护“昴城”改成“昂城”暗度陈仓。还有个问题是，得为“昴城”找个为什么改成“昂城”的理由。如果光改字不阐释解读的话，“昴城”改成“昂城”就失去了改字的意义，况且有同样笔划分明的“珠昴”在，也无以塞众口。如果只阐释解读为什么“昴城”改成“昂城”，又显得太扎眼，反而易招众疑。如果对改动过的所有文字都一一作出阐释解读的话，有《慕容智墓志铭》在，“二鉴”“藩邦”“缶朔”“经殃”这么多易识易辩的字明明与碑面原貌文字不符，阐释解读越多越容易露底。特别是“藩邦”“缶朔”这样的考古专家常识字，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反而坏事。也正是因为只阐释解读“昴城”改成“昂城”太扎眼，就选择了阐释解读“二鉴经殃”作陪伴，用“二竖□殃”改成“二竖经殃”的奇特点去转移众人对“昴城”改成“昂城”的注意力。差错多些的好处还在，如果万一遭遇追问了不得不改正，只需要改正其它差错，不必把“昂城”改正为“昴城”，那就大功告成了。何况，凭借吐谷浑考古项目等等的知名度关注度，《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旦发表出去就会很快进入学术搜索引擎等等工具，先入为主，这份对录文字就会很快普及为众人意识中正确不二的学术定论了。面对这类抢先定论，如果没有谁看得出来没有谁去较真，全社会对《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的共识也就永远准于“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了，从而成功实现了“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由没有真凭实据到有实物证据的安全转换。简言之，只要确保“昴城”改成“昂城”雷打不动，牺牲多大代价都在所不惜。

如果不认为是这样，那么请回答：对碑面原貌文字“昴城豪望”，是字儿认错了把“昴城”笔误为对录文字“昂城”的呢，还是改字为“昂城”的呢？作为考古大专家大学者，该不该对碑面原貌文字“正朔”“藩邸”“二竖”不认识？

那么就深入问一下了，对于笔划分明的碑面原貌文字“二竖”“藩邸”“正朔”不认识，是断天定地的考古大专家大学者应该具备的知识储备吗？担负国家重大考古项目的大专家大学者，就理直气壮地可以不认识“二竖”“藩邸”“正朔”这么普通这么清晰的字吗？如果是真的属于不认识，凭的什么学问实力承担国家重大考古项目？能够知道“天授日月”是武则天造字，反而不知道“正朔”的“正”乃武则天造字，有没有底气说是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知道，那又为什么要把“正朔”改成“缶朔”？既然“昂城，又作‘昴城’”是正确的，为什么不把“昴城”单独改成“昂城”，这么多字为什么也都改成了另一个字，改字的各自理由是什么？如果要自认本来就是这么点水平，那么再问，经手断代断识过的文物是不是仅仅止于一个《慕容智墓志铭》？

3、显然，对于所谓“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连提出者本人都知道越来越靠不住了，更担心所谓“昂城为羌地古城名，是吐谷浑部西迁白兰途中的初据之地”“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这两条根本性支柱迟早会倒掉，急于伪造一个同物同文有“昴”“昂城”字眼的实物实据出来，以求“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永远正确下去。说直白一点，就是借用《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要把“昴城豪望”做成“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公认学术定论的实物证据。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请问，《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把“昴城豪望”改成“昂城豪望”是不是事实？有可以在文章中按“昴城”=“昂城”阐释解读的选择，为什么对录文字中要非得把“昴城”改成“昂城”？为什么要改字的非得是“昴城豪望”，为什么改字的就不能是“昂城，又作‘昴城’”？既然“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是天底下最正确不过的，不把“昴城豪望”改成“昂城豪望”难道“昂城，又作‘昴城’”就不能成为天底下最正确不过的学术论断了吗？把“正朔”断识为“缶朔”、“藩邸”断识为“藩邦”、“□殃”断识为“经殃”，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断识、断识为这样的正确性在哪里、是依据什么断识的等等必要内容，《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恰恰没有给出必要的阐释解读，到底是真的没有必要还是真的做贼心虚？莫非文物上的字由这个字改成另一个字是个可以随便改来改去的小事不值得加以说明？为什么对“昴城”改成“昂城”非常的理直气壮，为什么又对“正朔”改成“缶朔”、“藩邸”改成“藩邦”、“□殃”写作“经殃”就理直气壮不起来了，是哪一点上贼胆发虚了？难道考古大专家大学者就是点专门认错字儿的水平吗？考古这样的重大事业是为所欲为的工具吗？

（四）我们来看，文章题目是《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个“考”字就决定了这篇文章本身就责在考古考证，就得遵守考古考证的基本标准基本规范基本准则，而不能例外于考古考证的基本标准基本规范基本准则。尤其是《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署名作者、署名单位身在慕容智墓考古项目，其指导者又为业界名望人物，其职其责本身就负有将《慕容智墓志铭》碑面繁体文字转换为简体对录文字的职责，且职在以《慕容智墓志铭》简体文字为标准去统一普天下的引用使用口径。自于职责的关联性，《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本身就是在为《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下定论，更无法割裂通过《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拿《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当定论的导向性。也就是说，将《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价值使命和学术影响力等同于一般的学术文章或者一般性的考古学术文章是说不通的，是与其在国家重大考古项目上的岗位目标职分责任相背离的。一言概之，无论是把这篇文章说成是考古成果还是考古学术文章，都无法说通《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392字对录文字算不上考古结论这类

的理由。其职其责的关联性决定了，如果对录文字不是或不能成为为《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下定论，就是严重的失职失责。反过来问，如果不是为《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下定论，《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的学术价值何在？国家委责于你们考古考证，到底要的是不能作为定论的东西，还是要的是可靠定论的东西？国家是委责你们为《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定论，还是委责你们去为文物改字定论？退一步问，如果《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既然不是为《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下定论，那为什么又为“昂城，又作‘昴城’”不遗余力地进行定论？非得要把碑面原貌文字“昴城”改成对录文字“昂城”，如果不是为了把“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打造成有“实物证据”支撑的扎实定论，那又是什么妙用啊？文物上的字不能改这是严格的一道红线，又不是外行不知道这点规矩，明明知道却不惜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什么事情值得去这么冒险一搏？最简单的一点，只要《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把“昂城，又作‘昴城’” 这一学术论断当定论是成立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就是在拿《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当定论。

我们再看个常识性笑话。《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曰：“志文载慕容智‘为可汗第三子也’。”“由文献和墓志记载来看，闼卢摸末长兄封号‘成王’，三弟封号‘喜王’，五弟封号‘宣王’，皆为一字王。”可见，《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把墓主慕容智断识为“喜王”了。稍稍具备点深入些的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喜王”与“员外置喜王”是分属于不同范畴不同级别的两类官职，内涵上“员外置喜王”≠“喜王”。志盖正面篆书分明写着“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碑文题头明确是“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只见“员外置喜王”，未见“喜王”。这就已经醒目不过地点明了，墓主慕容智是“员外置喜王”，而不是“喜王”。“员外置喜王”与“喜王”，差的尺码大了。《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这类自以为是的错误断识在对录文字的断句、标点方面有好多处。行外人不懂这些犹可，对于要为考古考证下定论的人这是起码必须具备的常识性史学知识。连这么点史学小常识都没有搞懂，忝列考古大专家，何以能做到考古之准确断识？又何以服天下？更何以能瞒得过天下睽睽众目？

（五）对此，我们只能用“六个难以置信”来表达难以置信：对“昂城，又作‘昴城’”这样的学术论断，唯知引用却没有谁敢去根究敢去撼动，难以置信。短短392字对录文字中的错字错句错标点算作是一众大专家大学者之识读集成，难以置信。满篇错字错句错标点的东西也有勇气拿出来标准于普天下，难以置信。能够跳过文字差错率标准发表出来，难以置信。对文物上的字也敢堂而皇之地改成另一个字还敢以正大理由冠冕堂皇之，难以置信。放肆无忌到敢于公然藐视天下人，把普天下睽睽众目当瞎子耍弄，难以置信。

面对错别满篇的这篇《唐〈慕容智墓志〉考释*》，多少人不禁悲叹：“我们年轻人纵然拿出再硬棒的东西发表一下比登天还难，抵不住个别专家狗屁不通的随便一文。如果不知道那句话逆了权威们的观点，不知谁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足以把人一辈子拍死，连网络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也会被封杀、屏蔽、覆盖、删除得一干二净。还是当专家好。”

但我要说，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可以藐视天下任何

事任何人，但决不可以藐视年轻人。可以捂住天下昭昭日月，但决不可能捂住天下昭昭之眼，更不可能永久捂住天下悠悠之口。正气才是学术的真正底气，年轻人才是学术开拓的永久载体。

多关爱些年轻人吧，多为国家留点未来吧，那才是中国学术真正的希望所在，那也是在为自己缔造个安心。

穿插个小知识。“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是“昂城，又作‘昴城’”的这一学术论断的重要理论支柱，其中的“昴”“西方白虎”字眼很关键。要知道，算命先生依据的所谓“西方白虎”与《旧唐书·天文上》之类典籍中的星宿方位是分别属于两个范畴的两类概念，不能完全等同。相术历算将星空“二十八宿”分为四组，用对应东、南、西、北方位的办法分别命名为“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每组七星。属于“西方白虎”的七星分别是“奎、娄、胃、昴、毕、觜觿、参”。据《史记》《汉书》星宿方位：“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徐州”“冀州”“益州”分别位于今河南省、河北省、四川省。把“益州”即今四川省说成位于华夏版图的西南方位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若把“徐州”即今河南省、“冀州”即今河北省说成位于华夏版图的西南方位显然是胡扯淡了。再看，属于“南方朱雀”的七星分别是“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据《史记》《汉书》星宿方位：“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雍州”即今陕西省以西版图均属于“禹分九州”时“雍州”的地理范畴，很明确是在北方。“荆州”即今包括河北省、湖南省在内的广大地区，很明确是在南方。把“荆州”说成在南方是毫无问题的，但如果把位于北方的“雍州”也说成在南方显然是说不通的。由此可见把“西方白虎”混同于星宿方位是起码的概念不清，那是把相术历算上的“西方白虎”星宿类别当天文地理上的星宿方位了。显然，“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连这点起码的工夫都没有用心到，能不欲盖弥彰吗？

一句话：“撼星空易，撼一字难”。

强调几句：如果认为以上我是在胡说八道，那么，请先对以上所有标识为“？”的问题一个不漏地、明确认真地给出合乎逻辑、合乎事实、合乎规定的解释。我们也期待这些标识为“？”的问题能够一一得到明确认真的解释。如果要有进一步探讨的需要，那我们就再浪费点时间去翻著作翻资料翻文章虚心认真地学习考究一番。反正我们还年轻，有时间有精力。

三、“昴城”可不可以改成“昂城”？

承上所述，向有关方面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一）如果提不出更为有力的证据，所谓“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有关方面有必要有责任提醒全社会在学术上终止其引用和使用，以免导致更多的学术错误和考古断论错误。

（二）《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显然违背了文物文字对录的忠实、准确、可靠原则，远远超出文字及符号差错率规定标准，属于文物文字识读的不合格品，有关方面应立即终止其传播，以免产生更多更严重的误导。

（三）《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因其在《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中存在多颗字识读错误，并同存在断句、标点、符号、标识等多类错误，更存在以对录文字代替碑面原貌文字作阐释解读的不规范性问题，显然达不到考古成果或考古学术文章的基本要求，有关方面应立即终止错误，以免自于慕容智墓作为国家重大考古项目等等因素所具备的影响力而引发更为广泛更为严重的学术错误和考古断论错误。

（四）《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通过对《慕容智墓志铭》碑面原貌文字“昴城”改成对录文字“昂城”，以达到为“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制造“实物假证据”的特征明显，维护“昂城，又作昴城”这一学术论断永远正确下去的目的清楚确凿。其做法已经超过了相关规定的许可，性质及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显然已经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尤其是，对文物改字绝不能开禁，更不能让文物改字、伪造“文物假证据”、为文物改字制造合理化理由等等行为成为可以效法的一种学术风气，对于这类行为应当坚决地明确地严肃地予以禁止。

特别指出的是，把文物原貌文字由这个字改为另一个字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文物文字考古考证的基本准则。《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居然为文物文字由这个字改为另一个字寻找合理化理由。如果容忍此风漫延，中国考古事业的忠实性准确性可靠性将不复存在，更谈何真正的中国学术，并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也是本人不得不拿出勇气写这篇文章的根本原因和根本动力，希望大家充分地意识到认识到这一点。

文物考古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一再警示我们，“垄断化”“黑箱化”“形式化”“专断化”“一言定论化”式的考古格局不容再继续下去了。全社会监督、各类人才参与、各环节透明，中国考古事业才能去伪存真硕果辉煌。在网络管理上，应当纠正对考古学术文章封杀、屏蔽、覆盖、删除的学术霸道做法，让那些敢于质疑的学术声音发表出来，使青年才俊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有发表的渠道和延续存在的空间，让那些错误的学术定论学术断代无法掩盖，对于这一点全社会尤其期盼。

就这个问题本来是要详细陈述，也是写出来了，左右思量，还是点到为止的好。

但这里不得不说，无论考古工作还是学术研究，历来是有些规矩有些底线的。仅提示几个要点：

（一）文物上的字不能改，谁都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说到天边去都不能许可的坚定原则。

（二）文物文字识读最基本的原则是忠实，即忠实于原貌，忠实于原义，忠实于原字。

（三）文物上的原字是什么字就是什么字，绝对不容许由这一个字改为另一个字，哪怕一个字都不行。

（四）谁敢改动文物上的字谁就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谁敢儿戏这些原则谁就得面临身名俱裂。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考古行业的共同准则，也未见哪条法律条规哪个学术规程的明文上有容许改动文物文字的条款或字眼。

如果有人要相责于容错机制，坚定回答：容错机制关键要看是什么样的错。属于允许类出错的范畴与属于严格禁止类错误的范畴是两码事，二者不能等同。清楚的人自然很清楚。

再重申一遍，文物上的字不能改，不管他是谁。

附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原载《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慕容智墓志铭》对录文字的原文原样，另附《慕容智墓志铭》碑面文字图片，以此为证，方便对证。

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

王讳智，字哲，阴山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也。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方/礴凝形，玉塞列藩维之固。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贵诗/书，践仁义，则王家之生常矣。廓青海，净湟川，率荒陬，/欵缶朔，则主家之积习矣。故能爪牙上国，跨蹑边亭，/控长河以为防，居盘石而作固。灵源茂绪，可略言焉：祖丽杜吐浑可汗。父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跋勤豆可汗。王以龟组荣班，鱼轩懿戚。出总戎律，敷/德化以调人；入奉皇猷，耿忠贞而事主。有制/曰：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材略有闻，宜加戎职，/可左领军将军，俄加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望重边亭，誉隆藩邦。西园清夜，敬爱忘疲，东阁芳晨，言/谈莫倦，诚可长隆显秩，永奉宸居！岂谓齐桓之痾，/先侵骨髓，晋景之瘵，已入膏肓。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礼也。上悬乌兔，下临城阙，草露朝清，松风夜发。泣岘山之泪，隋悲陇水之声，咽呜哀哉！乃/为铭曰：

丹乌迅速，白兔苍茫，两楹流奠，二鉴经殃。/崩城恸哭，变竹悲伤，一铭翠琰，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