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小泉故里

赵谦玺

对小泉先生的景仰，源自于他与路易·艾黎先生一样，有一个传奇的经历。都是经历过从军，最后在另一个方面成就了自己。

小泉故里，位于山丹县城小东门外的周家庄，现在其实是周氏家族的宗祠。2006年，农家书屋项目启动时，村上将争取到的书屋建在了周氏宗祠里。这倒很符合小泉先生的身份，让肃穆的宗祠融进了时代的气息。

纵观山丹历史，两千多年来有近一半的岁月为五凉、吐蕃、回鹘、西夏贵族或汉族地主武装割据，经济屡遭破坏。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男女罕事耕织，唯弓马是尚，畜牧为生”（《甘镇志》）。周蕙自然也耳濡目染了尚武的习气。

周蕙，字庭芳，号小泉，明朝山丹卫城外小东门人。他的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宣宗宣德至孝宗弘治年间。即公元1426年至1488年之间，终年时62岁左右。

《山丹史话》中说，周蕙少年时代家境很贫寒，虽然求学心切却无力进学校读书。十七八岁时就投身行伍，先后在临洮、兰州等地当戍卒。驻防兰州时，偶尔听到有人讲儒家著作《大学》首章，很受启发，于是开始发奋读书，这时他已年逾二十。以前我总对名儒家少时因贫穷不能读书的境遇颇感同情。后读到天水郭延坡、俞竹平的《明代秦州理学家周蕙生平丛考》一文，才知道非“无力求学”，而是另有原因。

这得从明代的军制说起。明代的军制是一种特别制度。明代实行卫所军制，军籍与民籍、匠籍平行。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而军籍则隶属于都督府。也就是说当时军籍已经是条块化管理了。军人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军人的身份、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一个人一旦为军，他的一家便世世代代隶属军籍，成为军户，迁往指定的卫所居住，其家庭及子孙后代以军籍行世。正军老病死亡后，则由其家族其他男丁替补。

所以周蕙之所以不读书参加科举而是从军，并非因为他“少时家贫”，而是被他的军籍身份所注定。

山丹卫是明代军事卫所之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属于军政合一的卫所。初属陕西都指挥使司，后改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明代的军户一般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将军籍落在卫所内，远者距原籍数千里。可以推断，周蕙祖上由于从军，成为军户，落户籍到山丹卫。到周蕙时承袭军籍，达到一定年龄(一般是15岁就依例成为一名军卒）而被派往各地戍守，例行职责。他的从军是环境和身份双重决定的。

近年来，家谱文化复兴，修谱之风兴盛。山丹各地的周姓家族也纷纷推贤举能，聚物集财、寻根问祖，整修族谱。数次派人前往省城兰州查阅资料，或亲往天水清水县的小泉村寻访遗踪，追祖溯源。其中山丹陈户周姓家族在修谱过程中，得本族民国贡生周中元庄院大门镶嵌的石雕门联，有“濂溪德泽，世继象贤”之语。“濂溪”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堂号。虽为赞誉之辞，却可依次寻迹。由此可以推断，周蕙应该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明儒学案》中说周蕙“以父游江南，久之不通，追寻江湖间，至扬子而溺”。周蕙的父亲为什么赴江南多年不归呢?明代的卫所大多设于边塞之地，军户生活艰苦，军人多有逃亡，而正军之外的余丁等军属则更多地选择回原藉生活。这样一来，《关学编》所载周蕙是“山丹卫人”，就指他的军籍所在地是山丹。作为军户，其原籍大概就是濂溪先生的家乡今湖南省道县（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了。周蕙的父亲应该也是回到了那里。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宋明道学的开创者。400多年之后，周蕙成为名播关陇的理学大儒，应该不是偶然因素，其家学渊源和优良家风的传承应该是他的内在动力。当时他是戍守兰州的一名普通士兵。此时，进士出身，曾当过福山知县、莱州和南阳知府的兰州人段坚，在兰州创办了志学书院，召集一些儒生在那里讲学。戍守在书院隔壁的周蕙闲暇时经常去旁听。时间长了，儒生们让他进去坐下听。周蕙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学习更加用功。又过了一段时间，儒生们讨论问题也让他发言，谈一谈他的理解。由于他苦心学习，专心听讲，善于思考，对疑难问题也能谈出自己的见解，成了儒生们很敬重的朋友。

但是，段坚认为周蕙是一名戍卒，小时候不曾读书，学不成什么名堂，且劝他“非圣弗学”。而周蕙则说：“难道只有圣贤才能学到文化知识，人皆可以为圣贤”。妥妥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信。他坚苦力学、说到做到，矢志不移。他慨然以宋代著名的理学家程题、程颐、朱熹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这里不提周敦颐，或许周蕙认为那是家学，自己要有所创新和突破，应该博采众长吧。之后，他又到清水教谕李昶那里求学。李昶和段坚都是薛瑄的学生。薛瑄是很有学问的人。周蕙又拜李昶为师、学了很长时间，知识更丰富，学问更深邃了。

当时镇守陕西的武官恭顺侯吴瑾，非常仰慕周蕙的学问，便召周蕙给他的两个儿子当老师，周蕙推辞不去。吴瑾问他为什么不来?周蕙说：“我原是一名戍卒。总兵大人如果以戍卒召我，我不敢不去；如果是教你的儿子读书，那我就是老师了，岂有老师是随便征召的吗?”吴瑾恭恭敬敬地送两个儿子到周先生家里读书。

不难看出，此时周蕙已经由一名戍卒成功逆袭成为一代名儒，完全摆脱了军籍身份的束缚。

周蕙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经常游学西安，与李锦等一些有名学者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成为当时西北有名的学者。由于周蕙曾受学于清水教谕李昶，他时常往来于秦州和清水县之间。晚年他选择处于两地之间的小泉村作为隐居之所，既方便于往来秦州与清水两地，又环境清幽，适宜隐居读书。戍卒苦读终成名儒，只是名播关陇时距离他的出生地山丹已有千里之遥了。

周蕙去世之后，时光的年轮再一次转过了近400个春秋，也就是清朝的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西征新疆阿古柏，途经山丹，派人寻访他的族裔，并亲书“周小泉故里碑”，树在山丹城外小东门，缅怀周蕙的同时激励后学。

左公任陕甘总督时，非常重视教育，创建甘肃举院，兴办教育事业。明代的时候，甘肃是陕西的一部分，甘肃士子应举的闱场也在西安。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从陕西划出，自成一省。但是经过了200多年，甘肃乡试依旧与陕西合闱。这使甘肃考生应试极其不便，许多人才被埋没，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于1873年，奏清朝延允准甘肃分闱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从此才开始在兰州筹建举院。光绪元年举院落成，举行甘肃首次乡试，参加士子达3000多人，较以往赴西安考试的人多出了二三倍。左公在创建举院的同时多次下令整顿学政，修葺书院，增办义学、刊印书籍。下令全省军旅不得占驻书院，不断增加府州贡院岁试、科试学额和乡试取士名额，这使甘肃文风蔚起。

也就是说1875年是一个很特殊，很有意义的年份。左公西征经过山丹时不仅树了“周小泉故里“碑，还改东乐的天山书院为仰止书院、亲书匾额，捐资助学。这是他在亲力推动自己的教育改革。

其实，从他派人寻访周蕙族裔来讲，不仅是他对小泉先生学问和品行的景仰，更是对他远迁边陲同乡名儒的缅怀和纪念。周蕙的原籍是今湖南道县，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离开故乡在相隔数千里的塞乡，两人隔空相遇，应该是他对这位同乡学识和人品的敬重更胜一筹。

塞乡秋日黄昏的斜阳洒落在小泉故里的院子中，阳光把本已染黄的树叶和松枝都镀上了一层金色。那通重刻的“周小泉故里”碑也被描出了金边。几位修谱老人的叙说在耳边渐远…… 远行在历史深处的周蕙、左宗棠等诸位先贤在山丹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202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