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圣脉千年润，汨水离骚万古流”。2025年5月的汨罗江，碧波荡漾，艾叶飘香。汨罗江上，来自世界各地的24支龙舟队驭水飞舟，即将在龙舟故里逐浪争锋。汨罗江畔，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屈子书院，香雾缭绕、龙光迸射，圣人孔子和诗祖屈原后裔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文化对话即将开启。

琴音溯千古，文脉汇双流

屈子书院沅湘堂内，一片庄严肃穆中，一首二胡曲《离诉》悠扬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成员何小米端坐台上，琴弓起落间，乐声漫过堂内两百余席，既诉说着屈大夫“长太息以掩涕兮”的时代悲歌，亦传递着孔夫子“逝者如斯夫”的时空感悟。参与对话的两位重量级嘉宾从容落座：一位是孔子后裔、儒家文化的当代使者、世界儒学大会原秘书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先生，被称为“行走的儒家文化百科全书”；一位是屈原后裔、楚骚精神的诗意传人、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北京著名诗人、辞赋家屈金星先生。

“维岁乙巳兮，节届端阳；孔屈后裔兮，共祭罗湘；泗水钟灵兮，汨水汤汤；尼山怀哲兮，玉笥凝芳；诗礼相承兮，德泽八荒；仁忠同源兮，万古传扬；弘道继志兮，华夏共襄；祀典虔诚兮，来格来尝。尚飨！”对话开始前，在汨罗江畔屈子祠，由两位屈孔后裔主祭，举行了古朴庄重的“祭屈大典”。之后，在古银杏树下，孔祥林与屈金星分别将取自曲阜泗水、汨罗汨水的清泉汇入青铜礼器，浇灌象征文脉传承的“中华诗歌圣树”。孔祥林以“赋诗作歌、迥秀风烟”表达祝福，采唐骆宾王诗“风烟标迥秀，英灵信多美”，宋黄庭坚诗“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屈金星以“滋兰树蕙、栽木柱天”表达期许，语出屈原楚辞“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杨昌济公对联“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简短的祝福语，内涵丰富、底蕴深厚。

“哀郢失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悬挂在屈原书院中厅正门、先贤郭嵩焘公撰写的这副楹联，以宏阔视野、千钧笔力，拉孔子、屈原两位泰斗“同框”，这是机缘巧合，更是孔屈文化、思想、情怀的同频共振。

江河澎湃，双圣辉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次孔子屈原圣贤后裔汨罗江文明对话，是湘、鲁两地汨罗、曲阜市政协联合主办的文化盛事，以“孔子屈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为主题，通过对话与交流，让更多的人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孔子屈原精神的独特魅力，是贯彻落实“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二胡曲余音袅袅，沅湘堂一片肃穆。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吴广平，以地道汨罗方言开始主持对话：“今日之会，既是北孔南屈的隔空执手，更是文明长河的重溯与开新。”

这场跨越两千三百多年的对话，以时空为河、血脉为舟、文化为楫，映照出传统与当代的双重辉光，在历史长河中划出新的道道波纹。

汨罗与曲阜：文化源流的南北交响。曲阜，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汨罗，屈原殉国地，被誉为“蓝墨水的上游”。中华文化根脉在这里孕育出了两条壮阔的河流：一条是曲阜杏坛流淌出的理性之光，一条是汨罗江故道奔腾的浪漫诗情。“北孔南屈”，共同滋养华夏文明。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曲阜地处鲁国，是为西周制礼作乐周公的封地，因此与京师一样具有最发达的文化，曾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时评。正是这丰厚的文化土壤，才造就出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谈及曲阜和先祖，孔祥林先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曲阜的厚重像青铜器，汨罗的灵性就像汨罗江水——它是液态的诗歌、诗歌的琼浆、流动的《离骚》。作为汨罗市的第一位荣誉市民，屈金星先生说，“我每次来汨罗都要取一壶江水带回北京，喝了汨罗江的水，我就有了灵性，有了诗兴。汨罗江的水是蓝墨水，是诗意的水。”

圣人孔子与诗祖屈原：思想与文学的双峰并峙。仰望中华文明星空，有两颗星辰格外耀眼。孔子和屈原是中华文明星空中的“双子星”。孔子“万世师表”，是儒家思想奠基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屈原“光争日月”，是中华诗祖，“宏开华夏诗歌史，独立东皇太乙前”。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孔祥林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中外：哲学上，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造就中国轻宗教、重人文的文化特质。而比孔子晚出生82年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和安排的，造就了西方重宗教的文化特质。宗教是人类幼年的记忆，从孔子开始中国就跳出了宗教的窠臼。道德修养上，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提倡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忠、温良恭俭让等伦理道德，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立而立人，己所达而达人”，造就了中华民族仁爱万物、诚实守信、重义轻利、杀身成仁、孝敬父母、忠于国家等美德，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构建了东亚文明的价值基础。

“与孔子的思想体系不同，屈原开创的楚辞传统为中国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境界”。屈金星慷慨陈词：屈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熔铸成瑰丽的诗篇。楚辞中那些飞腾的想象、香草美人的象征、对天地自然的追问，都展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诗句，不仅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更树立了中国文人的人格典范。

“孔子以理性构建文明根基，屈原以激情拓展艺术疆域。一个为中华民族确立了道德坐标，一个为华夏文学开辟了审美维度。这种思想与文学的双峰并峙，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主持人吴广平的点评，总是一语中的、画龙点睛。

高端对话：“历史还原”和“时代转轨”

汨罗江的碧波里，闪耀着两千年的《天问》；曲阜城的暮色中，回荡着三千弟子的弦歌；中华历史长河的河床上，沉淀着五千年文明的密码。孔屈后裔的高端对话，在主持人的精心引导下，渐入佳境，由最初的“历史还原”趋向“时代转轨”，被赋予新的阐释维度——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流动的江河，在新时代的河床上奔涌向前，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孔子和屈原：“仁政”与“美政”的两大典范。“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赫拉克利特语）。吴广平提出，当我们谈论孔子和屈原时，除了他们杰出的文学成就，更不应忘记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成功实践、卓越思想和高洁情操。

即使以世俗的眼光，我们也不能否认，孔子和屈原是优秀的政治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担任楚国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然而，让孔子和屈原作为政治家流芳百世的，更是他们先进的政治理念与高尚的政治品质。“旨远辞高，同风雅并体；行廉志洁，与日月齐光。”

孔祥林阐述先祖孔子主张的德治思想，其核心是以道德教化来实现社会治理，德治、礼治与法治三结合，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也正是当代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源头。

屈金星阐述先祖屈原在楚怀王时期推行的“美政”，其本质就是打破世卿世禄，主张“明法度”“重贤才”。孔子以道德教化构建和谐社会，屈原以法治改革追求公平正义；孔子主张渐进改良，屈原力主激进变革，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理想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天下大治。

“知其不可而为之”、至诚至纯的道德追求，是孔子与屈原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内在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二者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仁者爱人，这是道德的本源；克己复礼，这是道德的实践。孔子强调“政者正也”“为仁由己”，将道德自律视为人格完善的根本途径。屈原的道德追求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这种宁死不屈的道德坚守、“虽体解吾犹未变”的道德定力、“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气节，加诸孔子的“政者正也”“为仁由己”，正是当前一体推进“三不”，实现“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变的动力源泉。

孔子和屈原：中国教育的两大先驱。孔子杏坛设教，弟子围坐，“如沐春风”；屈原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以教胄子”。两位先贤，一个开创私学之风，一个革新贵族教育，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教育根基。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首创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将教育扩大到民间，开民之智，力图培养能够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高端人才。“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据此提出“学而优则仕”，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口号，它打破贵族世袭制度，为平民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屈原《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倡导质疑精神，《离骚》“纫秋兰以为佩”采用象征手法教学，“以诗化育”，用香草美人的意象，将道德教育转化为审美体验，与儒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系统育人路径异曲同工。前者以仪式感传承伦理秩序，后者以诗性思维激发创造力。这一“实”一“虚”的教育实践，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刚柔相济”的育人体系。从孔子的“杏坛弦歌”到屈原的“兰台授业”，中华文明的教育智慧始终兼具普惠性与超越性。今天我们推进教育现代化，既要像孔子那样坚守“有教无类”的公平底色，也要如屈原般守护“独立不迁”的创新灵魂——让每一间教室，都成为孕育君子人格与诗意心灵的文化沃土，让“北孔南屈”的教育之光，照亮中华民族的未来征途！

游历精神：现实关怀与超验追求。两千五百年前的尘土路上，孔子的车轮碾过中原的沟壑，十四载颠沛，陈蔡之困、匡地之厄，霜雪浸透麻衣，却将“仁者爱人”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两千三百年前的汨罗江畔，屈原的竹杖叩击楚地的泥泞，放逐之痛、故国倾覆之殇，荆棘刺破赤足，却让“举贤授能”的理想化作《离骚》《九歌》的璀璨诗行。

孔祥林认为，先祖孔子周游列国，表面是政治求索，实则是“游艺”与“游心”的统一。他率弟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沂水之滨的游春中体悟生命诗意；过泰山侧见妇人哭于墓，由“苛政猛于虎”的现实触发仁政思考。这种“行万里路”的周游，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也是“君子不器”的人格修炼——就像《论语》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行走山水间，即是道德课堂。

屈金星认为，屈原“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这种超越现实的“远游”想象，是楚地巫觋“交通天地”的诗化表达！但屈子的“远游”超越了巫术仪式——他“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在想象中丈量宇宙；“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于遨游中寻找精神归依。这种“游”不是逃避，而是以超越性的视角审视人间苦难，恰如《离骚》“周流观乎上下”的叩问，是用脚步和想象共同书写的生命哲学。

站在先贤以血泪铺就的文明长阶上，或许不必复制、重蹈他们的苦难，却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那份“行路难”的精神跋涉——我们不妨让当代年轻的学子走出书斋的荫庇，走进田间地头，触摸稻穗低垂的谦逊；走入社区街巷，聆听市井喧哗中的人间冷暖；避免巨婴呵护、过度保护，让他们经历实践的摔打、社会的磨砺，为青春的羽翼添一片承载风雨的坚硬翎毛。

千年回响，历史上5次对话的精神图谱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历史上文化人的孤独，在发黄的册页里触手可及、触目可见。文明的对话，成了奢侈品。轻敲中国数千年文化史陡峭的回音壁，依稀能听到几声淡淡的回响，每一次回响，都韵味绵长。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获得鲁昭公的支持，一车二马千里迢迢到洛阳，向掌管王室典籍的大学问家老子问礼。临别之际，老子赠言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子把修身慎言作为一份宝贵的礼物，赠给了孔子。孔子从中应该是领悟了很多，因为惜字如金的《史记》专门记了一笔：“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公元前278年，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邂逅渔父。面对渔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劝谏，屈原没有选择“和光同尘”，而是慨然作答：“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两千年来，屈原在洞庭湖畔、汨罗江边上下求索的伟岸身影，定格在中国古代史的璀璨星空，让“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一直叩问着一代代执政者的灵魂；定格在中国文学史的辉煌前页，让“汨罗江成为中国蓝墨水的上游”；定格在中国清廉史的“开山之巅”，让“廉洁”文化、“美政”思想的春雨涤荡着政坛、官场的污浊。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作为一个原型或者母题，表达超脱旷达之“意象”，从《楚辞·渔父》发源，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文学史。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风华正茂、初出茅庐的杜甫，在洛阳第一次遇到名满天下、赐金放还的诗仙李白，挥笔写下“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千年之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李白惊为天人的风采，依然能够感受到青年杜甫对心中偶像的无限崇拜。一千两百多年后，闻一多把这次相遇称为“青天里太阳与月亮走碰了头”。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由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邀集，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举行“鹅湖之会”，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实质上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相呼相应洞庭阔，一曲长歌楚水西”。文化的江河从不囿于单一河道。2025年端午，圣人孔子和诗祖屈原后裔在汨罗江对话，为我们烹制了一席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这场跨越时空的深度交流，不仅让“北孔南屈”从历史符号变为文化交融，更是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碰撞中激荡出更加壮阔、更加辽阔的波澜，合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