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头脑中都应该有把破冰斧

——北塔就其新诗集接受《北京青年报》独家专访

北青报：你的新诗集书名《破冰斧》很有力量。为何选择“冰”“斧”这么硬朗的意象作为自己新诗集的名字？

北塔：“破冰斧”作为一个书名是我十多年前就有的念头。出版家、诗人马启代先生来约我这部诗集时，我就用上了。这个念头可能来自卡夫卡的一句话。这就是我在书中扉页上所引的：“一本书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人们心中的水域很容易被冰封，被自我冰冻，或被他人封锁，这会导致感受系统的僵化、思想活力的弱化，创造力缺如，同情心匮乏。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灵状态，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大刀阔斧的破解。这些措施包括打造或磨砺新思维的斧子。有胆有识的书，比如卢梭的、卡夫卡的、鲁迅的书，就是一把把这样的除旧布新的斧子。

我平生服膺象征主义诗学，我当然赋予破冰斧这个形象多方面的意义——社会变革的、思想解构的、生命再造的、艺术创新的等等。破冰斧的作用首先在于破，破除那些阻碍变革、创新和前进的事物、制度和观念。破冰斧甚至是革命的代名词。我希望我的书或者说书中的有些作品也具有破冰斧的性能和力度。

北青报：这是否也与你的创作风格有关？

北塔：作为江南人，我的性格有点另类甚至反叛，特殊时期的贫困生活和精神创伤反向硬化了我的心肠。后来，我去西北上学，朔风更吹硬了我的心身。我的写作风格也由江南而塞外，硬朗是我一贯的表现和追求。我的本名（伟锋）和笔名都比较硬朗，我的书名当然也不能绵软。我现在虽然也能欣赏缠绵和旖旎，但不太看重，自己的创作当然不太会走风花雪夜、儿女情长那一路。

我来自水乡，当然热爱水；但作为审美对象，水的固化状态——冰更让我喜欢，因为冰显得更加干净、透明、坚硬。我知道，与水相比，冰具有明显的时间短暂性和空间局限性。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冰就会溶化；巨量的冰大多存在于温度很低的地球两极或所谓第三极（终年积雪的高峰）。对于诗人来说，短暂性和局限性比所谓的永久性和普遍性具有更迷人的魅力，更能促发写作的冲动和灵感。另外，冰因为硬又不是太硬，所以能被雕刻，被雕出五花八门的图案。我喜欢看光怪陆离的冰雕作品，哈尔滨的国际冰雕展，我去欣赏过多次。文字如冰，也是可以雕刻的，也可以雕刻得美轮美奂、神乎其神。

我写作时，喜欢用笔如刀，力争去入木三分地刻画，而不是滑过纸面。我更喜欢用笔如斧。我曾把写诗比作用斧头劈木头。不是砍，而是劈。砍的是树，我不舍得下手。木头，在我们吴方言里，叫做“硬柴”。对付稻草等“软柴”，我们用镰刀、铡刀甚至菜刀“切”即可，但对付“硬柴”，我们就得用斧子“劈”——把木头放置稳当，把斧子抡得高高的，对准了，手臂铆足了劲，奋力往下劈。这个动作很像我写诗的行为特征。

我把写（好）诗的行为分为两类。一是用柳叶刀精切细割，一是用大板斧猛砍力劈。前者小破小立，出来的作品倾向于精美、微妙甚至唯美。后者大破大立，出来的作品生猛、鲜活甚至张扬、粗犷。我用大板斧的时候远远多于柳叶刀，我往往先用大板斧劈出个文本的轮廓，然后再用柳叶刀去加工、精化局部字句。处理农耕时代生活的花花草草，我们可以用柳叶刀；但我认为，现代诗必须总体性甚至终极性地处理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都市的、纷繁复杂的、钢筋混凝土的事实，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力大势沉的大板斧。

北青报：回望多年的创作时，硬朗是否是你一以贯之的风格？

北塔：硬朗只是我的风格的一个方面。我比较一以贯之的风格是软硬兼施，即寻找硬与灵（主要不是软）之间的平衡。我追求的总体风格是：硬而不板、不僵、不定，甚至要空灵、灵活、活蹦乱跳。这是冰水共存的状态。我从小就敬服海明威关于文本的冰山理论，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在水下。字面上的涵义是很小很有限的，或者说只是一些引子、线索和渠道，供读者进一步去探索字里行间的、潜于言下的涵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几乎可以是无限的。

与软硬兼施有一定重合度的是南北结合。我在北方生活和写作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南方，我的写作风格也是高度北方化了，我追求厚重、敦实、宽阔，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依然留有南方的细腻、华美与含蓄。

北青报：回头看，有哪些篇目，是你如今重读才看见分量或从中有了新发现？

北塔：我不太“悔其少作”。我有时候还会翻看我早年比如上学时写的东西，觉得还是蛮有看头。这当然可能有敝帚自珍的心理作祟，但我也真正理性地以为：青春期的写作如果有一定的控御，那么其激情、其本色、其超强想象力和挫万物于笔端的才力，往往是中老年时所难以拥有的。因此，我故意选了两三首我的诗歌写作实习期的代表性作品，比如本书最开头的《哀江南》（题目来自庾信）。

我从早年开始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极大。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两大主题是人伦和爱情，西方传统文学的两大主题是宗教和爱情，中外现代文学的两大主题是存在和爱情。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探讨存在——个我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甚至存在本身。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存在大于本质，或者说以存在论替代本质论。存在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化的，即随着境遇（situation）的不同我们的感受和看法会发生变化。

《电梯刑》是我探讨存在与境遇的关系的一首诗。电梯就是我们面临的境遇的象征。我们的境遇和境界往往是被框定的，人生的上下、进出都不由自主，在阶层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里尤其如此。我每次坐电梯，都会想起这首诗；也有读者说这首诗给了他们对自身处境进行反思的机会。最近几天，有人在我所住楼房单元的电梯里洒了馊汤，相当难闻。这使我对自己这首诗所揭示的人生的封闭性和被动性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

我这些年颇为关注生态主义哲学。我的有些诗当年写作的时候，不是以生态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的，但现在看来，完全可以从这个视角进行解读，比如《长歪了的葡萄树》《割草机》《挪威的森林》等。当然，我高度继承古代咏物诗的传统，即一切物语皆为情语，归根结底，还是借物象探讨人、人性。当我觉得自己的探讨太拘泥于人性，就会故意引入神性视角、神化思维。

我近年来通过研究德勒兹和瓜达里等人的哲学引进并探讨游牧诗学（nomadic poetics），发现自己一直在奉行这种诗学的诸多策略。我的许多作品，尤其是组诗、大组诗（有时一气呵成十几首乃至几十首）的写作路子十分符合游牧诗学的原则，但当时我连游牧诗学这个概念都没接触过。

北青报：你不仅写诗，也写学术性著作，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创作表达思想？

北塔：当然还是诗更能娴顺地彻底地巧妙地表达我的思想。诗歌是最自由的文体，它是我表达思想的利器。学术写作有很多规范，尤其是学术论文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我戏称之为学术八股文，是很限制思想表达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流动的、扩张的、块茎式生长的，八股思维会把思想框住。我写的比较多的散文是学术随笔，这类文字是对学术论文写作的松绑，但也比较有限。

用散文表达思想与用诗歌表达不可同日而语。散文要的是形，诗歌要的是象。形是已定的，象是未定的——将定未定。散文就是一个容器，它本身不具备生长性甚至鲜有伸缩性，写作过程中，甚至写作之前，从主题到层次甚至遣词造句都是理性掌控的，有始有终，有板有眼。这个容器只起到承载思想的作用。而诗歌写作是跟思想一起运动、运行、起起伏伏、生生灭灭。诗人敞开自己，让思想自由生长、变化。在落笔之前甚至收笔之际，诗人脑子里未必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北青报：在你的学术随笔中，能看到对历史的解读，在你看来，如何通过写作，体现个体与宏大历史的复杂联结？

北塔：我这些年写学术随笔比较多，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史的更多，我甚至即将出版一部专门关于中国古代文史的随笔集《月印万牖》。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所以，我解读历史，绝不仅仅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是对现实中的历史或历史中的现实的疑惑。我读到历史中某些非正常但普遍的现象时，发现现实中有惊人的对应或“后遗症”，就想指出来告诉世人，以提示或提醒他们：第一不要惊慌（因为古已有之，第二要重视（因为根深蒂固）。马克思说，人都是历史的产物。的确，无论是肉身，还是思想，我们都带着历史的印记（胎记）。伽达默尔说，个人的经验总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的经验重合。我的历史写作不是爬梳或还原历史，而是把历史现实化，把经验体验化。一个作家的历史参照系越大，他的文学抱负和思想格局也会越大。只有把自己放在宏大历史的汪洋中，我们的如桨之笔的划动才是有效的（荡开层层影响的波浪），我们的语言之船才能在时间长河中航行得更远。

北青报： 前不久，你主编的汉英双语版《中国诗选2025》面世，你一边写属于自己的中文诗歌，一边主编汉英双语诗选，一“写”一“编”，两种工作，对你来说是互补，还是互相博弈？

北塔：既是互补，又是互博吧；互补更多一些。我和诗人蒙古月等挚友联合编辑的汉英双语版中国年度诗选已经连续出版15年。我本人参与从策划到选编到设计排版印刷的全流程，尤其是英文的校对，花费的时间精力极大，但我乐于从事。

编辑年选，可以让我实实在在把握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脉搏，了解并学习当代同行的写作，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进行文本层面的切磋。

因为这个年选有英文翻译，我可以欣赏并学习不少翻译家的译作和译法。

我对这个年选的意义还是比较自信；首先，现在写诗的人和发表的诗太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力图以自己几十年的诗歌学养编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合集，与作者和读者们分享真正的好诗。其次，这也算是为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对外传播做点实事。中国诗人们出国交流的机会不多，但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我们的翻译和出版先漂洋过海与外国同行见面。最后，更加具有实际价值的是：我在大学里教的一门课就是中国文化外译，这部年选的编辑工作有助于我的教学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编”是我的“写”的延伸和佐证。

北青报： 作为主编，在筛选作品时，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选诗，优先考虑文学品质，还是考虑英文翻译后海外读者能不能读懂？二者冲突时如何平衡？

北塔：我在编选时，毋庸讳言，坚持贯彻的是我作为主编之一的诗学原则。每个主编都有自己的原则，有的是政治正确，有的是通俗易懂，有的是圈子文化；但我首先奉守的是五湖四海、多元缤纷的广采原则，然后是精采原则——以现实现代主义为主要标准。

我优先考虑的是文学品质；如果原作不过关，译文（哪怕信达雅）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里不存在平衡的问题。我们要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好诗。当然，译文质量也必须把关。我们不仅要求译者一再完善，也会请专家包括我本人一再对译文进行打磨。

北青报：汉语诗歌里大量意境、典故、含蓄表达很难外译。在编这本双语集的过程中，你发现当代汉诗对外传播最大的卡点是什么？翻译是“复刻诗意”，还是“再造诗意”？

北塔：我是这个年选的主编，也是主译，其中半数甚至更多作品是我翻译的。当代汉诗对外传播最大的卡点是翻译，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翻译的难度和重要性过度拔高甚至极端化，说什么“诗是不可译的”“翻译也是创作”。翻译的门槛是复刻，翻译的门楣是再造；当然，再造（二度创作）不应该是让创作欲任性发泄，而是要有克制、有底线，那就是始终尊重原作，原作才是牛鼻子。否者，译者（translator）就会蜕变成“背叛者”（traitor）。

诗歌文本的现实空间是极为有限、逼仄的，说实话，在诗歌的螺蛳壳里很难做翻译的道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失去是译者不得不面临的残酷现实。因此，我们翻译的总原则是：把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找补回来。失去意味着无法“复刻”或还原；找补者“再造”也。找补的策略有不少，此处不赘。

北青报：你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最近刚刚率领中国诗歌代表团完成欧洲八国一地区文化交流之旅。在你看来，对外推介汉诗，有怎样的收获和感受？

北塔：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单向意味着单向度、单相思，浅尝还就罢了，若沉迷于其中，不免可怜、无聊、徒费时间精力。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亦显得过时、牵强。

我们中国人历来主张“礼尚往来”，诗亦“尚往来”。我去年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名为《去脉》，聚焦的是中国现代诗歌的英文翻译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问题；是对“来龙”（中国现代诗歌受外国文学影响）研究的回应和补充。与其说我是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如说我是在实践不同文化之间的诗歌对话。我曾把大量外国文学、学术作品翻译成中文，现在我依然在大量学习外国的东西，而且带着学生一起读。每次出访，我们不仅披着中国文化的星星出去，也戴着外国文化的月亮回来。我是一座桥，中外文化始终在我身上集合、相交、对话甚至对骂。

北青报：作为当代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你觉得当代汉语诗歌在世界诗歌版图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海外诗人或读者阅读我们的诗歌，他们有哪些共性的反馈？你希望中国诗歌，抵达什么样的读者？

北塔：通过数十年的反复观察、比较，以及与中外同行广泛的交流、评估、讨论，我认为：在整体上，当代汉语诗歌不亚于任何一种别的语言的诗歌。2018年，在贵州操办完我们的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之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阐述这个观点。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诗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谦逊勤奋地向几乎所有外国文化学习，没有任何一种其它语言的诗人有我们这样学习的态度和恒心；这使得我们的创作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且“转益多师自为师”。

我们有伟大的汉语文学传统作为我们创新的基础和资源，在基本掌握外国文化精华尤其是前沿思想和思维以后，这个伟大传统助力我们的勃勃生机行稳致远、更加灿烂斑斓。

更加重要的是：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思潮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幸也有不幸，有活力也有压力，有正面也有负面。这些全都是促使诗歌之花盛开的肥料。

近五十年来，至少有三代近百万诗人把巨大的才华和精力投入汉语诗歌建设，其规模、其成就，岂容小觑？

外国读者对当代汉语写作比较一致的反馈是：汉语诗人面临的、思考的问题跟他们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跟他们在思想和诗学上同步；他们觉得我们作品中有更强的力度（压力所致？）。当然，他们一向关注我们作品中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我希望外国读者不是以好奇的眼光或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的诗歌，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平等的心态来阅读我们的作品，一起通过诗歌来反思人类现时代的文明样态（比如甚嚣尘上的工具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AI技术）或者回应国际社会面临的急迫而重大的问题（比如正在多点爆发甚至久拖不决的战争）。

北青报：这些年有没有写作上想打破的自身惯性？

北塔：这些年我写得更加朴素，但也更加尖锐或沉痛，因为我面临的压力更大，无论是内在的对于存在本身（不是物质生活）的压力，还是外在的形态的压力。

我早年的写作风格变化多端，后来趋于稳定，但创新的自我压力在风格趋于稳定的时候变得更大。我的惯性是比较形而上，强调现代主义。

我提出现实现代主义诗学，虽然也要求关注现实，但重心在现代主义。我认为，现代诗人要有一整套现代的哲学、美学和诗学观念作为思想支撑，再来处理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尤其是普罗大众的生存实况；否则，哪怕他写的是当下的题材，他还是传统甚至是腐朽的。这与最近有人提出的“现代现实主义”的侧重点正好相反。最近我反思我的这套诗学观念，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微调，要更加注重现实的实感，更加深入社会基层乃至底层去经验——去体验。我一向主动跟外卖员、保洁员、修鞋师傅、装修师傅等所谓引车卖浆者交流，我甚至住到郊外村子里去农民打交道，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及时、深入、深切地表现更加广泛实在的社会生活。

北青报： “破冰”不仅是文学层面，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壁垒。放在当下，你觉得诗歌这把“斧子”，还能破哪些现实之冰？

北塔：诗歌写作，在当下，更多的功能在于自我探索、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赎。很多人会把“现实”理解为“自我”或“个人”之外的环境或社会，其实除了外在现实，还有内在现实，除了物理现实，还有心理现实；也许，最大的现实就是每个人自己！所以，诗歌这把“斧子”可以革新文学思维、打破人际壁垒，更可以破除我们头脑中诸多固有的固执的观念或信念，比如丛林法则、从众心理、麻木不仁、为富不仁等等。

北青报：未来在个人创作，以及双语诗歌推广、文化交流方面，有什么计划？

北塔：诗歌写作的核心原则是有（灵）感而发，计划写诗正如计划生育，是有违自然哈。因此，我从来没有写诗的计划，但我希望我能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延续我的诗歌写作生涯（不像有些同行，其实早就江郎才尽，却还在硬撑着产出一具具语言死胎）。同时，我计划多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尤其是学术随笔——既能研讨学术问题，又不至于太冬烘。

我的重要写作计划是：继续做一些专题性的前沿性的诗学研究，把中外当代写作经验理论化，以供广大写作者借鉴。我计划出版专著《诗学八堂课》，含概八个诗学题目，总共十余万字，目前已经完成大概一半。

至于诗歌外交，作为世界最大诗歌组织世界诗人大会的副主席，我将继续甚至争取扩大、深化与国外的联系和交流，而且还将力争给不同国家的诗人们提供相互切磋的平台，比如今年在欧洲科索沃举行的第45届世界诗人大会吸引了来自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翻译家、诗歌评论家和朗诵家同台读诗论诗——于我这是历史使命也是本职工作。

文：《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编辑、作家 李喆

原载2026年10月28日《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