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政军”知青点 

1976年7月16日，参加完大队组织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20周年的第二天，我这个团支部宣传委员接到通知，到“党政军知青点”任司务长。

说起这个知青点，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知青点，它在当时的鄂城县（即现在的鄂州市）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鄂城县正科以上的干部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上至当时驻鄂城县的咸宁地区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子女、居住在鄂城的离退休老红军、老干部的子女，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部部长、局长的子女们，下至家在城关的公社书记的子女们。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就是“红二代”知青点。

这些“红二代”，并不像现今的李某某那样“我爸是李刚”，大多数都比较懂事，为人处世，低调，内敛，不惹祸，不像当时的鄂钢知青点，开着车子到其他知青点耀武扬威，甚至一言不和，大打出手。而这个知青点，有一个很好的风气，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就自学。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恢复高考后，周向勤轻而易举地考进了清华大学，曹卫星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从政，几年前就听说是深圳市一个区的副区长。周玉娥那时在知青点就不多言多语，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高考恢复后，她被广东化工学院录取，成了一名科技工作者；他们之中，更多的则是参军入伍，上军校提干，成为营团级军事长官，有的甚至做到正师级，配上校军衔。这是后话。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知青点用鲜花和翠柏扎成灵堂，缅怀老人家的丰功伟绩。那份虔诚，那份真诚，与当时朴实的贫下中农一样，的确让我感受很深。与我身边其他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感情更真挚，更感人。

我在知青点做司务长两年多，因为是同龄人，与他们大多相处很好，甚至与其中的几位成了要好的朋友。几十年后回鄂州，只要是碰到其中一个，一小时之内，活跃在公检法司、政府以下各部局领导的知青们，都会抽一点时间，和我聚会一下，喝点小酒。虽然有一点炫耀，但更多的是真诚，恋旧。

（二） 周玉华 

转眼间，就到了迎接77届知识青年的日子了，“党政军知青点”建点一年多了。77届又将有30多个“红二代”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一次知青点干部会上，76届带队队长张孝安（一个月后，他任职期满，回县计委物价局任局长）筹备即将到来的新知青准备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家长之中，有的将自己的几个孩子全都送到这里来了。为了让家长放心，他特意安排76届老知青周豫鄂代表老知青发言，汇报他们一年来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得到的锻炼，茁壮成长的经历，让父母放心。

周豫鄂，老家河南，父亲是老红军，离休后全家在鄂城落户安家。父亲不忘河南，因此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起名豫鄂，寓意十分明显。周豫鄂有时将自己名字写成周玉娥，以突出女性色彩。

新代表也要发言表决心，领导安排周玉华。我心想，一定是周玉娥的弟弟。既然作为新知青代表发言，应该是很不错的，如有可能，交个朋友吧。作为司务长的我，事务烦多，没时间参加欢迎会。新知青开完会后，在知青点休息了个把小时，吃了第一次“大锅饭”，被临时插到几个生产队，等知青点房子做起来后，再将他们收回。

这时候，知青点正在扩建，为他们做房子。领导决定他们每天从生产队赶来，在知青点做小工，早中晚一日三餐都由我们食堂供给。几天了，我想将这批新知青列一份名单，找谁呢？对，就找周玉华。

这一天的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个瘦瘦的、白白净净长得有点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的女生，挑着一对箢箕来到我面前：

“方司务长，能不能帮我把这箢箕扎一下？”

我看了看她的箢箕，两只都垮了，需要费一点功夫的，便放下笔，帮她绑箢箕，一边绑一边向她打听：“同学，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行吗？”

她答：“行啊，你要找谁？”

“找周玉华。”

“啊——，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你们这批新知青来知青点做事已经有两三天了。我想找他帮我把你们的名单报给我，每天有多少人，我好安排。”

“啊，不必找她了，我可以帮这个忙。”

“这，这，那好吧。”我看了女生一眼，心想让一个女生帮自己，总有一点不方便，既然她这么主动，就从抽屉拿出纸和笔，说：“你分别把你们住在几队，一共多少人，都列出来。”

“好，很容易的。呃，司务长，你为什么要找她呢？”

“他不是新知青代表吗？还没有来知青点，就知道这么个人，小有名气。”

“我听老知青说你还是个小名人呢，写的诗歌在鄂城广播电台播出，还得了稿费。”

我不好意思起来，才三毛五分钱。

“周玉华——，周玉华——，你在干什么？”正在这时，一个说着一口北方话、胖胖的姑娘进来了。与她前后进来的还有另一个女生。

“什么？周玉华，哪个是周玉华？”我一下子蒙了，左顾右盼。

“她就是周玉华。怎么，你还不知道呀。”北方话继续说道。

“不像吗？”被叫做周玉华的女知青颇为调侃地看着我，得意着。

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嗨，我还以为周玉华是一个男生呢。”

“难道叫什么华的都是男生么？”周玉华矜持地望着我，看到我窘迫的样子，坏笑着。

“不瞒你说，我真是这样想的。”

“哦，对了，顺便介绍一下，她就是何秋建，她叫刘小珍。何秋建的姐姐就是上一届老知青何秋信。”

真有趣，老知青中，姐姐周玉娥胖胖的，一口北方话，而她的妹妹周玉华瘦瘦的一口地地道道的鄂城腔，新知青中，妹妹何秋建胖胖的，一口北方话，而她的姐姐何秋信瘦瘦的，一口地地道道的鄂城腔。这两姐俩正好相反。

“你帮我绑了箢箕，我帮你写了名单，咱们谁都不谢谁了吧。”

“你不要谢谢我，我谢谢你。”

“好，我收了。嘻嘻嘻”

转眼间，这一届知青从生产队回到知青点快一年了，周玉华在他们之中的确有很高的威信。估计她在学校是班干部，阳光，活跃，机智，快人快语，助人为乐。在这些日子里，真的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知青点有的男生，看到女生经常拿着菜票或饭票来我办公室兑换现金，心中不免戚戚，认为我对女生格外照顾，便找几个男生给我出难题，周玉华总能在我胆怯时，带领何秋建、刘小珍一帮女生，为我解围。其实，原因很简单。女知青一般比较节约，每月二十块钱菜金都有盈余，月底，她们将未用完的菜票从我这里兑换成现金，以做其它零用。男知青能够够用，就很不错了。

大概是78年的八九月份，我离开知青点司务长任上，到二里路外的大队缝纫社做财务，几天后，舒刘刚、王本豪、田泽黎、韩世宏、廖贵平、李立华抽时间来我这里谈天，周玉华、何秋建、刘小珍几个女生也几次来缝纫社看我，向我谈论我离开那里后知青点发生的一些事，代替我出任司务长的是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四十多岁，司务长做了不到半年，就查出贪污了一千多块知青的生活费，他们说，还是你好，干干净净，不贪不占，两袖清风。说到这里，自然使我想起了那一年加餐，我擅自将一份“汽水肉”给了我原来的老师。幸好，这事情很快弄清楚了。哎。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的某一天，我从缝纫社下班，走到大队大礼堂附近，突然听到一个人叫我。

“方建华——”

我回头一看，是周玉华，只见她手拿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从大礼堂的墙边站起来，向我招手。

“哦，周玉华，准备高考吧？”

“真气人，知青点就给曹卫星一个人放假补习功课，就因为他父亲是县委书记，我就不服。呃，方建华，你也可以参加高考啊。你看，你的语文成绩那么好，还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就你这么努力下去，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的。”还说“你那首写‘虎’的诗，在知青中流传很广，志向远大。”

我告诉她“我还真的没有想过。作家，对我来说，那就是可望而不可即。不过，争取吧。呃，周玉华，你怎么躲到这里复习？”看到她一副准备长谈的样子，我只好找块砖头坐下来听她说话。

“本来，我也不愿意这么着，但他们就这样分出彼此，你说气人不气人？”

“何必呢，周玉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吧？”周玉华阳光的脸上立刻晴转多云，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周玉华肠胃本来不好，知青们一般不在她面前说肠胃之类的话，家里常常托回城的知青给她带来各种罐头，调理肠胃。有时候，她还顺手牵羊就给了我一听两听。这么说，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你这么劝人的吗？不过也是的。好，接受了。”看到她如此爽快，我也就放心了。接着，她又继续向我谈起高考这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高考来临，知青点正值农忙季节，大家都想请假复习功课，迎接高考，知青点就批准了曹卫星一人脱产复习。

周玉华赌气旷工了两天，一看农活确实很忙，不再赌气，开工了。

其实，曹卫星几天后就提前结束了休假，投入到农忙中来。

（三） “鬼梳头” 

这一年的国庆节，知青点决定放三天假。这是他们“上山下乡”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三个月来，基本没回家。这一次集体放假，而且一放就是三天，他们自然高兴了。

知识青年都走了，看守知青点的任务，除了我们几个，大队分管知青工作的刘支委也来值班。

知青点原来有二十多间集体宿舍，成n形，住着三十多个知青和我们几个管理人员。77届知青下乡，又为他们做了二十来间，使知青点由原来的n形成为一个“m”字形，没有围墙，后面就是生产队的棉花地。

刘支委五十上下，当夜和知青点佘会计俩人住在“m”字的左下角，也就是周玉华她们宿舍。我的宿舍是中间最前面的一间。当夜，我一个人负责中间这排宿舍的安全。

第二天天亮后，只见住在女生宿舍的刘支委和佘会计蔫头耷脑，一脸疲劳，嘀嘀咕咕和另两个人说了一阵子，好像是说昨夜见了“鬼梳头”之类的话。我血气方刚，根本不相信有鬼这回事，只当他们说着玩儿的，压根就没放在心上。到了晚上，他们打算换一间宿舍，无奈，没有其他房间的钥匙，便邀我和他们一起住，热闹。我连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了他们。

吃罢晚饭，我在宿舍看了一会书，听到呼叫声就锁好门，去了他们那里。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女生宿舍，房间里摆了四张床，四张两屜桌。房间里应该住着四个女生。他们让我睡左边靠窗的床位。军绿色的床单，绿色的军用毛毯成条状整齐地靠墙迭放着，桌子上立着一个小方镜，靠窗放了几本书，桌子靠窗一侧上方，挂着一顶草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周玉华。第一次躺在如此干净，散发女生特有气息的床上，感觉十分奇妙，难免心猿意马。刘支委他们都是过来人，看到我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调侃我：“建华，你睡觉别瞎想，搞不好半夜女鬼把你的魂招跑了”

我说好啊，长这大还冇看到鬼是么样呢。

这一夜，我睡得十分香甜，不要说女鬼，连老鼠的声音都没听到，想做一个美梦，可连美梦的边都冇挨到天就亮了。第二天醒来时，不见他们，也不知他们在没在这里睡。可能是他们都有早起的习惯。到食堂后，看到他们在过早。

可惜，下午，休完假的知识青年们前前后后都回知青点了。

到此为止，本来就没有故事的。千不该万不该，佘会计嘴巴关不住风，竟然把他们前两天在宿舍遇到鬼的事说给知青们听了。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女知青吓得大哭大闹，不敢进宿舍，反映到了带队熊队长那里，被熊队长老着脸狠狠批评了一顿，逼着佘会计当着全体知青的面，承认是开玩笑，说着好玩的。虽然事情稍有好转，但女生仍不敢进去，无奈，只好再放两天假了事。

周玉华知道我在她床上睡过一晚，就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鬼梳头，我说，我真的没看到鬼。你们女生的床又干净又灵醒，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闻着。就一觉睡到大天光了。

“香个鬼。你骗人，肯定是鬼迷魂了”

“你说真的有鬼吗？那你们在宿舍里睡了三个来月，看到鬼了吗？鬼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是不信的。”

“你不信，那怎么佘会计他说他们连着两晚被子都叫女鬼揭到地上。而且那鬼还坐在我的床上梳头，真怕死人。”

事后好长时间，佘会计在没有知青的场合，赌咒发誓地说，那两天，他和刘支委睡在宿舍里，下半夜，突然一阵阴森森的风将他俩包围着，一种本能的惊悚笼罩在整个房间，无意中，他们发现一个身穿月白色大襟短衣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像一阵风飘到房里，将他俩盖在身上的薄被统统揭掉放在地上，他们心中明白，但口不能言，年轻女子上衣的盘扣都看的清清楚楚。随后，又轻轻飘到周玉华床上坐了一阵子，两眼放着绿光，回头对着他俩飒然一笑，伸出一条八九寸长猩红的舌头，然后不紧不慢地对着镜子梳头，梳着梳着，忽然不见了。第二天天亮后，他们都说自己冻了一晚上，一看对方的被子，五魂吓出了六魂，看了看房门和窗户都反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开过的迹象。

后来，我偶尔把这事向村里老人谈起，他们都说那一片地有鬼，早就有传闻，而且村里人还说，那里除了老父老母外，还有一些死于非命不干不净的吊颈鬼、淹死鬼，那女鬼是个“月母子”，是哪家哪家的媳妇死于难产。

要说有鬼，我不相信，但这里原来的确是一片坟地，村里人移坟清理骨殖时，我曾看到过，迁走的都是老父老母，一些年代久远或者其他原因，就遗留下来了。而且，我的宿舍和办公室，原先就是一具合葬坟，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鬼梳头”的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另一件事却与我有关。

我们这里盛产棉花，大集体时，各生产队采摘的棉花堆起来像一座座银山，大队开了一间轧花厂，将籽棉轧成皮棉，然后分等级打包出售给国家，棉籽就过磅转运到一墙之隔的榨油压饼。每年的这个时候，是采摘的大忙季节。于是，大队决定将轧花这个工作全部交给知青点，既减轻了各生产队的负担，又给我们知青点增加了收入，两全其美，给哪个生产队轧花，哪个生产队只需派一个人负责就行了。

知青点接到这项工作后，把它交给77届知青。每班9人，8小时工作制，晚上交接班在零时，这时候，知青点要安排工作餐。我们那里叫“过半夜”。一般情况下，我都在吃晚饭的时候，就将“过半夜”的油、面条、鸡蛋或是肉类从食堂仓库拿出来交给带班的人，从没误事。

这一天晚上一点钟左右，下夜班知青廖贵平领着另两个知青急急忙忙敲开了我的房门，一窝蜂涌进来，掀开蚊账，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打着手电筒，在我床下、房间各个角落反复搜巡，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搜查了好一阵子，见什么都没有发现，就支支吾吾地出门了。

事后，他们说，那天晚上，他们看到离奇诡异的一幕：

一个身穿月白色对襟的年轻女子，在他们前面十几米的地方，移动着，廖贵平们快，年轻女子也快，廖贵平们慢，年轻女子也慢，总是保持相应距离，在接近我的宿舍门口时，年轻女子一闪，不见了。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敲门的事。

这件事是廖贵平杜撰的还是确有其事，我不得而知。不过，没有国庆节女生宿舍“鬼梳头”一事，我可能被怀疑作风不检点。但是，几个月后，我还是调离了知青点，与这事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

（四）汽水肉 

离“党政军”知青点不到两百米的是一所中学，我就曾就读于这所学校。77届知青欢迎会就是在学校操场举行的。

那时候，物资不是很丰富，生活也比较清淡。相比较而言，“党政军”知青点的生活自然比一般单位要好得多。因为，新知青第一年每个月都有二十块钱的生活费补助，由相关单位每月按时转到知青点的账户里，再由食堂分别安排。这样，知青们每月都有几次改善生活的机会。知青点实行票券制。即餐票和菜票。每张票券都要加盖公章和我的私章，缺少任何一枚章子，一律为无效票券。公章在带队队长身上。这样，是便于监管，分清职责。

我按先前队长张孝安的要求，每月两次小加餐，两次大加餐。所谓小加餐就是菜肴中有荤腥或是鸡蛋之类，而大加餐就是每人一砵粉蒸肉，或是珍珠丸子、汽水肉、滑鱼块之类。因是内部加餐，肥水不流外人田，内容很实在。每次加餐，都是按人口计算，计划外最多不超过五份。考虑到男女知青饮食的区别，我们并不单一，而是间作。但一人只能一份。

整个知青点连我们算起来一共有五十五人，食堂除了大师傅王志田外，还长期安排一至两名知识青年帮厨。如果是聚餐，可能还要增加帮手。我有时也要到食堂帮帮他们。

有一次，原来教过我的张泰华老师，找到我，十分委婉地向我表示，想从我负责的知青食堂买一份“加餐”。我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了。几天后，我将一砵“汽水肉”送给张老师，张老师要给钱，我不收，但张老师十分严肃地说，你如果不收钱，就把它端回去。无奈，我这才收了张老师的三毛钱。转回来的路上，我还觉得真不应该收老师钱的。

毫不掩饰地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年逾五十的张老师，解放前武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六八年，其丈夫受文革影响，在武大跳楼自杀。此后，张老师先是分配到黄石市师范学院，后辗转调到柯营中学，身体并不好，虚胖，高血压是一定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相对较差。她的工资虽然很高，但那时物资相对匮乏，学校食堂一个月难得加一回餐，肚子里自然很少油水。曾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到十里路外的夏沟农场去玩，看到张老师在夏沟一家餐馆吃肉片汤。以老师的为人以及她的身体和她的年龄，为了吃一碗肉片汤，居然来回步行二三十里路，到夏沟去。可见，这对于她来说，是多么无奈啊。

当初在学校，我是她较为看重的一个学生，张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两年后，张老师调回县二中继续任高年级的班主任，有一次，我搭车到樊口办事，刚下车，就听见从百米外樊口桥洞那边，一个苍老的声音喊我，我猛一吃惊，下意识回头望去，正是张老师她那笨拙的身躯，一边喊，一边向我笨拙地“划”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她的宿舍，如数家珍地向我谈了她曾经教过的我认识和我不认识的学生。无疑，她的那些学生，都是优秀的成功者。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惭愧，安慰我说，其实，你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即使今天我依然看好你，努力吧。接着，她又谈了她的儿子长弓、长丰、女儿长莉因为受父亲所累，都没有读很多的书，但他们都坚持自学，后来都考进了理想的大学。她说这些，没有半点炫耀的意思，不过是以活生生的例子鼓励我。因为，她视她的学生如同自己儿女一般。                                                                                                                                                                                                    对于张老师，我心中有愧，她曾经对我寄予很大希望，但我却让她看走了眼。离开张老师后，除了激动外，我多少有一点吃惊，樊口铁桥离我下车的位置一百多米，老眼昏花的张老师怎么就一下子认出了我？莫不是某种心有灵犀？这是后话。几年后，我也离开鄂城，到武汉讨生活。有一次回鄂城，与同学聚会，谈起张老师。同学的爱人说（她也是张老师的学生，低我们一届，高中毕业后从教），张老师也退休回武汉了。同在一个城市，却互不知情，于我来说，的确是一大遗憾。十二年前，我曾为老师写了一首长诗《老师，老师，我只能这样对不起你……》，选入诗集《江河水》，200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那时候，我多想把这部诗集送给老师，遗憾的是，张老师已经驾鹤西去，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碗“汽水肉”，这事要放在今天来说，简直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个时代，并不是那么简单。此前，张孝安队长在“知青点”就明确规定，知青食堂一律不对外。对他的规定，我真是一滴雨一点湿，从未越雷池半步。大队礼堂离我们食堂很近，有时，某个大队干部在大队食堂误餐后，跑到我们这边，找我买餐票就餐，被我回绝了。因此，获得张孝安队长放心，但也因此使大队干部对我少有好感，说我太不晓得通融。

这一次，我给了一份“汽水肉”我的老师，知青点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他们很快报告给了当时的带队的熊队长，说我“开后门”，搞“特权”，慷知青点之慨。熊队长找到我，对我进行了批评，我一边接受批评，末了告诉他，我是将我自己的一份给了张老师的。熊队长开始不信，亲自到食堂调查大师傅和帮厨的小张。大师傅和小张都告诉他，除了每人一份外，预留的五份仍静静地躺在食堂的蒸笼里，方司务长没拿两份，倒是有两个饭量大的知青张xx、肖xx，找他想再拿一份，我们叫他去找你，后来就没有来了。真相大白后，熊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什么。当天晚上，知青点开会，他还顺便替我做了澄清。

此后，张老师再也没有找过我。第二年，我被调到另一个单位了。

 （五）童子尿当茶喝 

“党政军知青点”大部分人相当优秀，身上没有纨绔子弟的戾气，自学的风气，蔚然成风。从张孝安开始，“知青点”开设了几个学习园地，除了紧跟时代外，也给“知青点”的积极分子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因我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团建工作责无旁贷。知青点的共青团员比较多，但还是属于团支部的一个分部。周向勤、曹卫星、杨成龙自然是平台的“大v”，而政治队长柯金安、生产队长龚继生的阵地常常是我帮他们坚守的。有几个知青写得一笔好字，他们或校司马彦之行体，或习沈默尹之楷体，或学瘦金体，对汉字的理解颇有心得，各有千秋，深黯练习书法能丰富自己的头脑，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养浩然之气，积广博之才；拥天地之灵性，纳万物之菁华；妙发灵机，物我两忘。所谓字如其人，大抵如此。

曹卫星，当时的县委书记的儿子，为人和气，一米八的高大身材，酷爱篮球运动，字写得大开大合，遒劲有力。入选团支部副书记。

李志刚的行书不仅写得张弛有度。而且还拉得一手小提琴。

王建刚的字虽然无体，无体就是自由体。他的男中音浑厚、高亢。他唱的《老汉我一人看了一台戏》，成为大队活动的必选节目。

娇小玲珑秀秀气气的徐瑞芳能歌善舞，她写的字像她一样娇小玲珑，秀气，优美的舞姿行云流水，阿娜多姿，绝对是我们大队的台柱子，公社搞大型活动，自然少不了徐瑞芳。她也因此为知青点争得很多荣光。

已是上校军衔的杨成龙潜心习舒同，外方内圆，接近后来人们说的将军体，入伍前喜欢拉二胡、吹笛子。

“大块头”谢晓云写的字充满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而且，她的手风琴有板有眼。

而出身于高知分子家庭的周向勤，风流才俊，玉树临风；满脸络腮胡子，一口浓郁的武汉话，幽默，内敛，穿着却随随便便，不修边幅。76届中，除了与曹卫星保持密切关系外，与其它知青的距离永远是不远不近亦远亦近，他的字圆润、典雅，严谨，每一笔都有来历，很显然，练习过钢笔书法。

这一天，我向队长要求，安排几个男生把猪栏清理一下，龚队长很爽快就答应了。下午，周向勤和另外两个知青，穿着雨鞋，拿着扫帚铁锹，又是铲，又是扫，谁也没觉得猪栏脏、臭，忙了好一阵子，把猪粪堆在栏外一个角落，末了，又到河里挑水，将猪栏一次次冲洗，直到干净为止。

无事可做的周向勤们，心血来潮，爬到猪栏屋顶，排成一行，解开裤子，嘻嘻哈哈地比尿高，三管尿液成抛物线顺着瓦沟哗啦啦直流而下，让刚刚从屋檐走过的龚队长淋了个满头满脑。

听到“嘻嘻哈哈”笑声的龚队长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调皮鬼一字排开站在屋脊屙尿，口里还“哒哒哒，哒哒哒”地吼过不停，便摸着光头用他浓浓的黄州话骂道：“个裸撮的，我说是落雨呢，还是屙尿我头上。快跟我下来，看我不把你们的屁股掰两半”。几个调皮鬼慌不拉几将翘着的“机枪”往裆里塞，下来后一个劲地向他赔不是，周向勤跑到宿舍，很快拿出脸盆、毛巾和肥皂，要替龚队长洗脑壳，另一个知青从裤袋里掏出半包“游泳”，全部孝敬了龚队长。龚队长接过香烟，抽出一根含在嘴上，又抽出一根放在耳朵上扛着，照他们三人屁股轻轻拍了几下：“个混球，滚吧。”一边走，一边说：“童子尿，当茶喝。童子尿，当茶喝。”

不过，最令周向勤们好笑的是，老队长一口浓浓的黄州话。

与我要好的男生之中，当为77届舒刘刚和王本豪了。王本豪豪爽，为人处世大大咧咧，而且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直肠子。跟这种人打交道，用不着小心翼翼，真心相待，以诚相见就OK了。他也当过兵，听说后来在“武昌鱼”饭店做了经理。

与舒刘刚的交往，最初是在上一届知青韩世宏、田泽黎的引荐下开始的，舒刘刚一直以来都在练书法，正楷，一笔一划，规规矩矩。此人不苟言笑，害羞纯真。被安排做田泽黎的下手，开一辆12马力的“蚱蜢头”，耕田耕地。田为人随和，是77届与我最为亲近的男生，后来据他说，他其实也姓方，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他嫁入田家，后来就改为田姓了。可能心中有阴影，他愿意在农村锻炼几年后，有机会招工到鄂钢当一名产业工人，就满足了。

一日，我在凡口新华书店，看到一幅壁画《虎》，觉得很有气势，就买回，挂在自己的宿舍兼办公室，看着看着，就写了一首诗：

“一声长啸震百兽，双目如炬贯长虹；踏遍深山志不老，饱经沧桑气犹存。千岭只在足下过，万物尽收眼底中。独居雄步诸峰矮，昂首落落唱大风。”

田泽黎从我抽屉里看到这首诗，觉得好，便义务做了宣传员，这一来，“知青点”好多人都看了这首诗。

舒刘刚找到我，愿意把我这首诗写一幅书法，贴在《虎》的下面。而他用的是宣纸，经过裱装后，确实增色不少。惹得很多知青都到的我办公室看稀奇，想不到我还有这种品味。夸诗配画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无话可说，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

此后，舒刘刚一直与我保存密切的关系，也为我其他的诗写过书法，他母亲是县中医药材公司干部，有时候他给我几颗十全大补丸吃，我也毫不客气地“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再后来，他参军入伍，几年后转业，分配进了公安系统，几年前就是鄂州市官柳派出所教导员了。

一次，我将我新近出版的诗集《江河水》送给他，他两眼放光，拿在手上抚摸着：“我早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的。”我问他，书法还练吗？“太忙了，早就放弃了。”

可惜。

 （六）“撞个满怀” 

还是1976年的8月下旬，我来“知青点”任司务长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天的下午4点多钟，杨成龙、李志刚、谢晓云、徐瑞芳刚从公社一个什么活动表演节目回来，杨成龙、李志刚他们站在院子里向河对岸眺望。大队给“知青点”安排了两片“广阔天地”，各有二十多亩。离知青点不到一里远的是一片旱地，种棉花小麦，水田种稻谷，要过河，在河那边二里路外。这天，知青们正给刚插20来天的晚稻秧苗除草。

我看到他俩在那儿张望，便走陇去，杨成龙先跟我打过招呼，看着对岸蠕动的队伍，院子里有一个尺来高的黄沙堆。我站在沙堆上看了一阵，见蠕动的队伍已到了河边，缓缓地登上渡船，打算回食堂准备，一转身与站在我身后的徐瑞芳撞个满怀。她四仰八叉地仰躺在地上，而我整个身子不偏不倚压在她的身上，要不是她的头车得快，我的鼻子恐怕要碰到她的鼻子。徐瑞芳在我的身下直嚷嚷“你你你你……”我慌里慌张爬起来，像一个做了亏心事而被人逮个正着，脸颊通红，不知所措。她爬起来后，掸去身上的灰尘，正要对我发火，见我一副可怜兮兮的囧态，“噗嗤”一声笑了，我结结巴巴地向她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撞痛了吧？”

“要不是地上有沙，我的脑壳可真的要撞破哦。还好，没事，没事。”她大度地对我说：“不怪你，不怪你，你去忙吧。”

我怀着几分愧疚几分感激的心情来到食堂，炊事员王师傅一把拉住我，涎着脸说：“司务长，肉坨的吧，你占了一个大便宜。人小鬼大”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虽然十八九岁，但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她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我一点都不知道。就是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胡作非为，何况她还是副县长的千金。当时，除了王师傅这样想，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么想的。

77届带队的熊队长，是县政府秘书组副组长，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留下了一个不好的毛病——胃溃疡。

知青们对炊事员王师傅做的饭，总是闲软了，说打个屁就饿了。在他们多次要求下，王师傅的饭越来越硬。这可苦了熊队长，虽贵为县政府副秘书组长，但在这里，他必须服从大多数，与知青们同吃一锅饭。开始，他都忍着，但时间长了，他想忍，他的胃溃疡却不让他好过。用他的话说那就是端起碗就饱了，放下碗又饿了。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这天晚上7点多钟，趁知青们都“猫”在自己的宿舍里，他找到我，说胃疼得难受，想吃点面条。说着，拿出五角钱的餐票递给我，我想都没想接过来后，在本子上写了，就去通知炊事员，王师傅一见说要给熊队长下面条，又向我要了一点瘦肉和三个鸡蛋。我一并记在往来账上了。

此后，熊队长时不时犯胃病，炊事员王师傅为了巴结他，总要在面条里设下埋伏。不想这一切，被另一个同样有胃病的人——政治队长柯金安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都是大队党支部配给“知青点”的。政治队长负责知青的政治思想工作，生产队长负责向知青传授农业知识，两人都担负着言传身教的光荣任务。他们都在五十上下，共产党员，贫下中农。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77届知青没来“知青点”时，当时就是两排房子，我住在西边第一间，东边的三大间是通间，厨房、饭堂，正南面门前是一条大马路，过马路就是知青点的猪栏，猪栏离河边很近，是他们来了后，大队才将n型变成“m”形的。同时，知青点考虑到人多食堂小，就在马路临河的一大块耕地上，新盖了五间大瓦房。厨房、餐厅，我和炊事员的宿舍以及食堂小仓库后来都迁移过去了。

这天晚上十一点多钟，炊事员王师傅敲开了我的宿舍门，说柯队长犯胃病，晚上没吃饭，这会子想让食堂搞一点面条安顿一下胃。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把食堂小仓库的钥匙丢给他，又躺下了，王师傅了我一下：“睡，睡，睡了去死。”又怎么啦。王师傅讪笑着说：“柯队长的意思叫多搞点，我们都跟着沾点光。”要吃你吃。王师傅拿着钥匙出去了。经他这一弄，我睡意全消。不一会，柯队长敲门喊我起来。拖延了一下，我还是起来了，来到厨房，王师傅已将面条煮好了，一半肉片一半面条。王师傅正要找碗，“咚咚咚”食堂外突然传来敲门声，还压着嗓子喊“王师傅，王师傅——”王师傅一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傻里巴巴地望着柯队长。柯队长：“倒了，倒了。”抽身从厨房侧门溜到河边。王师傅连锅端起，三步并作两步，全部倒进锅里，并将锅盖严严实实地盖好还原后，才去开门就与来人撞个满怀。趁他开门的功夫，我也溜进了宿舍。虚惊一场，进来的原来是杨成龙。柯队长也在杨成龙的前后脚进来了。

杨成龙与柯队长住在同一间宿舍，老柯见是杨成龙，悬着的心放下来了，重新吩咐王师傅添面条。杨成龙聪明得很，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大快朵颐。

 （七）空军飞行员 

说起77届带队队长，不能不说除了熊队长外，还有一名女队长郭长玉。郭队长二十五六，圆圆的大脸庞一对深深的酒窝，白白净净，明眸皓齿，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一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长及臀部，走路一闪，两条大辫子左摇右晃，一抖一抖地，也不知抖落多少圆溜溜的眼珠子。

听知青们说，郭队长来“知青点”前在共青团县委工作，是个大忙人。此话不假，即便是她担任“知青队”队长，也很少看到她在“知青点”一次住个十天半月，与女知青们联系也不多。不像上一届的曹队长，像知识青年的大姐姐。不过，听知青们说，郭队长能歌善舞。她的宿舍与我一墙之隔，她在时，有时听到她一个人声情并茂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我爱祖国的蓝天》，挺动听的，我不懂音乐，但从她动情的歌声里，我听到了别一番情趣。但这样的时候不是很多。忽然有一天，她领着一个十分英俊的军人找到我，从我这里买了几天的餐票和菜票。军人是一名飞行员，很随和，主动和我交谈。他说他是梁子湖边一个小镇长大的，高中毕业那年，参加了空军。这一年多来，军人倒是见过不少，县武装部很多子弟都在知青点，武装部经常送一些物资，还有部队每年来征兵的，也都住在“知青点”。郭队长和飞行员出门后，就有知青告诉我，飞行员是郭队长的未婚夫，正营级空军飞行队长。这么近距离观察一个空军飞行员，还真是第一次。于是，我找机会多看飞行员几眼，觉得他和其它军人也没太大区别。

有一天晚上三四点钟，我被一阵“嘤嘤”的啼哭声惊醒，心中一阵害怕，第一反应是鬼，但继续听下去，啼哭声里，夹杂着男女相互低低的倾诉。想了半天，才明白是郭队长和未婚夫飞行员。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难怪，郭队长特别爱唱《我爱祖国的蓝天》。内心里又一次证明我说的没有鬼是绝对正确的。于是，继续睡自己的“回笼觉”。飞行员在“知青点”探亲一个星期后，郭队长送他登上了返回部队的火车。回部队前，飞行员还到我的宿舍与我道别。

他们的亲热，暗地里在“知青点”还是荡起了一阵涟漪。有一天，一个75届老知青在无人的场合，问我前些天夜晚听到什么响声，比如说机器轧面的声音，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做出一种提示的动作。我明白他的意思，佩服他的想象力，但我除了听到一点点哭声外，确实没听到其它任何声音。郭队长半夜啼哭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便不假思索地说，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个死猪，真是长不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所住的这一排，应该没有男生的。男生住第一排，也就是我的对面，前面三间原来是食堂、仓库，往后才是男生宿舍。我们这一排，也就是第二排（后面还有第三排，是77届），第一间比较大，除了我的宿舍、办公室，还有小仓库，第二间就是郭队长，往后就是76届女知青。看来，女知青基本知道，而且还把信息扩散了。

那时候，我才十八九岁，对男女之事完全不懂，手头正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唐朝的诗人那里，蜻蜓点水，乐此不疲，简直思无它，不论是心理还是生理，远远没达到那种境界，不像知青们，见多识广，跟我年纪差不多就很成熟了。

十分繁忙的郭队长在“知青点”干了半年多，就回县城了，听说是结婚，又听说是回县团委了。有一天，我居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几个月前，“知青点”闹“鬼”，他们所描述的“女鬼”，除了衣服不同外，其他的是不是借鉴了郭队长的一些元素呢？好在郭队长平时很少在“知青点”，对闹“鬼”之事知之甚少。

这期间，75、76届知青开始回城，或是当兵入伍，走上了其他岗位。一些事情也就人去楼空了。

方建华 劒铧 江河水边居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经开区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青春》《诗中国》《诗刊》《星星》《中华辞赋》《中国诗界》《流派》《神州》《大河》《香港诗人报》。有诗歌入选多个选本。出版诗集《江河水》《水无尽处》《处江湖远》。《水无尽处》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1996年10月，组诗《‘中山舰’随想》获《湖北日报》湖北作协联合主办的“财经杯”文学大赛优秀奖。组诗《血铸辉煌》获2018年“萧军研究会”第11届“毛泽东颂”华语红色诗歌年度卓越诗人，《白云深处》获2017年度新诗人作品奖，诗集《处江湖远》获2020年度“新时代鲁迅诗歌奖”提名奖，《行走的井冈山》获2021年《诗刊》社、《中华辞赋》建党100年“张家界杯”优秀奖。2021年中国诗歌学会优秀会员。2023年组诗《巍巍大别山》获全国首届《梦筑新时代，诗吟大别山》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