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一些学者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存在两个伪命题：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哲学。这两个论述既不理性，更不严谨；既不科学，更不哲学。

一些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是一知半解，因为他们很难读懂文言文，更不用说甲骨文、《河图·洛书》等，就是语言天才马克思见到文言文也是望而止步。西方人也几乎不可能见到“岂容胡夷窥视”的“大道”，英国藉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1995）穷尽一生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也只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公开示人的一部分而已。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士一向重道，花有花道，茶有茶道，岂能没有“科学”和“哲学”之道。如果有人说科学和哲学只是在西方诞生不足五百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那么我要说的是：你的科学和哲学只是西方的科学和哲学。

这是我读作家、学者黄根生博士撰写的33万字的学术专著《东方精神与西式哲学》所首先想到的。

黄根生博士是一位真诚、睿智、博学的学者，最喜欢把玩的是一把翡翠茶壶，一边品茶，一边著书，何等坦然洒脱，人生通透，是一首哲学的诗。他大学毕业不久去大学教书，执教规范，治学严谨。他的作品也从外到里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和多元审美趣味，哲学思考、艺术素养、科学精神闪烁在文字间，洋洋洒洒，鸿篇巨著若江河奔涌，让我只能兴叹而已。

黄根生博士从独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他建立了新锐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范畴和严谨的理论体系，指出儒家以真“仁”（仁心、善念、知行合一）贯穿内圣外王之道；道家以“道”为绝对知识参照并提出“几近于道”的人生正道或社会正解；佛家以“自性”即清净心的回归而倡导一切皆空、即心即佛，他慧眼独具地系统、周密论证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认知。

水里看世界，壶中乾坤大。如果一个搞学术的人，他不是占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心目中的文化就会有层次、等级，甚至优劣，这与哲学和科学的本质根本就已经是两码事了。当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用“去中国化”的自卑、觉醒去压低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他们其实根本连中国的茶道都没有领悟透，更不用去谈中国“龙”文化。新冠时期的第三次“去中国化”的蛮横、轻蔑是鸦片战争时期第二次“去中国化”的残暴、敌对的延续，一些西方人和支持西方的人看到的只是龙文化的“恶”，而没有看到并读懂养龙的水、养龙人手中的壶和茶。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天道自然”，这不同于西方的“上帝视角”。当一些所谓的西方人从“上帝哲学”中走出来，开始反思人道和科学，这本来是东方文化带来的“自然”回归。但是，一些所谓的西方人却把科学当成了上帝的工具，用于惩戒和审判；还把人道变成霸道，想给东方文化做出判决。他们“茶道”尚且没有读懂，怎么能够了解“龙之道”呢？又岂能知道这是一条黄金龙，一条光明圣龙。

种族没有贵贱，文明不论高低。“龙”是一个系统文化，有其存在的强大逻辑，不是谁一言就能定论的，无论你是姓牛、姓马，还是羊。执教逻辑和哲学的黄根生博士用哲学理论建构和语言哲学解构的思路对“龙”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了审视、甄别、整合，着力打破时间、地域的局限，以更清晰晓畅和逻辑直观的笔法阐述“自然—人—精神”的哲学论题，把东西方文化各具神采、神韵的万千气象都融汇在这本书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胸襟和境界，我想到了一幅对联：海是龙世界，云为鹤故乡。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人为设计的，是从人类文化的开始起源就形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给中西方文化思想划上一条“天堑”鸿沟，这不是哲学，更不是科学，是文化偏执的别有用心的人的无聊、无智和无耻。黄根生博士认为，在人的物质和精神等的多个层面上，如果有了科学的一致的人性论断，并有了高尚的公认的道德襟怀，那么古今中外哲人所深心期待的“大同世界”将指日可待。这比那些所谓的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都更具情怀和格局，这才是学者应该有的风范。

如果说世界就是一枚硬币，它的一面写着哲学和科学，另一面可以写上自然和人文，我不知道它的哪一面应该写上“西方”，哪一面应该写上“东方”。那些唯西方论的所谓的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你们能告诉我吗？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那么上帝惩戒和审判的首先应该是你们，因为你们基本的人类良知和道德科学都没有！

抄一段王阳明的《传习录》给你们、所有的人、以及我和黄根生博士看：“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大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