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草原：海拉尔历史记忆

徐安琪

（一）

在今天中国，老少咸宜的歌曲有什么？一些老歌红歌，青年人接触得少。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流行榜单，上岁数的人又对之比较陌生。但有一种题材的歌曲，在广场舞的曲调中、KTV的包厢里、轿车的音箱里、酒店大堂的音乐里，总是充斥，各年龄受众似乎都对之并不排斥。这就是草原主题的流行歌曲。什么“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陪你一起看草原”、“天边有一片晨雾”、“今夜不醉不还”……人们对这些内容耳熟能详。

草原显然并不是最适宜中国人居住的生态类型，但草原歌曲，却以其特有的豪放、通俗、潇洒，满足了人们精神的文艺空间，甚至只是“吼一嘴”的冲动。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是，城市的环境太狭窄了，生活节奏太快了，想象到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和辽阔，唱歌的人们也会获得些心灵的安慰。

无论你是真心喜欢这些歌曲，还是被它们洗脑了、被迫接受，亦或是对它们有所鄙薄，不可否认的是，你对草原的印象，往往首先来自这些歌曲，被它们所描述的内容定格。如果去草原，看什么呢？无非是“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的天”。至于草原的人文，那当然是“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之类的。总之，人们去草原是为了寻找在都市遗失的东西，譬如原生态的环境、放飞的心情。这种基调总体是现代的，小资的，商业的。人们看了草原，得到了放松，可归根结底还要回到都市，回到高楼大厦的格子间里。

6月份，我辗转来到了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几年前，就听呼市的朋友说过：要看“真正的大草原”，还是要去呼伦贝尔，那里是蒙古民族的发源地，你会体会到很多纯正的草原的东西。不过，这真正的大草原，倒真是一点也不近，离北京有近两千公里，快赶上去福建了。来到了这里，再打开手机地图的定位，真真设身处地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呼伦贝尔市面积26万平方公里，约等于浙江和安徽省面积的总和。其中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有1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草原。阿尔山、满洲里、黑山头、室韦……这一个个仿佛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口岸，展现着异常丰富包容的文化，建筑、环境、商品都各具特色，让人领略到了这边境地带独有的魅力。

和很多人一样，我靠“大众点评”、“去哪儿网”等软件安排了食宿行，获得了物美价廉的体验。我去看了本地的草原、湖泊，吃了特色餐，哼唱着《陪你一起看草原》、《天边》等歌曲，感到了放松与舒畅。一切都按照该有的样子，很妥帖。行程快要结束了，很愉快，却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一切似乎都在印证草原流行歌曲预设了的草原形象，我只是在证实它的存在、填充这个有答案的空格，这与小学生做题目有什么不同呢！仿佛跑了两千公里，只是来喝了一杯廉价的打着草原特色标签而非海洋、山地特色的文化奶茶。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呢？除了听滥了的流行歌曲，在草原深处，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怎样的故事？

随着一番资料查阅和对博物馆等地的参访，呼伦贝尔的形象愈发丰富了起来。这可不是一片简单的草地！更不是一个可忽略的“疙瘩”。她是孕育了多个民族的摇篮。

呼伦贝尔在史册上出现最早的是东胡。公元前209年匈奴人征服东胡统一北方草原。

随着匈奴被汉不断打击，公元49年，东胡的后人鲜卑与东汉“通驿使”。

公元4世纪，鲜卑人从呼伦贝尔向西向南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留在呼伦贝尔的是鲜卑人的余部。

在7-8世纪，突厥人和回纥人先后进入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西地区。

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岭西逐渐成为乌古烈和塔塔儿人的驻地，大兴安岭东成为契丹人的势力范围。

10世纪初至12世纪，呼伦贝尔属于辽国。

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这块土地属于金国。

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韦部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当成吉思汗登上汗位后，他重返呼伦贝尔，最终统一了北方蒙古高原。在1214年，成吉思汗将呼伦贝尔草原先后分封给他大弟、二弟、三弟。

明朝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后，被击败的元顺帝退守蒙古高原，后归附后金，后金是清朝的前身。

清朝建立后，由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蒙古、鄂伦春人组成的八旗兵，镇守着边疆，为防御沙俄入侵、保障驿站畅通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岭西地区曾于1912-1920年实行地方自治，脱离黑龙江省。1920年后重归黑龙江将军节制。（资料来自网络）

看到这么多民族在这里诞生、发展，会感到，这里简直聚集了半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这片土地，在南方的人们看来，实在太远、太冷了！冬天最低零下40摄氏度，怎能适宜生存？可谁曾想到，这仿佛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却成为了孕育这么多民族和文明的摇篮，成为被反复争夺的好地盘。都说长江、黄河是母亲河，这呼伦贝尔草原上神秘蜿蜒、幽美壮丽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何尝不是一条孕育中华游牧民族的母亲河呢！

呼伦贝尔的历史，是一部壮美的史诗，这是从宏观来看。可仔细想想这些历史更迭的细节，哪一次部族的流转、地盘的争夺、民族的转换，不充斥着铁血的痕迹？铁蹄征战、血流成河，权杖更迭不息。这是一片生机勃勃，却又充满血腥的土地。半部民族史，其实本质上是一部权力的争夺史、文明的融合史。它的骨子里，透着求强求变的基因，无比勇猛阳刚，却又无比包容灵动；无比喧嚣傲慢，却又无比宁静谦和。绿色的草，红色的血，黑色的铁，白色的云，黄色的肤，构成了这草原的五行，真实、生动、残忍而美丽。

好在，这种铁血的印象，并不容易给人的心灵留下什么阴霾。毕竟，这只是中华民族内部既成的民族更迭融合的历史。毕竟，这是许多年前的事情。毕竟，草原民族本来就是马背上的征战民族。毕竟，中原的汉民族的王朝更迭，也同样充斥着血泪，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陌生。毕竟，这只是构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意识的遥远的底色。

（二）

而真正让我的心灵感到震撼、痛彻、敬畏和恐惧的，则是另一番不经意的参访。这是草原之歌中的悲歌、挽歌，可也是战歌、赞歌。

在海拉尔，一个名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的景点让我驻足。

公园在一座小山上，外围的草坪上陈列着多辆坦克，代表着苏联红军的进攻。公园的售票处大门是一座被半炸毁的碉堡，象征奄奄一息的日本帝国主义。中、俄、蒙三面飘扬的国旗中，五星红旗最高，象征着在中国的土地上，友邦们齐心协力、共克劲敌。这些设计，显得别具一格、不落窠臼。走进公园，只看到一座博物馆。而参观了博物馆才知道，原来，在博物馆的地下，还镶嵌着一座日军建的“要塞地下城”！

不曾想到，“抗日第一枪”打响后，在国民党当局不抵抗的大背景下，呼伦贝尔草原还爆发了一场“海满（嫩江以西的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战”。1931年11月，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打响了江桥抗战。1932年9月，同为国民党爱国将领的苏炳文在海拉尔召开会议，发动了“九.二七”起义，在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地同时打响了呼伦贝尔武装抗日斗争的枪声。海满抗战给了气焰凶顽的日本军队以痛击，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认识到，草原上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但最终因寡不敌众、缺乏外援而被迫撤退。12月5日，苏炳文、马占山率余部进入苏联境内。此后，海满地区彻底沦陷，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开始了苦难的岁月。

不曾想到，在这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还爆发了一场苏蒙联军和日本的大决战，成为亚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1939年5月，蒙古国骑兵与日军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哈拉哈河流域的诺门罕（今属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也称“诺门坎”）发生冲突。日军借机使战斗升级，旨在挑衅苏联，继而引发了一场草原大战。诺门罕战役历时135天，三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尽管苏联方面也打得十分惨烈，日本甚至使用了细菌战，但苏蒙联军仍然取得了胜利。对日军来说，它成为了“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诺门罕战役，是改变二战走向的一场战役。战事发生前，日本东京当局仍为“北进”和“南进”的策略而争论。日军在诺门罕战役的失败，导致其改为“南进”，最终引致两年后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以及最后的战败。

也就是八十多年前，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爆发过这样一场反法西斯性质的国际大战！这清清的水，被致命的细菌污染。这绿绿的草，被铁碾过、被火烧焦、被马践踏、被血染红、被尸体堆压。这蓝蓝的天，布满硝烟、旌旗、异国语言的喊叫，乃至横飞的血肉。多少英勇或罪恶的生命、绝望或无畏的呐喊、义愤或无耻的厮杀，回荡在这辽阔的空间。鉴于复杂的原因，对这场战争的宣传，至今并不多。但每当在这宁静的草原上想象当年的战火弥漫，那种依稀可见的残忍和雄壮，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仍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震撼。呼伦贝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斗的前沿阵地，名副其实。

不曾想到，在东北抗联战斗史中，还有“三进呼伦贝尔”的历程。这支在中共领导下的精干的队伍，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1939年12月至1942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九支队三次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在嫩江西岸、雅鲁河畔、兴安林海、鄂温克草原，打击日伪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三进虽然以东北抗联付出牺牲后退出而告终，但却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们为草原播撒下了抗日的红色种子，为胜利埋下了伏笔。

最不曾想到的，便是海拉尔日军要塞的修建和其背后惨绝人寰的劳工故事。1934年5月至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为了进攻和防范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5000余公里的国境地带修筑了17处要塞。仅地下要塞相加就有1700多公里，堪为二战之最，被日军称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海拉尔要塞是其中最大的要塞之一，共有5处主阵地和4个辅助阵地。

经由博物馆地下的暗道，走进冰冷的发着霉味的坑道，我目睹了这些当年被认为固若金汤的要塞设施。作战室、发报室、医疗室、警卫室……一应俱全，布置严密，确实印证了苏联记者的评价：这是一座“地下城市”！然而，是谁打造了这座地下城市？当然不是日本军人自己。万恶的日本军队，早就学会了让中国人为自己做事，用中国的资源给养自己本土等毒招。修建这些要塞的，恰恰是无数的中国劳工。

数据统计，为了建成这十几座要塞，日军总共奴役了320万中国劳工。这些被哄骗或威逼而来的来自东北、河北、山东等地的贫苦农民，在这里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日寇的皮鞭下每天干十几个小时重活儿，不听话的就被军犬活活咬死。这还不是最悲惨的。在海拉尔，日军为了保密，要求要塞建成后所有劳工不留活口。为防止其逃跑，劳工被分批用铁丝把肩胛骨穿在一起，被集体枪杀、活埋。数以万计的尸体堆积在海拉尔北山和敖包山之间。

1945年8月，尽管苏联红军攻破了这座要塞，可没有人知道这些劳工的去向。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忆苦思甜”活动中，海拉尔唯一侥幸逃生、隐姓埋名的劳工张玉甫，首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指认了埋尸处，当地政府才发现在北山和敖包山之间有座“万人坑”——掘地三尺，即可见累累的白骨，这就是那些当年修建海拉尔要塞的“人间蒸发”的中国劳工！

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有所认识，但第一次听到这320万人的悲惨命运，以海拉尔的劳工为代表，我的内心充斥着无可言说的悲愤。这是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曾经，在一些城市，当接待的朋友问是否去参观本地的帝王陵寝，或许是出于迷信的维度，我心中都有所忌讳，往往婉言推脱掉。可不知道为什么，在海拉尔，我竟然有了想去看看这“万人坑”的冲动。不仅我应该去，来这里旅游的人，组织集体活动的学生，都应该去看看！我知道这种参观会引起极大的不适：恶心、恐惧、悲愤，乃至心理疾病……然而，前人遭遇了空前的劫难，后人连面对都不敢面对，我们还怎样正视历史？这些堆积的白骨，就是我们苦难深重、曾生活在地狱中的国民啊！

这些东北、华北地区的农民，我们的爷爷、太爷爷的弟兄们，或值青年，或值壮年，被或抓，或骗地拉到海拉尔，他们可曾想到，自己将在这里葬身，变成一具具被铁链穿透肩胛骨的白骨？他们为了钱和生计而来，可曾想到，自己的劳动只是加重了日本的罪恶，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当他们看到日军官兵的残忍，心中是否会升起无比的自责、悔恨、耻辱和绝望？他们在家中或是儿子，或是丈夫，或是父亲，当他们怀着希望来做工，却秘密消失、永不再现，他们的家人是否知道他们早已作古，葬身在茫茫草原的“万人坑”中？他们的家人是否后悔同意他们来这里讨生活？佛祖也好，上帝也好，真主也好，牧民笃信的长生天也好，都没有保佑得住他们。

曾经，每每读到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领导人的故事，我都会深感惋惜。尤其是读到赵一曼的故事，想到这位优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为这冰天雪地里白马红枪的政委，又不幸被捕，遭受酷刑，牺牲时才31岁。她的故事尤其使人心恸。可是，当我踏上这片东北抗联部队也曾踏上过的土地，了解到了这些无名劳工的悲惨身世，我忽然开始不觉得抗联领导人的命运可悲。劳工们至死都无法反抗，甚至无法发出一声呐喊，他们被这样活埋，既是一种肉体的毁灭，何尝不也是个人和民族的巨大的精神耻辱！而抗联的领导人和同志们，他们至少抗争过，他们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人的生命的过程是生，归宿不过是死，可在生通往死的路上，他们谱写了最激越的战歌！这才是民族精神的最强音，是人间地狱般的祖国大地上血红的微漠的光芒。也正是这点微光，支撑了整个抗战。

虽然此前也参观过不少历史教育基地，但海拉尔日军要塞，却带给了我最深的震撼。历史真的彻底翻篇了吗？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强了起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基因彻底覆灭了吗？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谈笑凯歌还了吗？我们靠努力挣钱、玩小资情调，靠刷抖音、打游戏、搞办公室哲学，就能实现民族复兴了吗？“万人坑”中的劳工们，死不瞑目啊！

二十世纪呼伦贝尔草原所遭受的灾难、沾染的血泪，超过了这里历史上的铁血征战的总和。可二十世纪，恰恰是离我们最近的世纪。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出生在二十世纪，某些二战的亲历者还活着。

走近呼伦贝尔这“真正的大草原”时，我是哼着草原流行歌曲，抱着放松的心态来的。可要离开草原时，我却带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敬畏。它的辽阔、博大、丰饶、厚重、美丽、神秘、多元，有如养育我们的父母亲家族。可它遭受的苦难和焕发的精神，又使这里显得可怖、可怜、可悲、可耻，可敬、可歌、可泣、可爱！

海拉尔火车站的广场上响起了广场舞的旋律，又是一句草原流行歌曲：“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我想，“陪你一起看草原”，除了看牛羊、看蒙古包、看各种人造的景点，还应看看昔日的日军要塞。“让爱留心间”，这不错。但要爱，首先不要忘了恨。不懂得恨，就不真正懂得爱，不知道该爱谁、为什么爱、怎么爱。

作者简介：徐安琪，北京大学校友，曾任杂志社副总编辑，石景山区作协副秘书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