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甘肃日报》2025.1.9

临松（今张掖市肃南县临近松林的马蹄山区）薤谷（薤音xiè,即生长马莲或马兰的一条幽深山谷），位于张掖市南60公里。因有“天马蹄迹”之说，后临松山改名为“马蹄山”，山谷河流也改名为“马蹄河”。这里乃溪流淙淙谷秘境幽的世外仙境，两晋时期的大儒郭荷及郭瑀、宋纤、刘昞等文人名士，在此隐居聚徒传道凿窟造像，因此临松薤谷成为中原与西域经学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和石窟艺术创作的处女地（发源地、陈列馆）。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将军霍去病“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匈奴觻得王城，今张掖市西北）”（《汉书·霍去病传》），西汉攻打匈奴河西之战大捷，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汉书》），张掖由此而得名。在长达400多年的两汉统治时期，得益于祁连山冰雪和黑河丰沛水源滋养，河西走廊绿洲农牧业、商业贸易发达，张掖戈壁呈现出半城湿地、半城芦苇的独特风貌，因此享有“塞上江南”美誉。西汉末年，从王莽摄政簒权更始帝刘玄亡西汉，到光武帝刘秀洛阳建东汉时期，一个世祖三辈曾做过张掖太守、武威太守和护羌都尉的显赫世家后嗣，在战乱频起的中原乱世里出道了，他就是张掖属国都尉、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

窦融（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由忠诚谋士班彪（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辅佐，赦放囚徒效力边防、怀柔胡羌鼓励农桑、官办市场活跃商贸，经略河西13年归顺东汉，《后汉书》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凶饥者，归之不绝”。那时内地曾有多位达官显贵、饱学之士、以及战乱流民，流亡前来张掖躲避战乱，窦融号令各郡妥善安置，归之麾下为我所用，以充实河西边陲空旷之所。一时间河西出现了“蕃人旧日不作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城市街坊时见异商,馆肆茶舍南腔北调”的兴旺景象。从而使张掖成为河西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五胡十六国时期（301年～460年），甘肃境内同时并存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和西凉等五个政权。其中定都张掖（后迁都武威）的北凉国，在张掖公北凉王沮（音ju，同且）渠蒙逊的精心治理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物产丰饶民盈国富，政治经济文化繁荣，一度成为当时北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权。

沮渠蒙逊出生于张掖临松，史称“卢水（古弱水，今黑河）胡（匈奴后裔，其先世为匈奴部左沮渠，以官为氏）”。蒙逊少年时，与汉族杂居，深受临松先哲精神道德影响，聪颖好学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才智出众，有雄才大略，滑稽善于权变”（《晋书·本传》）。蒙逊工于智谋出人头地，远交近攻稳固政权，招贤纳谏扬善罚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推崇儒释弘扬文化，苦心经营北凉33年，使河西呈现泽草丰茂人口昌盛，府库盈实繁荣富裕景象，就连被其推翻的西凉主李暠亦评价说：“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

俊鸟栖佳木  高士隐幽境

西晋末年（301年），护羌校尉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州治武威郡姑臧县割据河西。张轨世家以专攻经学著称，他采取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之策，招收河西学子500人，聘知名学士开办官学，从而使河西儒学蓬勃兴起。

（永嘉之乱）正是因为两晋时期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又因为河西走廊中段的东大山、张掖南山和酒泉南山一带，实为山水茵蕴秘谷幽境的世外仙境，更是一个避祸修行潜心治学的好地方，因此一代大儒秦州略阳（今甘肃秦安县）高士郭荷，与内地投奔者一路向西，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后来成为了“河西望族”。随郭荷而来的不仅有门生弟子，还有汗牛充栋的家传经史典籍。郭荷在河西悟道授儒结庐讲学，为儒学传承开枝散叶奠定基石。

郭荷出身于经学世家，其家族以儒学著称。“（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晋书·本传》）。郭荷师徒来张掖寻得传说中老子骑青牛避世，著《道德经》的东大山结庐讲学。河西走廊北部的东大山也叫合黎山，因“（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尚书·禹贡》），而青史留名被郭荷仰慕。东大山山门前矗一巨石，有传说为女娲炼石补天所弃，人称巨石为“女娲石”，若仔细观赏考究，熔炼印迹依稀可见；山腰间有老子谈经的“老君洞”，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洞窟阔可容百人之众，洞壁上有老君写经石刻像惟妙惟肖。郭荷沉醉于此圣迹美景，潜心读书、修身、授业、批史。郭荷隐居东大山声名远播，河西学子们纷纷前来求学，敦煌人郭瑀就是飞来的一只俊鸟，也是郭荷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同时代和后来卓有成就的河西名士，还有宋纤、索靖、宋繇、刘昞等人，其成就对后世儒家汉学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郭荷的声望使前凉王张祚窃喜，张祚虽承袭曾祖张轨崇文衣钵，但骨子里却假借儒士装点门面。郭荷身处乱世秉承不为官祖训，潜心修身传道授业做学问，但终究抵挡不住“三顾茅庐”“请求”，使者请其出山做张祚主管官学的博士祭酒，为光大弘儒大业郭荷兴冲冲拜会张祚，礼遇他的却是凉王宫内太子陪读的闲差。而此时受同样冷遇的还有儒学高士敦煌效谷（今甘肃安西县西南）人宋纤。年事已高的宋纤被逼出隐居30余年的酒泉南山，被婉囿于凉州前凉王宫一生才华难以施展，郁郁愤懑致绝食自尽终年82岁，身亡后获得解脱留下儒学雅士的高洁清名。时敦煌太守杨宣为其画像并赋词：“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表达对宋纤的仰慕和缅怀之情。张祚的昏聩狡诈与宋纤的可悲遭遇，令耄耋之年的郭荷对官场心灰意冷，他向张祚请辞得到应允，由入室弟子郭瑀陪伴，隐居于临松薤谷。

东大山古有庙宇建筑“东山寺”，又名“相国寺”，始建于西夏，明、清时期鼎盛。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庙宇已不复存在，独有一座大殿与郭荷讲学的洞窟尚存。明代诗人郭绅游历东大山，曾留下“边境名山势插天，二三幽洞几千年。半山滴翠深秋雨，一壑苍摇薄暮烟。空有金容仙迹古，门无玉钥苔藓鲜。鸟声花影皆佳致，留与诗人味百篇”的著名诗篇。

东晋十六国时期（317年～581年），中原政权更迭战事频频，北方五胡十六国群雄割据争锋不断，继“永嘉之乱”后在长达近300年的全面分裂和混战中，中华文明惨遭践踏，传统汉学惨遭破坏，大好河山生灵涂炭，而唯甘肃河西安定，中原世家趋之若鹜，从而使中原和河西两大群体经学士子云集河西，于是乎仙迹绰绰风景灵秀的张掖南山，山水灵动石崖壁立的酒泉南山，便成为了巨儒大家倾心隐居修身讲学的首善之区。

秦安人郭荷与敦煌人宋纤应该是儒家同时代中人，且郭荷亲眼目睹和亲耳聆听过宋纤人生经历，对宋纤聚徒讲学和被迫出山感同身受。宋纤少有大志，天资聪颖，一心向学，不慕荣利（《晋书·隐逸传》）。东晋前凉张骏在位时（约324年间），宋纤寻“穆王会西王母观黄帝之宫”（《穆天子传》）之瑞象游学，隐居于距酒泉南30里处的昆仑山支脉酒泉南山，外结草庐山水伴读悉心著述为《论语》作注，依崖凿窟静心修身养性终日聚徒讲学，受业弟子3000余堪比先贤孔圣，成为名振河西的一方大儒。

这一时期同是敦煌儒生的郭瑀也游学张掖，拜在著名大儒郭荷门下，潜心攻读儒学精通经义道法，成为郭荷门生中最有成就和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晋书•郭瑀传》记载，东晋学者郭瑀“东游张掖，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自郭荷从姑臧返回临松薤谷，官场失意身心憔悴大限已至，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84岁。郭荷离世郭瑀为老师的不公遭遇惋叹，但师生之谊如同再造，师生之情重如昆仑，郭瑀远离尘世纷扰，为恩师守孝三年，儒家的哲学思想，早已浸入郭瑀骨髓，老师修身传道的终身大业铭刻于胸，郭瑀率领弟子们走向临松薤谷深处，开凿石窟设馆讲学，著书立说弟子千余，著有《春秋墨说》《孝经综纬》等巨作。

郭瑀讲学著作期间，不断有年轻学子慕名求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为解决弟子们的安身之所，带领学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在他的千余门生中，学子刘昞来自敦煌，是出类拔萃者之一。刘昞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十四岁时来了临松薤谷，拜郭瑀成为入门弟子，他勤奋好学深得郭瑀器重。一天郭瑀设专座问弟子：“吾女欲招婿，孰与此座乎？”刘昞遂立而答曰：“先生招婿，非我莫属！”郭瑀欣慰，信以为然。旋即心生叹息：身处乱世，隐身聚徒，虽独善其身，然饱读诗书满腔经纶，为民效命兼济天下之志向，何以实现乎？

其时，前凉统治继任者张天锡，遣使召郭瑀，遭严词拒绝。凉使抓捕郭瑀弟子要挟，郭瑀正色道：“吾逃禄，非避罪。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灭前凉，秦文昭帝苻坚馈以厚禄，请郭瑀出山规制朝廷礼制，郭瑀因为父亲治丧守孝，回敦煌聚弟子300讲学。淝水之战后前秦长史王穆起兵，对抗反叛前秦的后凉主吕光，郭瑀不顾刘昞劝阻，毅然辞别弟子出山，联合敦煌旺族太守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晋书》卷一百二十二），约定张掖相机而动策应王穆，官拜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后王穆听信谗言杀索嘏，郭瑀苦谏无果悲愤中弃王穆而去。回到酒泉南山郭瑀叹息：“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旋“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与疾而归，旦夕祈死”，即面壁赤崖阁饮气而卒。《甘州府志》记载：“晋宋间，敦煌郭瑀凿石窟隐此，弟子从之者众，后人因而扩之，遂为名刹”。清乾隆年间甘州人陈瑜作《薤谷石室》赞郭瑀，诗云：“元瑜石窟赛瀛洲，一榻宽于万卷楼。爱士朝无张逊学，从师野有郭承修。春秋守墨攒三传，孝悌谈经叙九畴。柏叶长生薤叶篆，谷神犹为护诗筹。”

郭瑀去世后刘昞吸取岳父的前车之鉴，隐居于酒泉南山继承师业，聚徒讲学门生五百余，专事学术研究与著述，著有《三史略记》《敦煌实录》《凉书》等百余卷并行于世，成为蜚声河西的一方大儒。前秦、后凉政权多次征召，刘昞均婉言谢辞拒赴命。李暠割据河西建立西凉后，刘昞应征拜儒林祭酒和从事郎中，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主持国学教学及典籍校勘，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刘备得到诸葛亮而欣喜若狂。沮渠蒙逊灭西凉后，任命刘昞为秘书郎专管教育。北魏一统北方之后，凉州乐平王拓跋丕，拜刘昞从事郎中主持教育。后北魏令河西儒士归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刘昞因年迈告老而留在姑臧。

依窟造佛像  文薮留圣迹

临松薤谷风景秀美，山岚间云缠雾绕星昣霞蔚，是隐居修身聚徒讲学的宝地。刘昞对临松薤谷情有独钟，晚年离开姑臧在这里安居，440年刘昞在返回敦煌途中病逝。刘昞离世一颗儒坛巨星陨落，但他的文坛地位和卓越贡献，将彪炳史册永远昭彰后世。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史上，沮渠蒙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历史人物，为河西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尊崇儒学敬仰硕望，创办学馆校撰典籍，使北凉国内礼法尽依汉制；还笃信佛教优厚高僧，开凿石窟兴建塔寺，校译经卷普及佛学。这些开明之举收到显明效果，不仅使北凉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也有力地推进了多民族间的大融合。

、沮渠蒙逊征伐西凉攻克酒泉，在宋繇家中得书数千卷。他兴奋地感叹：“孤不喜克李歆，愿得宋繇耳。”时宋鹞虽为西凉重臣，却也是一位学界大儒，北凉遂拜宋繇尚书吏部郎中。北凉从张掖迁都姑臧后，“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蒙逊常与群臣说论儒家经传，令儿子沮渠牧健尊刘昞为国师。蒙逊曾给阚骃“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魏书·列传·阚骃传》），其数量远超于整个北凉所译的佛教经典，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贡献。蒙逊于429年冬“复遣使至宋入贡”，除“献青雀头黛百斤”外，“并求周易子集诸书，诏并给之合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集》弘与之。”蒙逊求书尚若斯，可见其学儒之心切。他不惟推崇儒学，礼敬仕贤重用人才，亦对佛教顶礼膜拜，普及佛学凿窟造像，推广佛教绘画艺术，对北凉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西晋中土高僧法显西去天竺（今印度）寻求戒律，400年时至张掖受到蒙逊优厚礼遇殷勤相待，不仅提供一切费用，还请法显在张掖“夏坐”，后来两人成为挚友。法显回国后撰《佛国记》云：“沮渠蒙逊，文武兼才，礼贤下士，深得民心……欣于同志。” 蒙逊于412～425年间，请天竺高僧昙无谶，来到姑臧传授佛学和译经，致使凉州佛教盛极一时。昙无谶先后与河西沙门惠嵩、凉州高僧道朗等合作，翻译《大般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悲华经》等十多部一百多卷，对中国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发展作出很大贡献。道朗撰《大般涅槃经序》云:“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潜著，建隆王业，虽形处万机，每思弘大道，为法城堑。”

北凉时期河西儒学圣地张掖南山、酒泉南山，在经学先贤们率弟子开凿讲学石窟的基础上，后人皆陆续扩而广之增塑佛像壁施绘画，并逐步形成规模宏大的施道寺庙。据《甘州府志》记载：（临松薤谷）“石洞凿者郭瑀及其弟子，后人扩而大之加以佛像。”《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亦载：佛教石窟之兴多与禅僧有关，北凉既弘佛法，又聚禅僧。从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之后的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以及西方高僧鸠摩罗什、昙无谶等，曾在河西走廊频频留下过西来东往的足迹。

蒙逊迁都武威广召天下工匠开凿石窟，有凉州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张掖南山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等。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酒泉南山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汇满千佛；张掖南山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间的立体飞天高肉悬雕，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要比敦煌飞天早上300年，为彩塑艺术精品中的精品。

同时亦因为“石佛显灵”“天马蹄迹”“文殊现身”等瑞象而凿窟建寺，使得凉州瑞像寺更名圣容寺，张掖南山更名马蹄山，酒泉南山更名文殊山，成为今人向往的佛教圣地和旅游风景区。而十六国时期的佛教石窟开凿，不仅培养了大批开凿石窟、精于塑绘的技艺人才，繁荣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保存下宝贵的历史故事，保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当时安定社会，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艺术处女地（陈列馆）  儒学中转站  

五凉时期佛教自河西盛行于内地，荟萃于河西儒学文坛的大家们，以深邃敏锐的目光和兼收并蓄的胸怀，为这个来自恒河两岸的异域宗教文化，提供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张掖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刘昞率领弟子，为研习经史讲学读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河西儒家文化的渊薮地位，也逐渐为佛教文化所取代。

在凉州天梯山石窟开凿的同一时期，祁连山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相继造像，接下来这种“凉州模式”的石窟造像艺术风格，又由姑臧高僧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从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到山西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凝炼出的成果反哺西方，它们不仅是西方佛教在河西趋中国化，尔后向全国传播开去所留下的见证，也是佛像、绘画石窟艺术从这里兴起，尔后风靡全国各地的一片圣洁处女地，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取得的成就，无不闪耀着河西石艺术的熠熠光彩。今天人们在欣赏这些石窟艺术的同时，隐约能够听到当年学子们读书的天籁之音，依稀能够触摸到当年圣贤聚徒讲学的炽热温度。

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是五凉时期河西儒坛的典型代表，当年郭瑀在临松薤谷凿石窟设帐讲学著述，因为他们的带动和影响，河西公学、私学兴起，民间求学之风盛行。尽管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和国学文化遭战乱破坏，但实际上成为中国北方儒学文化中心的河西走廊，因为五凉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河西学者皆坚守儒学传承使命，呈现出官学私学相辅相成，教学著述繁荣发展景象。

五凉时期刘昞是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在他的《敦煌实录》和《凉书》中，记录下河西走廊百年风云史，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汉文化在河西得到保护传承和延续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惨遭破坏的中原文化的复兴。《宋书》记载：北凉后期河西向东晋朝廷进献典籍154卷，其中有失传已久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墓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被保存下来并传回江南。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一份厚重的回馈，更是为整个中华民族国学文化传承做出的独特贡献。

河西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成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的中转站；河西创造了石窟、塑像、绘画佛教艺术成果，成为佛教“石窟佛像综合体”艺术处女地，对两晋、隋唐汉文化研究乃至今天我们坚持文化自信，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4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