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八月的乡村》后,总体有些惊喜和失落,不脱俗的,能达到整体预期。

首先,可以称为一篇抗日时期的战时文学,由于故事情节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更加倾向于解放区文学的左翼小说,讲述出东北军民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故事,抗日终会胜利的结局。

其次,通过小说表达出军民合作统一抗战、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抗战必胜的内容与主题。从这篇小说来看，萧军不适合萧红，一个热心政治、抗战的热血汉子与萧红那样感情丰富不通世故的弱女子总是会产生分歧，如同一个想要贾探春一样的女子，一个想要贾宝玉式的男子，怎么能走到最后呢？月老牵错了红线罢。

最后,《八月的乡村》同此前的左翼文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体现于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有关左翼文学内部创作范式的一种更迭。回顾此前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它们往往针对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即便涉及到反帝的内容也仅仅是揭露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政权的互相勾结或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暗影下社会的动荡破产这些角度间接地表达出反帝主题，然而《八月的乡村》尽管是粗线条的，但是小说的主要反映对象已经转移到了反抗日军侵略上来，而且所涉及到的人物也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

《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的“异质性”在于，作者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风暴与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之后，将自己心中深深的忧患与悲愤的心绪同实际历史运动中的现实力量相结合，换言之是将所念所想找到了落脚点——正在不断斗争的广大群众与参军的百姓们，在《八月的乡村》中，劳苦大众同知识分子一起承担起了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无论是对光明的未来怀有希望的崔长胜，毅然走入革命队伍中的孙家兄弟还是其它各具特色的人物，这些普通大众已经出现在残酷尖锐的战斗中，在充满血与火的历史前台上，占据着作品的中心位置和主要画面。

正是这样的变动，在接续此前已有的相关创作实践的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规范”的逐渐成型，在此后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激烈论争中，两派双方都把这部小说作为证明自己主张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标志即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崔京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