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市域，是古丝绸之路上扼守天山廊道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古丝绸之路”上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的毗连区或中心区。

这一独特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深埋历史长河的文物遗存实证，且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其永不褪色的区域历史文化底色。如：四千年的青铜期文明、二千年历史的姑墨文化、六百年民族大融合的多浪文化，这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层，是解读阿克苏市域深厚历史底蕴的核心密码所在，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史实，是西部边陲阿克苏市域的生动历史发展进程，是构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有力组成部分。

那么，应遵循什么原则，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来辨识、认知阿克苏市域不同历史时期地表文化层分布呢？答曰：一是遵循文物保护法规的‘法’理原则，二是遵循考古还原史实的‘客体’原则，三是遵循历史事实的‘真’理原则。

遵循文物保护法规的‘法’理原则。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总要求。以法理思维来认定历史，认定历史文物遗存。坚持不懈地“让地表文物说话，让历史文物发声”。

在多元视角进行文物的历史文化功能阐释同时，要认定文物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认定其在拓延区域历史文化空间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认定其在文旅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无形潜能量。

2025年底，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阶段专家组进驻阿克苏市验收环节，在清代阿克苏旧城遗址前，面对设有不锈钢防护栏，立有文保碑、标识牌的百年旧城残影（当地对文物做到了应保尽保），验收组成员中一位老专家激动之情难抑。这位值得敬仰的文物考古专家名叫闫雪梅，供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早在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她便全程参与了阿克苏市域地表遗存的长城文化资源调查工作。

老专家对历史文物的真挚情怀，难道不是遵循文物保护法规‘法’理原则的最好诠释？

基于考古学，对于阿克苏市域累积的四千年的青铜期文明、二千年的姑墨文化、六百年的多浪文化，我们要不要进行法理认定呢？

对此，阿克苏地区文旅局（文物局）文物办负责人表示，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物保护工作是地方政府的主责主业。作为阿克苏当地资深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副馆长艾斯克尔·阿巴斯表示，少数民族党员，尤其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区域历史，更要带头讲好区域历史文化故事，铸牢共同体意识。

遵循考古还原史实的‘客体’原则。自国家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眼下，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关于我国文字起源、农耕文明起源等不断被刷新。如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古文字，将我国文字起源上溯至七千年以前；四川濛西河遗址保留有6万余粒古植物种子等遗存，将我国农耕文明（农作物稻谷、黍、粟等使用）追溯至八万年前等等，都是遵循科学考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中国西南部）”的学术观点提供了证据支撑。

以考古学为基，阿克苏市域三个历史地表文化层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首先看六百年文化层：多浪文化的溯源认同。历经元明清时期，

六百多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史实孕育的多浪文化，如何溯源历史认同呢？

我们对某一历史文化层的追溯或认知，通常要综合几个因素。一是地方志或史料的记载，二是基于考古学的历史还原与认知，三是地方叙事，或称为地方民俗文化的历史沿革。以上对应多浪文化的产生历史背景及发展沿革来看，完全适用。

多浪文化在阿克苏市域大致发祥于14-16世纪末的元末明初，清代至民国期持续演化。它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印证，是多元一体构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见证。

《新疆简明地方史》（《第五章元明时期》，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中，关于元明时期人口的迁徙、融合有这样的描述：“元明时期大量的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等迁徙新疆（南疆），由于长期间居杂处，逐步融入蒙古人、畏兀儿人（维吾尔族先民）中去。”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等交织交融，为后期多浪文化的形成孕育了强大基因。

蒙元时期，新疆大片区域（南疆阿克苏）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后来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和西察合台汗国。1347年，蒙古杜格拉特部在阿克苏市域拥立成吉思汗的嫡孙秃黑鲁·帖木儿为东察合台汗王。阿克苏市域被初步确立为政治、军事中心，统辖地域辽阔。

后来受占据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侵扰，大致在1383—1389年迁都城于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又于1418年，东察合台汗国政治、军事中心迁入亦力把里（伊宁，伊犁地区）。该地位于伊犁河谷，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是连接中亚与中原的重要交通枢纽。这完全符合草原民族善于迁徙游牧生活的特性。

上图可见，“亦力把里”在图中标注有两处，一处为阿克苏市域，另一处为伊宁（伊犁地区）。为此，明史称东察合台汗国为“亦力把里”、“别失巴里”。

《明史·西域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明史，7706页）载：“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龟兹。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

参考上图，“南接于阗”即阿克苏市域隔塔克拉玛干沙漠与今和田接壤。“东抵火州”即东达今吐鲁番。“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立，治所在别失八里城（据考证在今吉木萨尔县北二十里的破城子，即北庭故城遗址）。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在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基础上改置北庭都元帅府，治所同样在别失八里城（北庭故城遗址）。

《明史·西域传》（7706页）载：“洪武中，蓝玉征沙漠，至捕鱼儿海，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太祖遣官送之还，道经别失八里。其王黑的儿火者，即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达京师。”可见，当时的东察合台汗国与中原明朝是臣属关系。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主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汇编》（自治区文物局2011年11月出版）中有了考古权威的实证，即位于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境内的一处明代麻扎，墓主人协依和·加玛鲁丁，便是将伊斯兰教引入蒙古贵族阶层的始作俑者。蒙古人原来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秃黑鲁继承汗位后，是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

之后，该教义便在蒙古王公贵族中推行。史料记载，当时有16万蒙古人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屠杀僧侣，毁灭佛寺，并向佛教徒云集之地库车推行，伊斯兰教由此向吐鲁番、哈密等地发展。

为躲避战乱，一部分蒙古人便以小聚居、小族群，大杂居、大族群等形式走入森林、走入草原，走入荒漠。这种民间叙事，在当地多浪文代中的代表元素《多浪舞》《多浪木卡姆》《却日库木麦西热甫》中的唱词和舞蹈动作中能够得到印证。

笔者历时两年时间做田野调查时发现，阿克苏市的阿依库勒镇月亮泊景区的民间叙事与上述历史大致吻合。该景区的前身，民间称为“苦水麻扎”，相传是伊斯兰教为立锥，在该地发生屠佛运动后，山间的泉水自此变咸、苦涩而得名。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信奉伊斯兰的蒙古兵，左手持《古兰经》，右手弯刀，对异教徒实施了摧残和屠杀。”这与史料记载，库车的佛教建筑标识被摧毁，以及宗教法庭的遗存等是相符的。

从区域范围内的逻辑推理来看，该传说可能是成立的。由此，阿克苏市域由汉唐以来的佛教文明盛地，转向伊斯兰教化。塔里木绿洲文化、草原游牧文化、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和萨满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交锋、碰撞，交织、交融，孕育出灿烂多姿的多浪文化，是多元一体构建中华文明的活态南疆实践。

到了清朝时期，民族融合得到了持续推进。《简明新疆地方史》（《第六章清朝时期》，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中论述：清朝时期，为巩固疆土和驻防，从全国陆续迁汉族、满族、察哈尔蒙古族、锡伯族、索仑族、回族等族别的驻军及家眷来到新疆驻防屯垦，包括南疆（清中期阿克苏城）地区。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笔者曾陪同考古文物专家团队在阿克苏市域的阿依库勒镇辖区的阿沙遗址、库木巴什乡辖区的索勒古城遗址等做田野调查时，都有蒙古屯军的民间叙事。

蒙古部族跨马弯刀驰骋草原的雄风，以及游牧生活的群体性聚居，使其流传民间的民俗文化元素中（歌舞），仍能看到草原彪悍民族的影子。这些因素在多民族繁衍生息融合中演绎、传承，并逐步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风格—多浪文化。

如今，多浪文化在阿克苏市民间有着广泛留存。象征地名的有多浪河、多浪街道、多浪社区。其中的多浪河是阿克苏市各族儿女的母亲河。象征民俗文化方面，有木雕、刺绣等，其中早年的多浪小刀传统手工艺制作闻名。而《多浪舞》《多浪木卡姆》《阿克苏赛乃姆》，及国家级非遗项目《却日库木麦西热甫》等歌舞类艺术元素中仍保留有蒙古草原民族的影子。它们见证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史实，这是多浪文化形成的历史客体，也是其形成的内因主体。

其次看二千年文化层：姑墨文化的溯源认同。关于对二千年姑墨文化的认同。一是基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该巨著对“古西域三六国”（三十六城邦）都有明确记载。如《汉书·姑墨国传》《汉书·于阗国传》《汉书·车师国传》《汉书·温宿国传》等，对三十六城邦的方位、户籍人口、兵力、物产等都有记载。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权威的官方史书记载。

二是基于《悬泉汉简》还原的实证。悬泉汉简出土于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乡。西汉时期，该地为敦煌郡效谷县管辖的官方驿站，名曰“悬泉置”。是通往西域的较高级别驿馆，相当于“丝路五星级驿站”。

1990—1992年，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汉简2.3万余枚。该汉简相当于戍防日志，主体由戍边官兵（卒、驿卒、佐）书写，且这部分日常文书占80%以上。其对正史起到了史证和补充作用。

汉简中记录了驻守姑墨城邦的王，派遣使者赴中原王朝进献贡品的史实。表明了姑墨城邦与西汉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汉简中还记录了姑墨城邦驻军屯垦，向其他城邦转运军粮等，以及驿站的功能等，极具史料研究价值，它佐证了阿克苏市域承载两千多年丝路文明、玉石之路文明，以及二千多年的屯垦、戍防双重使命的基因传承！

今天，位于阿克苏市多浪河景区的姑墨亭景观（网红打卡地），就是当地政府与民间双重构建姑墨文化叙事的生动载体。

三是基于《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一书，该书收录当时全疆90个县市（自治区县）历史文化沿革信息。在阿克苏市篇章介绍中，开篇曰：“阿克苏市即西汉时期的姑墨所在地，姑墨有人口3500户，24500人……”于维诚先生工作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曾任民政厅《民政志》编辑室主任、副编审，著有《新疆通志·民政志》《中国县情大全·新疆卷》等。

他的这部著作专项研究、论述的是新疆各地州市县（自治县）的历史沿革，上至秦汉，下至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演化划定。作为专属职能部门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论，颇具建树，毋庸置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汇编》中，对阿克苏市域历史沿革介绍同样遵循“汉代为姑墨国地”的表述。可见，这一核心的观点来源于考古学对历史本源的‘客体’认知。在阿克苏市域，远迈汉唐遗存的长城文化资源有阿依库勒古城遗址（史称阿音柯古城）、胡杨岛烽火台等，千年守望，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2005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十佳魅力名镇”（后通常称“中国十大边陲重镇”）评选活动中阿克苏市域获此殊荣。评价的理由：“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人文价值。”阿克苏市域不仅是南疆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连接南北疆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堪称边疆稳固的“重镇”。

阿克苏市域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它完美诠释了“边疆”与“重镇”的含义：既有扼守边陲的战略地位，又有丝路古道的历史厚度，更有变荒漠为绿洲的生态奇迹。

再次来看四千年文化层：青铜期文明的溯源认同。历经四千年的青铜期文明，如何‘客体’认同呢？

阿克苏市域青铜期文明以克里雅河北方墓地为代表。之所以称之为北方墓地，大致地理方位上与位于南部的和田地区境内的圆沙遗址相对应。

《近年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采集陶器的研究》（林铃梅、李肖、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著）学术论文中提到，关于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活动，大致有四次：2005年、2008年和2011年，都是由中法联合考察队进行的考古调查。其中2018年，和田地区文物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等多家单位，进行了克里雅河下游综合科学考察活动。通过历次考古调查，北方墓地作为阿克苏市域青铜期的代表，地位未曾动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晓露所著的《丝绸之路开通前塔里木盆地交通格局》学术文章中，运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克里雅河北方墓地的考古遗存，论述了在青铜时代后期，克里雅河下游与塔里木盆地北缘存在古人类交流的可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汇编》（自治区文物局2011年11月出版）中，首次将克里雅河北方墓地考古成果纳入阿克苏市域范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州之间、县域之间的地界精准划分，还要依据测绘部门的千里眼。

遵循历史事实的‘真’理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考古调查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最佳方案。通过考古所展现的历史原貌，就是还原史实的真理。这个‘真’体现在定位准，筑基牢，塑形稳。可见，文化出生产力，文化更出战斗力！尤其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它是推动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精神力量源泉。

阿克苏市域的历史文物考古工作始于1989年，即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截至2026年上半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考古成果累积丰厚！时间上来看，横跨37年。三十余载考古成果，适时以学术研究等形式公布，是解决以往说不清自身历史，道不明自身历史文化问题的一个有利契机。这个契机得益于国家政策法规的强有力牵引！

阿克苏市文旅局（文物局）党组书记马颜峰表示，在边疆地区，文旅工作表象上不仅是吃、住、行、游、购、娱，还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涵养当代发展。只有搞清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敬畏历史，奉献时代，也是对人民负责！

为此，对区域历史文化的认同，相较之起步较晚的地方来说，就要一步一个脚印，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综合施策，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要让各族青少年，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对区域历史文化的认同深入骨髓、升华为灵魂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同无政府主义、无历史主义、无文化观的极少数暗流思潮形成对垒，才能在持续维系政治生态安全、文化生态安全、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方面站得住脚。

（绿野/作者系诗人、散文作家，新疆南疆地区历史人文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