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二柱和捷克轻机枪

杨玉祥

华夏大地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哪块地上都不缺英雄。如果你有机会到鲁西北乐陵市，带你来的朋友，会说：“宋哲元将军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当了民国掌管北平最高军事长官，回到家乡乐陵，把学堂里小学刚毕业的娃娃招到北京参加他的部队。足足有二百多人。”

二柱就是被招进来的人，作战勇敢没两年就当了排长。宋哲元很重视先进武器，买了不少捷克轻机枪。二柱怀中那把捷克轻机枪，在卢沟桥下，撩翻七八个鬼子。

 这天他随着29军大部队，冲出永定门城楼，沿着中轴路，跨过大红门，就见从南苑撤下来的兄弟部队。后面还追着小鬼子。

他带着自己的排，在凉水河北岸架起枪打阻击，掩护往后撤的兄弟们。

小鬼子架起炮轰，他们人少，就撤退到河边一个村子。战士们有藏在民房里，地窖里，二柱则跳进农家茅房后的屎坑里。这位说了，屎坑多脏呀！二柱从小就种庄稼，人屎、牛粪、马粪、羊屎、狗屎，都是好肥料，柱子见了就用双手捧起，扔进自家的田里，不脏！

二柱耳朵听到藏在院子里的战士，被鬼子们找出来，一个一个杀掉。

小鬼子到茅房搜查，二柱就把身体都埋进大粪坑里，只露两个鼻孔，躲过了搜查。听着敌人渐渐远去的声音，他从茅房起身，也把埋进粪坑里的捷克轻机枪拿出来，看到了同伴的尸体。是他排里的乐陵家乡士兵。肠子被鬼子刺刀捅了出来。他怒发冲冠，提着机枪往走远的鬼子背影追去。

鬼子们似乎追累了，停在一个叫西罗园的菜地旁休息喝水，二柱爬过去，一步一步逼进鬼子。他身上的屎和大地一个颜色，爬到离鬼子七米远都没有被发现，一小队鬼子，被他的捷克轻机枪喷出的火舌，一扫一大片。捷克轻机枪一次就装二十发子弹，他一气都搂出去，打得鬼子嗷嗷乱叫。他马上换上弹夹，直到把这一小队鬼子全打光了，他才提着机枪，往南走了。

听说北平城被日军占领了，柱子不知道怎么找到大部队，就沿着东南方向往家走去。走呀走呀，记不清楚走了多少天，他才回到了乐陵，把机枪埋在自家田头上，又开始和庄稼、大粪打交道，春种秋收，娶妻生子。

那29军说起来也是国民党的部队，这段经历，他从不讲。加上当年村里一起当兵死的死，走的走，活下来的就二柱一个，他不说也就没人打听，安然度过了那段动乱的岁月。只是隔几年，他就趁着月光，把那把机枪从地里挖出来，用布擦洗一下，再包上油纸埋进土里。

宋哲元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一生辗转抗日，最后病逝在四川绵阳，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正应了那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后来，各地都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乐陵想到当年周恩来，朱老总，彭德怀都为宋哲元题写过挽联，乐陵也在万亩枣林中建了抗日纪念馆。地方官想让民族英雄造福乡梓，顺便帮着宣扬乐陵小枣。

这时候二柱的捷克轻机枪就派上用场了。纪念馆征集文物，二柱让儿子把机枪挖出来，放在馆里成了展品。

这块土地是祖宗留下来的，出有名的英雄宋哲元，也出没名的英雄二柱。二柱活到九十六岁，感到日子不多了他还让儿子带着他去了纪念馆 。老英雄二柱手放在机枪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执行厅法官

杨玉祥

太原一家书商欠我们杂志社三万书款不给，我们无奈起诉了。案子赢了，到了执行厅。我给执行厅王法官打电话，他诉苦说：“我们找了那小子几次，他就赖着不给钱！。”

扯了半年皮，款一分钱没有要来。

社委会开会，说：“执行厅的人能要来，三万元可以一方一半。反正不能便宜书商那小子。”

我第二天早晨给太原执行厅王法官打过去电话，中午就收到电话，说钱要到了。问：“您到我们这里取钱吧！到了，先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杂志社的人欢呼雀跃。好歹要回了一万五千元，比一分钱没有要来强多了。

第二天我就乘坐沃尔沃大轿车，沿着新通的高速路，五个小时就到了太原，住在迎泽大街北边的白云宾馆。

 通了电话没有一个小时，我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握了手，我就把他让到沙发上。

他没有穿法院的服装，坐下后也不寒暄客套，直爽地说：“你昨天来电话，我就到书商家找他小崽子。没多说话，他就弯腰从一个旅行包里抽出三摞给了我。那小子贼有钱，旅行包里满满的都是钱。” 

他的脸上满是惊愕。然后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个执行法官，压根就没有帮我们要过钱。听到有好处，才屈尊大驾第一次去书商家。他把早些时候跟我编的瞎话，似乎忘得干干净净。

我没有笑，也不搭话，只是漠然地望着他。

他似乎想起我们半年前的通话，就不再笑。从随手提的手包里，一沓一沓拿出三万元，并排放在沙发上。把其中一万推给我，又把其中一万元点了一张一张，到点到五十张的时候，他把钱塞给我，嘴里说：“这一万五千是你们的。这一万五是我的。”然后大大方方，潇洒地把一万元装进手包里，又从散乱的五千元中抽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我说：“这点钱你拿着，到太原要吃我们的刀削面，——香！我有事，就不陪着你了。”

我下意识想推掉那一百元。猛然想起这一百元是我们的刊款，不要白不要。就接过来，我没有说声谢谢！

 他站起来，朝门外走去。我站起来送他，目送他走向电梯的背影，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看着他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那几乎是横着走的傲视天地的背影，我一直记得。

一次和同学聚会说起此事，一位毕业人大法律系，后任北京公安一名科长，又在律师行业最红火时，下海当了一名律师，执业几十年，早是行业大佬了，听完却摇头晃脑说：“谬也！不可能的！”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心中想，事情过去了二十五年，人们就不相信了。而且这个人还是公安和律师届双栖的专家人物。我感觉到可怕，时间能够掩埋一切。所以我写下来以记之！

纸可传千年！

往事不沧桑

杨玉祥

记得我那时也就八岁，放了学就在院外疯跑，甭提多费鞋了。那天我穿着母亲买的新球鞋，参加小伙伴玩抓活人的游戏。我左右冲突，杀出重重包围，前面一个大大的土堆，  这土堆有二十米的房子一般大，我发现时已经刹不住脚步了，只能勇敢地往起一跳。不好，腾飞的脚踏上了土堆上，我那球鞋陷进坑里拔不出来了。我想起来了，这是前两天几个农民叔叔把公共厕所旁的粪井里的大粪掏出来，放在垫着土的地上，四周也用土挡上，顶上也撒上土。过一周，他们会赶着马车来，把掺着土的大粪装上车，拉到农田里，那时候国家没有大化肥工业，大粪便是最好的肥料。我一用力，脚拔出来了，鞋没出来。我光着一只脚丫站在土堆旁，急得咧咧嘴想哭。

那是六十年前，家家的衣服都是大孩子穿完小孩子穿，鞋也是一样，买双新鞋是一件很重要的开支。一双新鞋至少让我穿上高兴一周。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就站在装满大粪的土堆旁，等着赶着大车的农民叔叔来。终于来了，我和母亲一起，千叮咛万嘱咐，说大粪堆里还有一只小孩丢的新球鞋。可大粪车都装满了，还是没有看到。我们失望地看着马车渐渐走远，消失在胡同拐弯处。

我又开始穿上我那露着大脚趾的旧鞋，第三天，有个陌生的人敲我家的门，手中拿着一只洗得干干净净的鞋。

 “找到了！找到了！”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妈妈说：“您是从南苑那么远过来的，就为给孩子送一只鞋！这太谢谢您了！”

我拿过鞋，紧紧攥着，扬着脸说：“谢谢叔叔！”

“不用谢！孩子买双鞋不容易呀！”

“可不，不瞒你说，这双鞋花去了我在街道工厂小半个月的工资！”

 “当母亲的，赚点钱多不易呀！”

“跑了那么远的路，进屋喝口水再走吧！”

“不用了。鞋送到了就行了。我还得往回赶路呀！”说完就扭头往院外走。母亲看拦不住，就往外送他，一直送到胡同拐弯处，站着，一直目送到那宽阔的背影看不到了。

一眨眼六十年过去了，可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个给我送鞋的人。那天他穿着打着补丁的裤子，脚上的鞋子是自家做的布鞋，只是走得急，鞋面上满是粘的泥巴。那张脸，被阳光晒得红红的，那眼睛纯净得像泉水，汗珠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是早上起来，从南苑走到宣武门我家的大院，把一只自己施粪时发现小孩的球鞋，洗干净，晒干，再走进城。只为了我这个陌生小孩的一个期盼。然后再走五个小时，回到家。

这种事情，让当今社会的人难以置信；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过！

时间是一九六五年。虽然过去一个甲子，可那双纯净的眼睛，在我眼前从不沧桑！

阶层穿越就在大学

杨玉祥

出版社汪社长的儿子考上了异地——重庆大学。在办公室，接到儿子电话。

 “老爸，我和我女朋友商量，想到校外租一个单元楼房？”

 “不行！学校有宿舍不住，花钱如流水。老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儿子上大学没一年就交了同班一个女同学。他说自己是北京的学生，有优势，三个女生都追他。他选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您还没听我说具体情况，您就不同意。不瞒您说，一个月租金才五百元。”

  “咋这么便宜？”

 “我们学校位于市里的郊区。租房便宜嘛！”

 “那就租吧！”汪社长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身为社长，他也知道大学生情侣在校外租房住，似乎是一种时髦！

一晃儿子大学毕业了，家长要参加毕业典礼。

 儿子来电话说：“来时准备六万八千元现金。我女朋友父母也来。见面时要给女朋友当见面礼。”

 “北京早不讲究给彩礼了？你这给我找的儿媳妇是那的人呀？”

 “重庆万州市的人。这里不是北京，要入乡随俗。人家这边就讲究给见面礼。”

“你说的这地方，十多年前我去过。那时叫万县。穷……充其量也就是个乡镇！”

“双方父母见面后，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咱家万寿路的两居室，您给装修一下。我们俩就住哪里了！”

 “你等等……过去老爸我都听你的。结婚这么大的事，我连新娘子面都没有见。我……要不同意呢？”

 “对不起，这我们都想过了。不同意呢，我们俩就落户重庆了。在这里创业了！”

一阵沉默后，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那都听你们的。你还是回北京吧！不然我这儿子不是白养了吗？”

汪社长到重庆后，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餐厅豪华包间，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儿媳妇，舒展，挺拔，阳光，俊秀。原来如此，第一次谈恋爱的儿子，就被迷得五迷三道，情有可原呀！

女孩的父母就显得有点紧张，显然是第一次来这么奢华的地方，手脚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儿子说未来的老丈人是包工头，可那粗糙的大手，宽大的骨节，汪社长就知道他是民工。也许在他心里，包工头是最有钱最风光的人了！为了面子，就谎称自己是包工头。

二居室装修好了，婚结了。儿子进入国家审计局成了公务员。八个月后，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原来儿媳妇是未婚先孕。

孩子一生下来，就找了保姆照顾。儿媳妇暂时没有北京户口，公务员是去不了了。汪社长就通过关系，给找了一家国营企业当会计。没两年就升职为财务主任。月薪三万多元。

儿媳妇有一个弟弟，中专毕业，好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汪社长一个电话，就被一个国企录取了。这消息一下子传遍全村，马上有人主动派媒人谈亲。央企的工作一辈子有保障，比包工头强多了。

有人嫉妒，传是假的。那姑娘父母找上门退了婚。儿媳妇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万州，拿给新介绍的村花家里看，婚事当时就算定了下来。这回村花一分钱财礼都不要，还倒贴六万八千元嫁妆。

从此儿媳妇父亲在村里遛弯儿，村支书见了面都主动打招呼。 大家私下里纷纷说，他们老两口沾了女儿的光，算是逆袭改命了。老爷子是明白人，说这世上哪儿有什么天上掉馅饼？我跟亲家聊过，他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吃了很多苦，一路打拼才有今天。别看人家下辈人过得好，人家上辈子拼过命。村西头二大妈说“那你闺女找这么个婆家真是运气啊。”村支书插话“那丫头从小就聪明，就这么说吧，要想改命还得上大学 ，不上大学哪儿有机会结识优秀的人呐。你说对不？”不等老爷子说话，这时候村口老槐树的喜鹊呱呱叫了，好像在夸支书说得好说得好……

作者简介:杨玉祥，1957年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在郊区插队，可以说，当过农民，工人，公司经理，编辑。在文化人中，人家管我叫老板；在商人中，称呼我为文化人。十来岁时，就是宣武门外有点小名气的讲故事大王。夏天的胡同中，电线杆下，聚集一群群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现在写非虚构小说，力求最短的篇幅里，把我的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栩栩如生。没有多余的笔墨。看完叹一声:“这家伙有点意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