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祥非虚构故事：大贼单走

作者：杨玉祥 

   少年时就听过杨家将的故事。到了开封，我是一定要去天波杨府逛逛。

   大门正中是高高的门槛，常人轻轻一迈腿就过去了，可我前面有个一米八几个头，驾着双拐的白发老男人，他吃力地往起抬左腿就差一点点而迟迟迈不过去。双拐戳着地面发出阵阵呻吟声。

   我忙跑上前，轻轻抱着他的腿往上抬，终于迈过了门槛，脚板重重地踩在地上。他的右腿似乎很好，自己迈过了高高的门槛。他说:谢谢你！

   “不客气，举手之劳！”

   天波杨府的庙宇和大殿都有高门槛，我就随他一路游览，迈不过的门槛我就帮忙提一下，一路下来，累了，就坐在长椅子上休息。我好奇地问:“您是哪里人呀？”

   “西安！”

   “一个人来的?”

   “当然！”

   “大贼单走！”我不无幽默地说。

   他扬脖大笑着说:“可以这么说呀！”

   “您高寿?”

   “八十有余！”

   “人过七十不出远门。何谈您都八十多了！”

   “我当过兵，在朝鲜战场左腿落了点残疾。生生死死见得多了，没啥！我有个理想，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现在省会城市我都走遍了，下一步是全国地级市，已经走了一多半了。

   我冲他举起拇指说:“牛——！”

   “兜里还有一些积蓄，临见上帝之前，要把它们花干净。”

    我不无担心地说:“毕竟年纪大了，万一有个病了灾的?”

    他哈哈笑着，挥挥手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那也要给自己留下些钱，防您卧病在床。”

    他哈哈地大笑，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舒展:“大病不治，小病我的一万多块钱的退休金够应付了。——再不行，我就自我了断！”说完他用手掐了一下脖子，做了个上吊的姿势。然后慈祥地望着我笑！

   我惊愕地张大嘴巴！不知道咋回答。

   他扶着椅背缓缓起身，胸前挂着一个牌牌，上面是身份证复印件和家属、单位联系电话。

   出了天波杨府，他拦着一辆出租车，一边让司机拉他到一家星级酒店，一边拉开后门，坐下，把拐杖放在自己腿上，边和我挥手告别。  

   出租车一踩油门，嗖——地开远了，我许久没有缓过神来，呆呆地看着车子远去的方向，直到消失不见。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记文学评论家高玉琨老师

杨玉祥

   八十年代初，我读了四年北京红旗大学中文系，学校安排辅导我毕业论文的是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高玉琨研究员。

   我写的论文内容是探讨朦胧诗的手法和技巧。对于比较晦涩的朦胧诗意境，高老师就和我探讨，我说出自己的理解，高老师仿佛茅塞顿开，哈哈大笑着，用温和喜爱的眼神看着我。

   几次三番，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成了忘年之交。

   一年之后，高老师调到(东方少年)杂志社，当法人兼主任，就把我调到杂志社。和高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找高老师聊天的有刘心武、刘绍棠、陈建功、刘恒、赵大年等，他们在屋里谈文学和生活。他们穿衣打扮很随便，有时身上还有没来得及洗去的灰了吧唧，不知道在那里蹭的黑点。我笑着说出来，高老师望着他们的背影说:”他们不用穿名牌服装，在心里，自己就是名牌！”

   他们大多是把一个故事的大概跟高老师谈起，然后各自发表看法，找到更佳的切入点，或更高的境界。

    刘心武曾经跟文联研究部的一位老师说:”你们高玉琨很厉害。如果没有他的意见，就没有小说(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起码不是这样。高老师却谦虚地说:”评论家，就是把别人做的馍，嚼出不同的味道。”

   八十年代，没有财政支持，杂志社以文养文，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也许长了一付老实的面孔，不会给高老师惹事，就让我当了公司法人。   

     我的发小和同学来找我，看到我抽屉里放着杂志社和公司的章，眼睛就直了说:”我是银行负责贷款的，只要有两个公章，我就给你贷八百万。

   ”你同意了。你们行长还不同意呢！”

   ”没问题。行长是我爸爸。”

    ”我得到这么多钱干嘛？”

   ”全买天津大发面包车，租给个人。钱就回来了。然后我就给你再贷一千万。再租给个人。那时你躺在家里，每个月收车份子钱。”

   ”那你这边需要啥好处?”

   ”你们吃肉，我就喝点汤！”

   ”这么多钱你交给我，你不怕我骗了你?”

   ”我还不了解你。你要骗了我，这世界没好人了！”

   我向高老师汇报此事。高老师眼睛都直了，脸色苍白，几乎立刻摇头说:”不妥！不妥！咱现在月工资才一百来元。这坑太深了。把咱俩都扔进坑里，都听不见响声。”

   后来我见到我的发小同学，他说:”你们胆子小，我就跟西三环北京一个村书记合作。现在他们有二家出租公司。面的和夏利车三万多辆。书记赚大发了。一年又一年世界各地满处玩。每个月，躺在五星级酒店，钱就砸胸口上了。”

   我和高老师说起这个事，他说:”我不后悔。那是个村，咱们是文联。大不相同呀！咱俩要干了，现在没准都在监狱里蹲着呢！”

   我整天忙着杂志社的公司创效益，几乎很少写东西了。闲时就把过去写的修改一下，发出去。(东方少年)、(儿童文学)、上海(少年文艺 )  、(中国校园文学)都发过。一次高老师喝了点酒感慨道:”你不应该经商，你该写东西。可杂志社不需要作家，更需要能给杂志社赚钱的人。我也许给你带进了人生一个岔路”

   ”文学需要生活。经商赚钱也是熟悉生活嘛！”

   ”你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

   几年过去，商人见到我称我为文化人，文联有七八个人见到就称我为杨老板。

   后来高老师又调回到研究部，继续研究他的当代文学。我们则是隔三差五聚聚，听我畅谈经商的事。——我在高老师面前是海阔天空，高腔大嗓，谈天说地的人——仔细想想，我是不善言辞的人，能让我如此放开，这世界还没有第二个人。

   高老师总是细眯着眼笑，似乎对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很是欣赏。

   一次我想写一篇(肛肠科医生和他的养生会所)中篇小说。里面许多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我迟迟不敢动笔，感觉写出来，像黄色小说了。高老师鼓励我说，”写！文学是反映人性的。这小说写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人如何挣钱，花钱，时代感很强！”

   我开始动笔写，写完心里犯虚。就拿给了(北京文学)老主编陈世崇老师看，他认真帮助我改了几次，发表在2014年1月(北京文学)小说头条。

   小说发表不久，文联几个老同志聚会，高老师慷慨激昂地冲我说:”过去说你是作家，有点牵强。因为作家的称呼是神圣的。今天，你写了这个中篇，可以站在大地上，冲着蓝天，大声高呼，——我——是——作——家！因为你写出了一流的作品！”他似乎有点激动，挥动着手臂，脸涨得通红！

   不过，我心里很是平静，我知道，是我和高老师的师生友谊，使他对我有所偏爱！

   不过这个鼓励，使我坚持不断地写下去。

   2023年，我和高老师约好聚聚的，迟迟没有兑现。因为这一年我阳了两次。尤其是第二次，去年底，到春节前，咳嗽迟迟不好。我知道高老师摔了一跤，在建工医院做康复。我想去，又怕我的阳，传染了高老师。

   春节期间，吃了二十八付汤药，终于好了。我迫不及待打电话，不接。打座机，也没有人接。我继续打，终于高老师爱人候老师接了电话，我才知道高老师在二院内科住院。到了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高老师，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隆起的高高的将军肚，没有了。甚至肚子有些低洼。身上插满了管子。候老师说:”杨玉祥来看你来了——！”一直昏迷的高老师竟奇迹般地睁开眼睛，嘴巴一直半张着，但感觉到高老师点了点头。我嗓子一杀那哽咽，说话都有点哭腔了。但我一直忍着，怕高老师看到，增加心里负担。

   我探视后一天半，就传来高老师仙去的消息。

   走在有点燥热的初春大街上，我却感觉浑身上下的寒意。是从心里往外的寒冷。我随意轻吟了一句诗:”忽有恩师心上过，江河大地满是秋！”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我当诗歌编辑的坎坷离奇欣慰的经历

杨玉祥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喜欢诗歌。贺敬之、张永枚、李学鳌的诗集，都让我给翻得灰了吧唧了。上初中时，学校一层宣传栏里，就贴着我写的诗，我常当做不经意地走到玻璃厨窗前往里看，心中满是得意。

   高中到郊区拉练，学校出的油印小报上，就刊登了我创作的诗。那就算我小范围第一次发表诗歌吧。

   到了东方少年杂志社，诗歌算是最不被人重视的栏目了。每期提供的版面很少，谁都不愿意干，我一段时间干起了诗歌编辑。

   从开始干那一天起，一件事让我发了愁。——没有一个熟悉的诗歌作者。我不好意思求老编辑帮忙推荐，怎么办？怎么办？

   我头脑灵光乍现，骑着自行车来到(诗刊)编辑部，见到负责宣传的主任说:”我们杂志读者中学生多，中学生喜欢诗的也多。咱们交换个广告。你给我刊登一期征诗歌稿的消息，我给你登一次征订(诗刊)广告，如何？”

   ”这个主意好。我就是上中学时喜欢上诗歌的。不过一期太少了，咱们互换两期吧！”

   (诗刊)的广告刊登不久，就接到收发室电话，我到了一看，整整一个旧编织袋，装得满满的。负责收发的师傅说:”你们搞啥活动呢，都是你们的信。”

   我哼哈地接过袋子，回到编辑部拆开一看，有自费出的诗集，有自己油印的一沓稿子。还有的一下子寄来七首，八首，用钢笔誊写得工工整整。

   没有隔几天，收发室又来电话，又是一麻袋稿子，塞得袋子圆滚滚，满满的，重重的。

   记得我一共收了八大袋。放在我办公桌前后左右和脚下。收发室的老师傅说:”你该给我发劳务费了。”

   我开始看稿，作者介绍自己都是喜欢诗歌十年有余，常年订阅(诗刊)。一看作品，十篇来稿就有两篇达到我刊发表水平。

   连续看了几天，就选出了四十首诗，填写了稿签，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刊物每期发诗歌，合计也就五首到六首，可我收到的投稿，粗略一算，足有五千首。够发表水平的有一千首，够我刊发二十年的。

   我立刻停止看稿，可又不舍得把我身边的稿件处理掉。那一段时间，我一看到一个个袋子里的稿子就抑郁不乐。

   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组织的聚会，席间有一个叫刘湛秋的诗人，曾任(诗刊)执行副主编。六。四表现活跃，刚刚被撤了职，全国报刊也不准刊登他的文章。

    他听到我说的八袋诗歌来稿，眼睛亮了一下，说他家离我们单位不远，明天来看看。

   他真的来了，摸着下巴看着一袋袋诗稿笑。并说:”想不想办一个全国诗歌作者培训班?”

   我随口说:”想——呀！”

    ”要是招上五百个学生。每个学生收五百元。你们单位，你——，我——，都能赚一笔钱！”

   ”五百人?不是个小数呀！学生从那里来?”

   ”学生就踩在你的脚下——呀！”

   我低头一看，正好有一包鼓鼓的大编织袋踩在我脚下。

   他双眼放光地说:”咱们把招生通知书，按照来稿地址寄出去。写着授课老师我——和叶文福。我保证，凭我们的名气，给你寄诗稿的作者有一半能来。”

   我踩着那包诗稿不吭声了，许久才说:”作者花邮费把稿件寄给我，我没有那么多版面发表，甚至有些稿件没有来得及看，我就给人家发出招生信函。从作者兜里再掏钱。这事想起来总有点不那么地道。您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再定！”

   ”理解！理解！小杨菩萨心肠啊——！”

   从那天之后，刘湛秋常给我打电话，或让我上虎坊桥(诗刊)社家属院，刘湛秋的家，或者上我家做客。聊天到兴头上，他弹起女儿的钢琴，双手随意划动，一段优美动听的旋律在屋中响起。

   我心中明白，在家闲居的刘湛秋迫不及待地希望我立刻组建诗歌培训班，可我也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心中那道坎迟迟迈不过去。

   后来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有一件事让我欣慰。那天我歪在单位沙发上看诗。那是一位来自承德市，下属的县，县下的镇，镇下的村。——时间久远，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他刚二十岁，喜欢写诗有八年了。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全村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全村年轻人最没有出息的一个。认为他患上了精神病。

    他寄过来足足有二十首诗，意境怪异，想像奇特，但又在情理之中。我选了三首，刊发后有几个月，就收到作者来信。内容大概是他写的诗在我刊发表后，立刻在村里引起轰动，一夜之间他成了全村最有出息的人。

   没几天，乡政府听说下面最偏僻的村落，有人在北京刊物上发表了诗歌，就把他调到乡里负责宣传。这时县里想办个文学期刊，问下面各乡可有在省级杂志发表过作品的人。寻觅半天，就他一个人有此业绩。于是他又被调到县里，当上了县文学刊物的编辑。

   半年之后，我出去办事。回到编辑部时，听说有人找我，足足在外面台阶上坐等了我四个多小时。有人招呼他进办公室，他也不进。这是谁呢？我一时想不起来。

   不久我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是在县文学杂志当编辑的诗歌作者寄来的。

   他在信中说:到北京出差，专程空出来半天时间，想见到我面谢。等了许久不遇，只好见没人时，冲挂在墙上的东方少年杂志社铜色牌匾，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流着泪走了！

(艳阳天)、(金光大道)作者浩然的感情生活

 杨玉祥

   孙翔想调到一家文学杂志社，主编浩然这一关总是要过的。

   谈话这一天，他还真有点紧张。十亿人民一作家，这作家就是浩然。当年全国的新华书店，摆放的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浩然写的小说和散文。上初中、高中和插队时，孙翔就抱着浩然的书看，真没想到有一天，心中崇拜的人物，自己要和他面对面见面，能不紧张嘛！

   真见了面，孙翔倒是全身放松了。浓眉善目，冲着你温暖地笑，像隔壁大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和样子。

   “浩然老师！我是读您的书长大的。”

   “是吗？你读了我啥书呀?”

   孙翔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从(艳阳天)、(金光大道)，说到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和(喜鹊登枝)。

   浩然老师对他说的点头赞许，然后转过头对杂志社主任说:“这小伙子不错，咱们留下吧！”

   孙翔到锅炉房去打开水，总喜欢底着头走路。有两次，走着走着，忽然被人抱一下头，又松开，耳边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小孙，打水去呀！”抬头一看，是浩然。冲他友好地笑。孙翔心中顿时充满暖意。

    孙翔的办公桌上，会忽然发现，工工整整摆着一本本书，是小说(苍生))和(乐土)。打开，上面写着“孙翔同志留念！——浩然”字迹写得有力而漂亮。

   杂志社有活动，总要派小车到浩然家接送。这差事就落到孙翔的身上。一次到了浩然家，浩然让稍等片刻，他坐在浩然老婆对面。他惊愕，浩然老婆说她是农村大娘不为过，走起路来还是罗圈腿。听说她比浩然大四岁，可两人像相差十四岁。她坐在黑皮沙发上吃油条，一会左手拿着油条吃，一会儿就倒到右手，嘴巴不停地说:“你们老浩，有啥本领，不就会写几个字吗？还看不起老娘了。还想跟外面的女大学生好，门都没有。”

   孙翔赫然发现，她说到激动处，忘记手上还沾着油饼的油，就往黑皮沙发上抹，皮沙发被手上的油抹得光亮亮的。可她浑然不知。孙翔也不好意思提醒。

   坐在小车上，浩然不好意思说:“她上了岁数了，就疑神疑鬼。我是打死也不会和她离婚的。想当年，解放前我和姐姐逃荒到她们村。是她爸爸收留了我们。还供我上学读书，不然我哪里有今天。要和她离婚了，那我还是个人吗？这恩情我是一辈子也还不清呀！”

  孙翔没有吭声。那时是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离婚似乎开始司空见惯。

   一次喝酒，大家聊得开心。主任借着酒劲问:“您这一辈子，就没遇到过红颜知己。光我看到多次，电视台的漂亮主持人围着您转，一口一个浩然老师的叫！”

   浩然若有所思地说:“怎没有呀——！六十年代初就有了。此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一直保秘，从不对外人提起过，今天就跟你们念叨念叨。女方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当时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几个人不再喝酒，侧起耳朵听，唯恐漏掉。

   “那时我住在石家庄筒子楼里一间单元房，写东西写累了，想出去找点吃的。筒子楼的过道昏暗，各家做饭的炉子都放在自家门旁，使本来不宽敞的过道有些狭窄了。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迎面而过，只能侧着身子蹭过。我往楼梯口走，迎面走来一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是一位年轻姑娘的倩影。马上要交错而过时，我侧过身体，可她没有侧身，而是迎面把我抱住。她抱得很紧，我嗅到女孩子才有的温馨。我吓坏了，忙挣脱开，悄声说:这样不好，让别人看见更不好。这件事我不会对其它人说的，就当啥都没发生过！我慌慌张张往楼下走，可女研究生含泪的幽怨的眼神，总在我眼前闪！”

   包间里死一般的沉默，许久没有人吭声。

   “后来我调到北京。听人说她调到天津一家报社，当副主编。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联系！”

   女研究生迟迟没有嫁人。有人劝她:“天涯何处无芳草”。她则答:“除却巫山不是云！”

   一次孙翔陪浩然到天津办事。他和开车的司机私下密谋一件事情。通过天津那家大报的朋友，转告女研究生，——现在的报社副主编。告诉浩然住的酒店和房间号。她若有情，必然前往。凭着她二十多年前的勇气，一般男人是抗不住美人关的。这个想法可以说忽然冒出来，他俩觉得浩然活的憋屈。可惜朋友回来电话，女主编出差去了石家庄，需要一周才回。

    孙翔和司机空叹一声。有缘无份，美好的愿望化做东逝水。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老不泄残精

 杨玉祥

   牛鸿在抗美援朝时任师长。他带领士兵打过许多胜仗。美国兵听到他的名字都肝颤。

   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他离休了。九十年代初，全民经商，他领着一个北京老板，到南方走走。一方面游览风光，一方面见见他过去的老部下，给北京的老板找找商机。

   下榻酒店后，老板带老将军和保健医到当地一家会所潇洒。洗、蒸、泡、餐都完了后，要进SPA房间，保健医生让老将军在睡房等他俩，他沉下脸说:“有好事了不让我去?”

   “我跟着您二十多年了。您还不了解我吗？我是从您身体健康考虑”

   “”你是怕担责任。真要出了啥事，你怕挨处分！”

    北京老板说:”让老爷子去吧，你看身板多硬朗！”

   ”再硬朗也是八十二岁的人了！”他冲服务的经理说:“我们俩做全套的项目，给老同志做半套。”

   老将军拿白眼瞥了保健医生一眼。进了自己的包房。

   会所里美女如云。一般是进去房间五个人，让客人挑选一个最漂亮的。

   半套就是全身精油按摩，全套是再加上打“炮”。

   从SPA房间出来，北京老板到收银台说:“两个全套，一个半套。”

   站在旁边为将军服务的女技师说:“他是全套。不信你问问老先生?”

   老将军一脸疲惫，刚刚的一脸红光，变得苍白无力。额头、眼角、法令纹都出来了。似乎衰老了十多岁。

   第二天本计划军区首长款待，可老将军却住进军区总医院。躺在病床上，屋里就他们三个人时，保健医生说:“昨天当着那么多外人，不方便说，中医讲，六十不泄残精，七十则关闭精门。您都八十二岁了，身上就那点精气神或者说阳气顶着，一泄则衰千里呀！”

   牛鸿握住保健医生的手，一双失去光彩而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他，点点头。他已经无力说话。

   北京老板眼前浮现昔日牛鸿将军统帅千军万马，腰板笔直，声如洪钟。可在昨天纤弱俊秀的小女子面前，他像高山崩塌，大坝溃堤。

   色是刮骨钢刀，千年古训！

   第三天牛鸿将军永远闭上眼睛。

老乡们，合——眼——吧！

杨玉祥

   六十年代末期，公社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村里演出。民国时期建的戏台前早早的就坐满了人，等着看演出(红灯记)现代样板戏。

   晚上演出要有光，大队长站在一个木凳子上，面对下面众人，伸出双手，高高举起来，托举着一盏明晃晃的汽灯。还差一点点就挂上去了，他往起翘了翘脚。肚子自然洼了下去，突然他穿着免裆裤系的麻绳松了。肥肥的棉裤一下子脱落到膝盖上，队长立刻感觉肚子下面凉嗖嗖的。

   那时村里不讲究穿内裤或者叫短裤。大姑娘、小媳妇也如此，为啥?穷呗！大家认为穿内裤太奢侈，为了省衣服，夏天男人光膀子，女村民四十岁一过，也不穿上衣了，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外晃来晃去，两个乳房走起路来一悠一悠。进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生活富裕了，这光景就见不到了。

   戏台前坐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大妈、大娘，见这情景，木呆呆傻傻地看着，说话声一下子停止了。

   队长也僵在那里了，一动不动。把灯扔下，腾出来双手提起免裆裤。可那汽灯掉地上不就摔坏了。那可是当时村里的贵重物品，而且仅此一盏。摔坏了演出就无法进行。紧急时刻，他大声冲几百个村民大喊一声:“老乡们，合——眼——吧——！”

   然后顶着风寒，又翘起脚来，把汽灯稳稳当当挂在大戏台顶上，这才腾出来双手，提起棉裤，重新用麻绳把棉裤系得死死的，才涨红着脸从凳子上下来。

   戏台下先是爆发一阵哈哈大笑，和小伙子把手放在嘴里发出的一声尖似一声的哨声。接着响起热烈的掌声，遮住笑声和哨声。

   从此茶余饭后，田间地头，都会有人学着队长的语调喊:“老乡们！合——眼——吧——！”

 逢到这时，众人就都开心地大笑，只有队长涨红着脸，耷拉着脑袋，生气也不是，骂人也不是。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艳阳天》、《金光大道》作者浩然的其人其事(二)

杨玉祥

   浩然的声名仿佛横空出世，传遍大江南北。七十年代初，忽然江青召唤，他心中一沉，来到中南海小型电影厅。

   文艺界唱戏的，跳舞的，谱曲的，正围着江青周围，众星捧月。他就悄悄躲在远方角落，坐在一把椅子上，默无声息，直到江青喊:“浩然来了没有？”他才上前答:“来……了！”

    “你家离这里远了点，我想给你在中南海边上，安排一套四合院。这样谈工作方便。”

   众人的眼光一起看向浩然。似乎在说:“还不上前谢恩！这等好事我们都没有。”

    浩然却慌忙地说:“不用！不用！”

   第二天，国务院管理局的人找到浩然，让他看房并搬家。他断然拒绝说:“谢谢领导好意，房子还是让给别人住吧！”这举动让管理局的人很是诧异，给四合院还不住的人，他可是头一号！

   江青让浩然当文化部部长，他以怕耽误写作为名婉拒，这让许多人说他傻。也有些人见浩然通天，就写了给江青的效忠信托他。浩然没有往上送，这种溜须拍马的事他做不出来。就是这种远离政治的想法，文革中活跃分子纷纷进了监狱，浩然却独善其身。当然写效忠信的人也平安无事。

   浩然任东方少年杂志社主编时，有两个临时工作人员，但只能转正一个。条件都一样，都是创刊时就来了，工作都认真。一个是将军的女儿，一个是工人的女儿。二者选其一。

    在社委会上，浩然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老罗，是工人的儿子。咱们不能让工人的孩子吃亏。”

    工人的孩子顺利转正，将军的女儿黯然辞职。

    这件事有人也说浩然傻。

    一次开车送浩然回三河县。刚入三河县地界不久，就被警察拦下来，说车超速了，要罚款。司机嫌罚款多了点，不给。警察就把驾照扣了。司机师傅一脸委屈，想让浩然下车亮出身份。警察一听浩然大名，肯定放行。

    浩然摆摆手，示意司机上车。

   到了浩然的住处，浩然拿起电话打到县委书记办公室。

   不大一会，那交警满头大汗跑进来，点头哈腰赔不是说:“浩然老师，您是我崇拜的大人物。《艳阳天》《金光大道》我都看过。没有想到，我扣了您的司机的驾照，有眼无珠呀！”说完一连三鞠躬，下巴紧张的都在抖。

   浩然拍拍警察肩膀，示意此事过去了。

   浩然一直有抽烟的嗜好，尤其写作的时候。一次在编辑部对面的鸿宾楼，请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客户。浩然点燃一支烟，说起他常年深入村、镇、县体验生活，发现这三级领导腐败厉害，如果排队，隔一个人抓一个人，没有冤案。这种社会现状，身为农民作家他要写出来，要直面现实。

    这时候的文坛刮起一股风，说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是浩然。字里行间，把他归到“四人帮”一类，浩然奋起反击，说自己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作品不后悔。在这至暗时刻，浩然宣布戒烟。大家不相信，抽了一辈子烟，那能说戒能戒掉的。可浩然真是再没有抽一支烟！

   最让浩然气愤的是，斥责他最厉害的人，恰恰是写效忠信，让他送给江青的人。浩然指着家中的保险柜说:“那些信，还在保险柜放着。假如我把这些信公布出来，看他们还有没有脸做人。可我有做人底线，不能这么做呀！”

   这些话传到外面，那些批判者顿时失声。

   可那段经历，气得浩然患了脑梗，住进东方医院。疾病折磨他五年，大家去看他，半责怪半安慰说:“您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当一回事了，拼命写呀！写呀！这怎么行呀！”

   浩然拉着来看他的领导和同志的手，久久不放，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还有许多要写的东西没有完成，怎能不遗憾地流泪呀！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一个奋斗者的简史

杨玉祥

   凌贵是我同宿舍的室友。那时我在北京化工试验厂，当工人，他是在车间当钳工。

   我们都下了班复习功课，十二点之前，不会睡觉的。准备考大学。时间是1979年。

   一天，凌贵忽然痛苦地呻吟起来，他把白毛巾勒在头上，咧着嘴说:“疼——疼——！跟我一块到厂医院吧。”

   “你这是咋回事呀？”

   “我觉得是看这书……看的！”他边说边努努嘴，那是一堆考大学复习资料。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摆了满满一桌。

   从医院回来，医生建议休息，少用脑子。后来他离开厂宿舍，不想考了。临走跟我说:“我就是当钳工的命！”

   一次路过厂食堂外的宣传栏，无意识瞥了一眼，看到凌贵的大照片，胸前戴着大红花。他被评为厂里大工匠。据说参加比赛时，其他师傅在响着噪音的机器旁敲敲打打没有找到故障，他从机器旁一走，立刻说出故障原因。令评委们惊愕，大工匠荣誉非他莫属。

   凌贵在大红花映衬下，笑得合不拢嘴，像个河马。

   我们再见面是在亚运村。他穿着一身西服，只是有点皱褶，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似乎对生活充满憧憬！二十年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

   “你在哪里干呢？”

   “我在附近干画展，其实忽悠画家们掏钱办画展，画卖出去五五折结账。现在勉强赚点钱，不多。咱下了岗，过去学的手艺不行了。只能赚点辛苦钱！”

   “我当年不是考了个印刷学院本科，现在和一个人开了个印刷厂。你要想去我那里干也可以。反正也是干销售。我们那儿好的业务，都买房买车了。”

    凌贵的眼睛亮了，他又咧开那个标志性的河马大嘴。

   他辞退了画廊的工作，来到我的印刷厂当业务员。一开始凭着多年积累的人脉，他很快开发了几个客户，每月提成拿到了万把块。他兴奋的跟我说，我媳妇儿说了，让我就跟着你干。半年过后，业绩不再进展。我感觉他已过不惑之年，当年的大工匠，不适合跑销售，虽然也拿到一些业务，可比起其他年轻人，显得体力跟不上。

   业务少，提成就涨不上去。赚的钱自然就少。他想多领点钱，就谎报需要给对方回扣。当他说出回扣的数目时，我的合伙人说话了:“这笔钱我跟你一起给客户。”

   我当时觉得凌贵脸色苍白，仿佛小偷小摸被人抓个正着。

   合伙人跟我说:“给客户回扣多少，是有潜规则的。是达到不成文的利润百分之几。凌师傅说的钱数，超过了这个点。”

   凌贵不辞而别。

   他祖籍是重庆人，后来我专门请他在眉州大酒店吃饭:“帮我找点儿朋友卖点儿画儿”，他又干回了画廊。

    “你更适合在画廊干。是我没有给你全面介绍印刷厂的情况。光说过五关斩六将，没有提走麦城。”

   “到哪里干，也得给人家创利润，我理解。”

   “你适合干画廊。那天你带我参观美术展，对每个画家的特点如数家珍。是我给你瞎指路，等你从你的山下来，再爬到我这个山上，桃子已经被摘得差不多了。市场就这么大！”

    我去结账，凌贵说:“我结！我结！上次就是你结的，该我了！”他腆着肚子站起来，随我到柜台。

   我双眼望着他，似乎感觉到他是真想结，说:“你要这么真诚，你结也行呀！”

   他一下僵在那里，脸上强挤出来几丝笑，却没有笑出来。尴尬地喃喃自语说:“我心里想结的，可兜里的钱不多。还是你……结吧！”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

   过了大约两年，我接到凌贵的电话，才知道两年里，他把买断工龄的钱和全部积蓄三十万，承包了画廊，可他观念落后了，时代已进入网络的天下，传统的套路行不通了。

   凌贵的公司破产了。我为了安慰他，请客，还带了一瓶酒。他一个人喝了半瓶，我把剩下的半瓶递给他说:“你带走吧！”他摆摆手说:“不啦，哪儿有又吃又拿的，不合适。”

    “老毛病又犯了。咱俩不是一个屋顶住过的老朋友嘛！不要，我就把酒带回去。”

    我拿着酒，假装想往我包里放，他一把拿过来说:“还是给我吧！这么好的酒，我自己在家舍不得买。”

   我们俩相对而笑了。

    疫情过去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接到凌贵的微信语音电话，让帮他找个工作。我惊呆了说:“你都快进入古稀之年了，不在家踏踏实实养老，找啥狗屁工作。”

   他原来买断后，工龄断了。自己又没有续交，退休金才三千挂零。可儿子年近四十，企业倒闭，回家啃老。他一下子有点撑不住了说:“够吃饭的，不够吃肉的。”

   我马上告诉他，“”我的印刷厂早在疫情前就关闭了。环保检查不合格。不然按排你干个门卫不成问题！“”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是我认识的最有钱的人了，能借十万块钱吗？”

   我知道借钱等于给，就缓缓地说:“办厂三十年，我也没赚多少钱，就买了两套房子。除了房子就啥也没有了！”

    我还想说点啥，发现电话那边挂上了。

   再后来，发现我的微信，被他拉黑了。

   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一个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消失在北京城茫茫的人海之中。

丁玲一本书主义

   ——十大瘾之七出书瘾

杨玉祥

   马建民上小学六年级就赶上了文革。女校长被两个男生架着胳膊押进教室，接受同学们的批斗。建民把自己写的大字报，《批判“丁玲一本书主义”》，放在校长面前。勒令她抬起狗头看看。校长看完说:“字写的好。有欧体的范！”后来才知道，校长是丁玲的远房亲戚。

   回到家，建民问母亲啥叫欧体？母亲拿出来让他临摹的字帖说:“这就是欧体。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母亲是地主子女，高小毕业。

   文革时期停课，班里有的同学在外面打架，打伤了人，还得给人家赔偿。建民在家看母亲收藏的书，《唐诗三百首》，《古代散文选》。他读的如痴如醉，还轻声细语地在屋中背咏起来。为了逼自己背诗，他发明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做法，背会一首撕下一页，那本《现代文学诗歌选》就是这么撕光的。

   读高中时，他开始读普希金和海涅的诗，读张永枚和贺敬之的诗。到内蒙插队，他的诗在公社大喇叭上广播。还有一首诗在《华北民兵》杂志上发表。八句。可这发行量几百万的刊物，影响巨大。

   知青分配工作，有人分到炼油厂，有人分到建筑公司。建民却分到文化局。当了一家杂志的编辑，就因为他有作品变成了铅字。

   当时只是觉得写诗让建民免了风吹日晒之苦，三十多年后才知道，古人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是真的。当年插队的战友同学聚会，喝得半醉半醒时，有人挨个问起退休金。

    “我三千多一点。”

    “我二千五百块！为啥这么低，我工龄断了。那段时间自己开买卖，赔了，又到物业公司干。”

   “我在市里一家国企干。我拿五千多点！”

   最后轮到建民。他摆着手说:“我就……免了吧？”

   “不能免。咱们一个房顶之下住着，有啥不能说的。难道……你还拿一万不成？”

   建民红着脸说:“我的退休金还真……一万多！”

   话一出口，大家的脸齐刷刷的白了。宴席上死一般的沉寂。

   建民知道不妙，赶忙说:“那时我看书，你们忙着搞对象。晚上带到宿舍睡觉。村支书说我知情不报，沾光了。你们是把幸福提前享受了！上帝是公平的，你们孩子打酱油都比我的早。”

   过了许久，有人才说:“说得也是。想当年我还把你的书扔到门外，就因为玩牌三缺一，你光顾看书，不玩儿！”

   “建民退休前是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是副处级哪！”

   建民忽然想起来，拿起书包，掏出来一本本书，上面烫金的字写着《马建民诗选》。他谦恭地站起身来，双手捧着递过去，口中说着:“我的拙作，大家多提意见啊！”

   那天建民似乎出尽了风头。

   他清楚记得，当年写《批判“丁玲一本书主义”》，不知道啥原因，他萌生了将来自己也要出一本厚厚的书，百年之后，他就枕着这本书，进入另一个世界。

   诗歌创作第十个年头，他拿着一摞书稿，敲开了出版社的门。三审过后，编辑说:“诗集可以出，可你得包两千本书，合计三万。”

   建民同意了。出版社不是慈善机构，也需要赚钱的呀！

   那段时间，家里每一个角落，包括床铺底下都塞满了书。他熟人和亲戚一人送上一本，连小区门卫大爷都给了，才消化一百多本。剩下的一千八百多本，他卖给收旧书的贩子，一元钱一本处理了。

   他后来又出了两本诗集，就直接跟出版社谈，一本需要赞助费多少钱，出版社推销的门路多，学校图书馆每年都进新书，他的诗集都装配图书馆了。他私下打听过，那些诗集，都躺在图书馆仓库睡大觉。市场经济了，想法儿弄钱的人越来越多，读诗的人越来越少。

 书是好东西，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想起插队同学聚会的那次，因为帽子忘在了包间，他返回去去取，同学们都走光了，他看到一个同学把他送的诗集扔在椅子上，翻开，还有他的签名。刚刚这位同学向大家炫耀说自己在一家社区当保安，没事儿还勾搭上一个干保洁的女人。有机会俩人就幽会一下。

   建民曾直率地说:“插队时你就走一地儿红一点，走一路花一线，搞破鞋的老毛病改不了了！”

   建民把书拿起来，撕掉签名的那扉页，又装进自己的书包。

   他想，也是，这样的同学怎么会读诗呢？读了也不懂呀！

    建民出版的第四本诗集，是他退休后创作的诗。读诗，写诗，似乎成了他生活的唯一乐趣。说诗是他的命也恰如其分。算起来四本诗集花去了他十二万元。他不心疼。他认为是他一生最值的投资。

   半夜十二点了，他校订完诗稿，推开窗户。忽然觉得，是诗歌这个高雅的爱好，使他从插队的知青，变成文化局的干部，后到博物馆的副馆长位置上退休。是诗给他带来了快乐，知识，好的运气。

    进入微信时代，他的诗配上朗诵家的朗诵，在朋友圈发出去，诗友们纷纷点赞。一首《妈妈温暖的味道》，阅读量超十万人次。网络给诗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建民兴奋了好一阵子。只有他媳妇撇着嘴说，“哼，稿费没赚多少，出一本诗集就赔得光光了”。他媳妇原是他的粉丝，现在好像也不崇拜他了。

  建民最得意的事，是市作家协会，评选市十大诗人。是从五十个诗人的作品中选出来的。他当之无愧地当选。后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作协选编一本《现当代名作家作品精选》，编委会选中了他的一首诗。除了他们这十个入选的人以外，其他都是著名诗人，有郭沫若，艾青、徐志摩、丁玲，海子、洛夫、汪国真、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等，当然建民少不了出点血。

   精装本的书出来了，建民看了又看。他想起了当初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萌生的出书梦想，如今他的书不但出了，他的诗还跟丁玲文章出在同一本书里，几乎是同台唱戏，就跟做梦一样。是谁说的，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天快亮的时候，建民迷迷糊糊睡着了。就听他老婆喊:“”马建民，你又让人骗了，上次是我帮你找人，一块钱一本当旧书收的，这回只能当废纸论斤了！”

  建民起来进了厕所，坐在马桶上看到卫生间和过道堆放着他负责推销的二百本《现当代名作家作品精选》，清醒了很多。  

   唉，世道变了，人呐，可以有梦但不能瞎做梦，弄不好你的梦就是别人挣钱的道儿。——嗨！

十大瘾之八手术创收瘾

杨玉祥

   一个远在东北的朋友来电话问:”你写过一篇文章，大校医生的故事。你还跟这个胸外科医生有联系吗？”

   ”我有他的手机电话。”

   ”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去北京，先找你！”

   ”啥事情？”

   “地级医院照CT,查出我是肺癌，晚期。让我住院手术。我到省医院，也说是肺癌，也让手术。你认识的大校医生，还给军区首长做过手术。那就是最好的医生了。我们上北京！”

   养牛大户就是牛！

   车到北京接上我，直奔西北方一家五星级酒店而去，大校医生在这里参加胸外科年会。我们到了大厅，大校医生出来接，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

   我的朋友提出让他看看片子，他似有不悦，可朋友把二千元红包送到他手里时，他才接过片子，举起来瞭了一眼，就那么一眼说:”癌症，住院吧，准备手术。”

   我说:”您再仔细看看！”

   ”我一年做四百台这类手术，瞭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

   朋友忙不住弯腰点头赔不是！

   部队医院就是大气，门诊楼横跨东西，气如长虹，吞西山。门厅大得如敞开的山谷，人行走如蝼蚁。在当地叱咤风云的朋友，被这阵势惊得睁大眼睛。走廊能开车，电梯宽敞如屋子。病房也比其他医院病房大一倍。

   第二天，我正好参加亲戚聚会。席间有个表弟，是昌平区医院放射科老医生。我拿出朋友片子让他看，他把四张片子一张一张看完说:”肺结核，不像肺癌。”

   朋友把我说的跟大校医生说了，他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小区医院的，……明天上午就开刀了！”

   我预感到不好，打车去医院，想劝朋友到其他医院看看，再做出手术决定也不迟。

   迈入病房，正碰见护士拉着手术室的床来拉人。双方僵在那里。朋友拿出手机，给大校医生打，话筒传来大校的声音:“这是救命的手术！这边麻醉师都准备好了，你还等啥？”

   朋友就这样上了手术床。

   我们到外面一家餐馆，边吃饭边等待手术消息。朋友媳妇说:“大校医生主刀给了三万，麻醉和助理医生给了一万。”

   临近中午，接到电话，朋友媳妇笑呵呵地说:“杨老师，您真是大仙！您猜对了，良性！”我没有笑出来，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

   我的朋友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管子，止疼泵。鲜红的血在身上管道蠕动。他只能眼巴巴看着我。

   我推开了大校主任办公室说:“您是胸外科专家。我不相信肺结核和肺癌您看不出来？悲剧本可以避免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生气地绷紧脸说:“良性的大家都该高兴才对？你咋和别人不一样呢！”

   我愤怒地说:“别以为你穿上大校的马甲我就分辨不出来你！”

     说完猛地扭回头，甩门走了。

   出院时我为朋友送行。刚来时是魁梧的东北汉子，现在小了一圈，像小巧玲珑的广西人了。走个五百步，就需要坐在医院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朋友跟我说，进入手术室后，大校医生没有像常规一样立刻手术，而是坐在他身边聊了二十多分钟，手术才开始。

   我知道大校退休后，被返聘到这所军区医院，每年是有一定的任务指标的。他那一刻良心发现，或者是收了患者的钱，有点不忍。他凭多年医学经验，知道是结核。输液就会好的。可这手术必须得做。创收指标高啊，把这指标放在天平上，良心就轻了。住院、手术、护理、吃药二十多万，他不得不挣。

   三年后，东北朋友又来北京，说找大校医生复查，还到大校的独栋别墅送了重礼。他说，“”尽管这几年疫情，生意垮了，但人必须有良心，救命之恩还是不能忘的，你说是不？早就想来实在拿不出钱来了。这两天我儿子卖了最后几头牛，手里见了点现钱。我们在大校家喝了好茶，那味道就是高级。”

   我叹息一声，哼了一声，挂了电话。那一刻似乎明白了什么。这个刀肯定是要开的，凡是去看病的，一律要开刀。只要你进了医院，就躲不了创收这一刀。你躲得了地方小医院，你躲不了大校军医的刀。

   大校那别墅以前我也常去，春天墙上爬满了青藤。到了晚秋，那藤就红了，夕阳下鲜红鲜红从房顶上淌下来。过去我最喜欢这景色，现在想起来忽然觉得有点刺眼，像滴着血。

一位钉子户的毁灭

杨玉祥

  魏村镇派出所所长在办公室品茶，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下意识地站起身来说:“李局——！”

   “下月你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到市委党校学习。”

   “那我这一大摊子工作。尤其拆迁到了攻坚阶段！”

   “你还是学习学习吧！你那助手老张，副所长干那么多年了，完全能够胜任所长的工作！”

   “那我学习回来干啥呀？”

   “你还得继续学习，等候组织安排。”

   “局长别呀！我……！”

   “拆迁工作半年了，工作还不能收尾。我不是没给你机会呀！”

   “局长你再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

   “一天，就一天。明天下午这时候，挖掘机准时进村！”啪一声，局长挂断了电话。

   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搬了，就剩下十来家，带头是一个大家唤他牛哥的五十岁汉子。剃光头，胳膊雕着一条青龙。脖子上挂着大粗金链子，一副黑社会打扮。年轻时偷鸡摸狗打群架，被判了十年。回村后仗着家里有七亩多的宅基地，养牛。一年也赚个十多万元。

   所长一次想单独找他谈谈，他坐在家里吸烟养神，见所长进屋屁股都不抬地问:“请出示证件！”

   “十里八村的谁不认识我！我这张脸就是证件！”

   “执行公务至少两个人，单独一个人就违规。我打市长热线告你！”说完摸出手机就打电话。所长气得摸着头出了屋子。

   地痞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懂了法！

   放下局长电话，所长立刻给牛哥挂了过去，对方说，“拆迁费不增加五十万，免谈！”

   “你人得过来吧，不过来咋谈呀！”

   牛哥觉得有戏，挂了电话，摇着大蒲扇就进了所长办公室。

   所长从后面冲他那牛一样的屁股就是一脚，看着挺魁梧的牛哥，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所长吼了一嗓子，“把他给我铐上。”

   两个民警上前掏出手铐就给他铐上说:“给我蹲着，双手放后脑勺上，不许坐地上”。

   牛哥气哼哼地说:“蹲着就蹲着，我从小喝粥，都在墙根儿蹲着，蹲着怕啥？”可蹲一会儿就不行了，膝盖疼。

   所长坐在办公室沙发上说:“给你五十万？我给你一角（脚）。拘留十五天！”

   “凭啥拘我？”

   “牛场污染环境，村民意见很大。你有手续吗？”

   牛哥实在蹲不住了，咵嚓坐在地上说:“您别拘留我，二十多年前我还能扛，现在还让我住那三十人一间的房子，我扛不住了。我配合政府！”

   所长把准备好的合同往桌子上一拍说，“合同签不签？“

   肥头大耳的牛哥一边哆嗦着签字，一边感觉委屈，咧着嘴哭了！

   所长拿过合同，递给外面的进来的办事人员。对牛哥说:“这可是你自愿签的啊。看清楚了没有？给你的待遇不变。三居室，加一百万现金！”

  牛哥不住地点头哈腰，心里的话是我谢你八辈祖宗，嘴里出来的，不知咋的是“谢谢政府！”

   牛哥那么横的人都签了，其他人都如秋风扫落叶。第二天下午拆迁的挖掘机螳螂似的进了村，后边紧跟着螃蟹似推土机。

   牛哥的养牛厂没有了，租住在临时的屋子里。穿衣打扮还一样，可过去凶神恶煞的眼神变的浑浊，没有了那股子霸气！

   人们常看见他喝着二锅头，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炒鸡蛋。喝多了，就歪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魏村通高铁了，每次高铁呼啸而过的时候，人们都觉得这儿山清水秀风景真好，谁也没注意村口那个老头。牛哥口水流下来，滴在胳膊上 ，原来那条张牙舞爪的龙什么时候改盘着了，他也不知道。

一个老光棍的三不原则

杨玉祥

  永庆师傅我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听说他老早就离婚了，自己住在厂子分的小二居里。

   见到他时，我一下子惊着了。他腰板挺直，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年到七十了，说他五十来岁也有人信！

   “你是如何保养的？我以为你光棍三十年，生活在水深火热呢！看你这么精神，是不是发了大财呀？”

   “财我是没发，我一个下岗工人，也不是那块料。不过我生活得妙不可言！”

   “咋讲？”

   “拿今天来说吧，下雪了，有个女人找我这个业余摄影家拍雪景！——女人嘛，都爱美！中午，她请我吃了顿涮羊肉。”

  “不妥，那有让女同志请的。”

  “你说我应该请人家女同志？”永庆说起话来还是那么文绉绉，很多女人就是因为这个喜欢他。“我一个月退休金四千七百元，没钱。再说是她请我拍照。拍完了一高兴，就到我那里乐呵乐呵！”

   我冲他伸出大拇指说:“几十年呀！北京进进出出多少人呀！各种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学历的外围女，她们拼了命往北京扎，这里面有多少雷和陷阱呀！我想这三十年，你至少又结一次婚吧？结一次就把你那小二居洗一半出去了！”

   “我是有个三不原则！不追求！不拒绝！不结婚！”

   “具体一点？”

   “就是不主动追求女同志，人家找上门来我不拒绝。有一个女人，东北的。比我小二十岁。在我那里住着不走。不走那你就住着，我吃啥你就吃啥！我做饭，打扫房间的事你该办吧！一个床上睡觉，你不主动，我绝不会骚扰她！结果住了一个月，当了我一个月免费保姆，只得灰溜溜走了！”

   “你一个人就没有孤独的时候？”

   “我除了到处照像，还喜欢看看书。每周到家门口附近的图书馆，借五本书。没事就翻着看。跟我好的女人，我能把她们讲傻了。没事就爱找我聊天。你说，我的生活多丰富！”

   我又一次竖起大拇指:“你是人生赢家！”

   哈哈哈，我们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

“你儿子不小了吧？”

“孙女儿都上初中喽！”。说着，他从手包里摸索出一张照片，那是他抱着一个小女孩儿的照片。我恍然大悟，永庆为什么能顶住那么多美色的诱惑，因为他心里有一块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地方，那里属于小屋保卫战最后的赢者。 

作者简介:杨玉祥，1957年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在郊区插队，可以说，当过农民，工人，公司经理，编辑。在文化人中，人家管我叫老板；在商人中，称呼我为文化人。十来岁时，就是宣武门外有点小名气的讲故事大王。夏天的胡同中，电线杆下，聚集一群群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现在写非虚构小说，力求最短的篇幅里，把我的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栩栩如生。没有多余的笔墨。看完叹一声:“这家伙有点意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