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巨坑是婚姻

杨玉祥

   一次看电视，看到一个电视主持人采访一个六十岁的老工人，老工人穿着一身蓝色工装。我愣在那里了，这老工人不就是林师傅吗？我们一起工作了九年。

   主持人问:“您一共抓了二十多个偷自行车的贼，他们能老老实实跟着您去派出所吗？你是怎么降服罪犯的？”

   林师傅憨厚地笑说:“有几个见我是个戴红箍的老头，就蹬眼，挥舞着拳头，让我少管闲事。我也双手抱拳，微微一动，骨节发出卡卡的响声说:怎么？想领教一下我的武当山功夫？ 逢这时，罪犯都低眉顺眼，蔫蔫地跟着我到派出所了！”

    我知道那骨节卡卡响动，是林师傅天生的一种功能。他是啥功夫也没有练过。换别的师傅就算了。高师傅是在我上职工大学之前，曾跟其他师傅说:“杨子爱看书。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让他看吧。年轻人爱学习，咱支持！”

   我后来调到文化单位，一真心里感激林师傅当年的支持！

   我打通了林师傅的小灵通电话说:“下次遇到这事，您别管。有公安局呢！不然真遇到一个亡命徒，给您一拳。您那老胳膊老腿，骨折了，就坏了！”

    “嗯！我听你的。还是你为我着想！我这心里呀，热乎乎的！”

    又过了十年，我也退休了。传来林师傅住院做心脏手术的消息。我到医院看他，才知道林师傅这几年，老伴去世了，一直没有结婚的儿子也去世了。他成了孤寡老人。我劝他不要急，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坦然面对。身体好了，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把北京名餐厅吃个遍。我知道您几十年来节俭，身上一年四季是工装，想当年吃饭五分钱的菜都不舍得买。中午天天拿高温水泡米饭。

   林师傅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一点我不太赞成，你这是……造钱！”

   过了一段日子，接到林师傅电话说:“我听了你的话，到外地旅游，身体刚七十，火车的中铺我都上不去。换各个角度都不行。后悔应该早几年出来玩就好了！”

   后来传来林师傅和一位比他小许多的女士结婚了。我问林师傅的街坊，也是一个车间的王师傅说:“都快八十的人了，结的哪门子婚呀？”

   王师傅说:“我想也是。肯定那女的给上了核武器，林师傅是老一辈人，哪里见过这阵势，——懵了呗！”

   “那女的你经常见吧？”

   “看不见。就见林师傅天天带着狗下楼遛弯儿！”

   我听林师傅说过他那爱狗，天天跟着他寸步不离。那怕他去卫生间，撵它也赖着不走。闻到臭味，狗就蹙额头和鼻子，那也蹲在林师傅面前，蹭着他的双腿，不肯走！

   我想看看林师傅，打电话，他不接。听王师傅说，他耳背。只有敲门才行！

   我们敲开了林师傅的家门。他愕然我们的突然而至。我说:“不进屋了，我们在楼下的烤鸭店聚。您新夫人在吗？在的话一起去。”

   林师傅说等一等，我拿一下东西。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下他的八十平米两居室，显然没有装修。昏暗一点，地还是九十年代新分楼房时鋪的地板革。

   我们三个人在餐厅坐下，才看到林师傅给我们带来的，是几张和新夫人的照片和结婚证。他激动地说:“她是大学生。有车。有房。女儿在国外留过学。比我小25岁！”

   看照片，那女人的确年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林师傅的女儿。

   “结婚了就是陪伴。她怎么老不在您家里照顾您呀？”

    “她忙呀！还有个女儿，需要她照顾呀！一周过来一次，没啥事情，她就走了！”

   我听说，那女人嫌林师傅身上有老人味。每一次来，都皱眉头，待的时间很短。街坊们私下议论，她看中林师傅名下价值八百万的房子。可大家并不点破。

   林师傅说:“她开车也带我去过保定。我老爸是国民党保定军校毕业的。我一直想去，没有去成。她算是带我完成了这个宿愿！”

   话说到这份上，我们也不愿再说下去了。

   聚会之后，我眼前总闪现林师傅那驼背走向楼门口的影子。

   这天早晨，我接到王师傅的电话，说当天下半夜三更时，林师傅的狗不停地狂吠。他被吵醒，敲门，门不开。他知道不妙，几脚踹开门。见林师傅从床上掉到地上，手捂胸口。120急救车拉到医院。心梗，来晚了，死了！

   要不是狗，林师傅得在屋里待一星期，大夏天的，尸体都得臭了！

   下午，听说林师傅家设了一个灵堂，我赶过去，想祭拜一下。

   屋里桌子上，摆着大的黑白照片。和几盘水果、糕点。我和王师傅冲着照片鞠了三个躬说:“您一路走好！”这时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声。我一看，是一个女人，双手托着一条白毛巾，在哭。双肩痛苦的抽动。我当时萌生了想看看林师傅的新夫人长得啥模样，就轻轻走上前，说道:“嫂子节哀！”手同时拉开毛巾。我几乎吓出了一身冷汗，这那里是哭，分明是笑，得意地笑，或者说马上得到八百万巨款，胜利者的灿烂地笑！

   我被吓醒了！原来是个梦！

   我从床上下来，想，但愿这仅仅是梦！

两张冥币

杨玉祥

   海茫在东北大都市开面的出租车。那天晚上十点，他拉上一个人，说到图书批发市场。他一踩油门，奔市场去了。客人问:“认识路吗？”

    海茫说:“熟悉呀！我在那儿干过两年呢！”

   “嗯，嗯！”

   到了市场，客人给了二十元，即两张十元票子，就拉开门下车了。客人沿着窄窄的胡同往里走，里面就是图书批发市场大铁门。海茫忽然想起来，晚上十点多了，市场大铁门早锁门了，连值班的人都没有。他拉开门，下了车，走到胡同口，想冲客人背影喊一嗓子，告诉客人别往里面走了。可站在胡同口往里看时，胡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他恍惚了一下，说出了鬼了，大活人的，路灯下怎么一眨眼飞了？

   他开车回了家，就在灯下清点一天的钱。忽然眼睛瞪起来了，啥时候收了两张一万元冥币。是那么显眼。

   他吓得冷汗直冒，想来想去，就是去图书市场那个人给了二十元。

   一天干十个小时，客人上车，下车，他从不关注客人的模样，一切都是模糊不清。

   他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就去了图书批发市场，手里捏着那两张冥币，顺着胡同往里走。忽然无端端一阵风刮过，一个声音耳边传来。“给我钱，我还用它买书号呢！”说完，手里捏的冥币，被人抽走了。他张开手，手掌光光的。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可一下子想不起来！

   他顺着人流走到那熟悉的档口。三米宽的档口，三个月前他海茫还站在这里，迎接全国各地来进书的书商，他们都踹着一沓一沓的现金，跟不要钱似的进书，整个批发市场，就他们档口最火，引来羡慕的眼光。都说他们公司的老板，有眼光，每一次出书，都能踩在市场的热点。

   忽然有一天，公安局来人，查封了档口，说他们卖的最畅销的一本书，属非法出版物，没有书号。或者说，盗用新疆一家出版社的名头。

   海茫不能干下去了，才干起了出租车司机。

   他想起来了，抽走他手中冥币的人，是这家档口的经理。

   经理不是第一次和新疆这家出版社合作了。实际是交一万元，书稿由出版社审核。出版社办事节奏慢，等经过终审，热点就消失了。经理铤而走险，如果书卖的不温不火，这事也就瞒天过海，市场中其他书商也这么干过，啥事情也没有发生。可书卖得太火了，动用火车皮往南方送。据说合计码洋三千万元。结果，折了！

   听其他档口的熟人告诉海茫说:“你们经理进去后，赶快认罪服法，判个二十年有期徒刑也就到头了。他还嘴硬，说过去虽然花过三十万买这家出版社三十个书号，可心中不太情愿。国外就没有书号一说，出版社审核稿子，我给审稿费了。这书号钱花得——冤！结果给蹲了小号。经理气血攻心，突发心梗，死在小号里了。你说倒不倒霉！”

   从批发市场出来，海茫想，经理的魂魄最后还是认罪服法了。不然不会把他的冥币抽走说去买书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手机互联网风行，经济从高峰开始下行，人们每天来去匆匆，几乎没人看书了。出版社出不来什么书，只有卖书号的业务越来越好。海茫一直关注书号的价格，早从一万，升到五万了。看来有向十万一个书号的趋势！

   今年开出租车的海茫已经退休了。海茫想明白了老经理为啥回来找他要走那两张冥币。出事儿的那天海茫找一个经销商要回了两万块钱，赶回档口要交给老板。可就那天老板被带走了。他想着等老板出来再给他，没想到一等就是一辈子。也好，老板跟他要走了两张冥币，海茫也算是把老板的钱给他了。只是有关书号的事，他至今没整明白。

齐氏三兄弟

杨玉祥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全民举国支持！演员捐助飞机，民主人士捐助汽车。大街小巷，到处是区县组织的捐款箱，上面贴上红纸，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

   从前线传来消息，战士们需要皮棉鞋。任务交给了A市委，会上市工商协会主席说:“A市有三个鞋厂。分别是齐家三兄弟。齐家老爷子仙去，就把产业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每个儿子还有一座三层高的别墅楼，耸立在市中心分外抢眼！”

    军委会的人说:“那正好，每一家保证五万双鞋子，我们分头做动员工作。”

   先去齐家老大家。老大听完介绍说:“五万双，可不是小数。我们得买牛皮，布料，棉花，这需要钱呀！能不能先付一半钱呀？完成任务，再付另一半的钱。”老大跟老爷子一起打天下，白手起家，苦没少受，所以很抠。

   军代表脸色沉了下来，说:“嘿嘿，说不给你钱了吗？不过你看见了，前线士兵爬冰卧雪，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没人提一个钱字呀！”

   另一位军代表说:“人家唱戏的到处巡演，捐助了一个飞机。难道你这企业家还不如戏子！”

   军代表走了，关门时留下“哐”的一声，像是一声沉重的预示。没一年齐家老大以前给国民党做过军鞋的事儿被人揭出来了，投进了监狱，后来就没了音讯。

   去老大家同时，两个穿列宁装的女市委干部踏进了老二家的别墅。老二亲自下楼迎宾，让佣人给端出酥皮点心，三炮台茶。没有等女干部说完，齐家老二就说:“不就做五万双皮棉鞋吗？我们一直想为前线尽点绵薄之力，这回有了任务，我们加班加点的干，争取早日完成！”

   两位女干部笑嘻嘻出了齐家老二的门，握手话别。

   其实政府还是给了一部分钱，可钱给得不那么富裕。老二再搭上点钱还是能完成任务的。可老二想的是，在这五万双鞋子里赚点利润。生意人吗？总不能白忙活！

   五万双鞋子送上前线，不久警察上门，把正在喝酒的齐家老二铐走了。原来五万双鞋子都是假冒伪劣，牛皮纸当棉花，战士们在雪地里没穿几天就烂了。

   老二是开公审大会后，被押刑场枪毙的。脖子上挂着牌牌，毛笔字写的是“黑心资本家”。牌上的墨迹，很黑！

   同时，另一拨由军代表小张同志带着，去了老三家。老三在莫斯科大学留过学，见过世面。接到任务后，他亲自进牛皮，和新疆棉花。车间上方悬挂着横幅:“欢迎各界领导指导工作！”领导来了，军代表来了，报社记者也来了。老三亲自参加生产鞋的劳动照片还上了一家大报。最后钱花得资金链断，他让老婆把首饰金项链当掉了，才买来五万双鞋带。这五万双鞋子才算交到战士们手里。

   不久，前线那边传回话，齐家老三的鞋质量最好！穿上它，战士们打了许多胜仗！要求再订三十万双齐家鞋。老三的鞋成了一个品牌！

   这回政府给拨了制鞋的预付款。数量大，让齐老三大大赚了一笔。更意外的是，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订单。车间里天天忙得热火朝天。

   齐三儿的鞋成了大江南北的知名品牌！

  这齐三儿还被政府推荐为市工商联副主席。国庆节，邀请到北京登上了观礼台。

   没两年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齐三儿立刻就明白了，全区第一个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胸戴大红花，当了一个管技术的副厂长，这让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本来齐三儿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当年的老军代表又来找他了。军代表小张转业就一直在这个区里工作，如今已是老张了。文革结束老张刚刚被解放就来找齐三儿了。虽说老张如今是区委书记，可他俩早就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了。一顿小酒儿之后，老张说，小齐呀，不，老齐呀，现在上边儿讲发展是硬道理，我跟区里推荐你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区里全力支持你搞一个真正的民企！齐三儿想说什么，可这时候嘴唇一哆嗦，眼泪就下来了。

他心里感慨，时代即命运，格局就是财富。可不知咋的，嘴上说出来的却是，感谢政府，感谢老领导想着我。来，这一杯我敬您！

二婚媳妇

杨玉祥

  我和媳妇都是二婚。

  一天，媳妇母亲要看亲弟弟，他有一手扎针灸的手艺，在张家口偏僻村开了一个诊所，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扯证过日子有快十年了。虽六十岁了，当姐姐的还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

   我和媳妇陪着她老母亲去了张家口，下了火车，打了出租车，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舅舅在村口迎着，进了家。

   舅舅的媳妇五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挂金项链，手上金戒指，听说都是舅舅给买的。脸上涂着淡妆，显得年轻了十岁。大家围在炕桌上吃涮羊肉，那女人一口一个姐的叫，大家一高兴都喝了几两酒，说着笑着天快黑了，辞别而行。舅舅说:“后半辈子就当这里是家了。村民们都认我这针灸，一年到头不少挣呀！”

   舅舅送我们到村口，没有外人时，媳妇忽然哭了起来，眼泪滴答滴答往下掉说:“我吃饭时，眼神和那女的对视了一下，我看出来了，那女人是个骗子。舅舅早晚会折在那女人手里！”

   我们听完都哈哈大笑，凭一个眼神就判断人家是骗子，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大家谁也没往心里去。

   不久之后，舅舅的小诊所被查封，虽是祖传之术，可没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也没有行医资格。

   舅舅就会扎针灸，其他啥也不会。二婚的妗子跟他离婚，舅舅说:“这十年的账分一下。我就走人！”

   妗子一摊手说:“全花了！再说我陪你睡觉，总不能白睡吧！”舅舅打了她一耳光，那女人小舅子也把舅舅揍了一顿。到法院，小诊所没有行医执照，也没有账本，法院不受理。

   舅舅来到北京，当着姐姐的面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还是外甥女说得对呀！当初听她的话就好了！”

   为了安抚她舅舅，我带着老人到温都水城泡温泉，吃自助大餐。舅舅说:“这么阔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我这侄女有福气呀！连我这个舅舅也沾光了。听我姐姐说，你还花钱让人陪着我姐去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南京、杭州！最近又坐火车去青岛、威海、烟台、蓬莱！我老姐姐沾你的光，这辈子也坐了飞机，还有火车卧铺。不瞒你说，我这辈子，飞机和卧铺真没有坐过。咱是老农民，就知道坐绿皮火车的硬座！——顶多了买瓶二窝头酒，一盘炸花生米。——就很幸福喽！”

   我苦笑了一下，说:“您离婚的事情，我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我当时说，舅舅来北京，我要好好款待一下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和我一样，稍有一点点心计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不过，舅舅，咱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前天已经上诉到法院，和您外甥女要离婚了！”

   舅舅脸色刹那苍白如纸，喃喃自语说:“出啥大事了?一切不都是好好的吗！”

   “我在外拼命挣钱，挣完钱交给老婆管。您不是也和我一样吗？”

   “咱庄稼人都这样，男人傻干活，女人当家！”

    “我父辈每月挣64元钱，每个月看到父亲留下四元钱掖进蓝色上衣兜，六十元大票给母亲！”

   舅舅点头说:“你爸是真男人！”

   “我们买了一套房子，她每月拿租金，我从不问租金多少？两个月前我要参加纽约国际书展。去美国办护照严，需要拿房产证给大使馆看。我怎么要都不给。后来一查，房产证没有写我和您外甥女的名字。写的是您姐姐的名字！”

   “我姐姐是在一个学校做饭的，也不可能买得起这么贵房子呀？”

  “您被洗了一百万，我被洗了五百万。”

   “这丫头，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个毛病随谁呀？”

   “随了时代大潮。过去经济不发达，找谁都是过一样的苦日子。现在二婚的多了，五十岁的男人没老透，经不住性的诱惑；但观念还是农耕时代的家庭观念。殊不知商品社会，离过婚的女人早没有了真感情。一开始就想好了把二婚当成敛财的手段，看看现在的不婚族和高离婚率，多么可怕！”

    “我说呢，村里的男娃都不结婚。怕血本无归呀！”

    “您外甥女头婚的老公是大学教授。犯脑淤血死了。她婆婆知道儿子有两套房子，想着媳妇一套，自己一套。婆婆没有工作，有了一套房子，养老有指望了。可查来查去，就儿子大学分的一套房子。打官司，败诉了！儿子在活着的时候也许不知道，第二套房子，媳妇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她前婆婆拿着判决书，昏死过去了。”

   舅舅听傻了，半张着嘴巴，不知道说啥好了！

   我看着舅舅木呆呆的眼睛说:“这回您该知道为啥她和您二婚媳妇一对视，出门就嚎啕大哭了吧？”

   舅舅说:“我是农民，还是闹不中呐！”

   我一字一句说:“小偷碰到小偷，双方眼神一碰，就知道对方是干啥的。这叫炸了！”

    舅舅双手在棉裤上一拍，双腿之间立刻尘土飞扬，嗅到一股土腥子味:“我明白了。农村出来的人，哪怕赚到大钱，穿上西服，我扫一下，就知道是从沟沟里出来的——眉眼之间还是有股子土气！”

   我们这一老一少大笑起来！

街边剃头大妈的人生

杨玉祥

   人们不知道她姓啥名谁，都叫她大杨树沟村的大毛。沟里长得一排排，一层层的杨树，树上垂挂着褐黄色、毛绒绒的杨树垫子，熟透后就掉下来，一场大雨，它就又和泥土融为一体，成为大地的养料了。

   大毛上小学和初中都被人这么叫。结婚了，丈夫也这么叫。丈夫在林业局上班，忽然有一天林业局不让砍伐树木了，丈夫下了岗。她抱着三岁的儿子，跟在丈夫屁股后面，和众多人坐火车进了关。下岗的人有的像燕子飞到广州，有的飞到上海，她们一家飞到北京，在北京落了脚。

   丈夫在工地打工，大毛则进了一个理发店，学起了理发，孩子呢，就放在家里，幸好孩子不闹，一个人叠纸飞机，能叠一整天。

   孩子后来进了打工人办的学校，大毛也成了理发师。只会伐树的丈夫，也由小工干成了泥瓦匠。

   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在高空作业一脚踏空，掉在竖着的钢筋上，一命呜呼。她也因为过了四十五岁，被理发店辞退了。

   她拿把小凳，带上理发工具，成了街边路口的大妈理发师。

   刚开始两元剃个头，涨到五元，现在是十元了。一天下来挣个百十来元。

   不过最担惊受怕的是城管，抓住罚一百元，一天得白干。好歹还是好人多。新来的大个子城管跟她说:“我站在东边，你就到西边理；我在西边，你就在东边干。不然，让我领导看到，我就是管理不到位。——会罚我钱的！”

   大毛听得出来，城管是在暗中保护着她。有时走个照面，她就跟大个子说:“我给您剃个头，——不收钱！”

   大个子每次都摆摆手，笑一下，走过去。

    疫情三年，剃头的生意不能做了，好歹天无绝人之路，儿子长成大人了，干了快递。天天给医院送餐。大毛担心他被染上，他一脸灿烂的笑，啪啪啪拍几下胸脯，伸出大拇指。那意思是说:“放心吧，我身体棒！”

   他骑摩托车从医院窜进窜出，因为跑的单最多，被称为单王。

   这天中午，他在七月份阳光暴晒下，往医院送单。他感到疲惫，想送完这单就回家，他感觉被晒出油的柏油路是那么长，仿佛到不了头。他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马路上没有人，等被发现时，他胳膊上的肉，和出了油的柏油路粘在一起，拿都拿不开。个别地方都被烫熟了。

   他是阳了。他本可以不用上班或看医生。可他太拼了，死时才十九岁。

   大毛不能去见儿子最后一面，就这样天人永隔。当晚她梦见儿子，儿子灿烂笑着对她说:“我马上就托生了。马上会见到妈妈了！”

   疫情结束，她回到那大杨树沟村，房子已经塌了一半，沟里也空荡荡的没有人了，她只能又回到北京，每天提着凳子和剃头工具，穿着白大褂，张望着过往的行人，盼望着有客人过来，坐在她的凳子上，她就又多了十元钱的收入。

    大毛又多了一个习惯，每天出工，兜里放一把棒茬，洒在路边废品回收箱顶上，一来二去小鸟来吃。时间长了，鸟儿越来越多，有一个鸟飞到她肩膀上，吱吱吱地叫，撵都撵不走。那叫声让她想起婴儿时儿子的叫声，怎么听怎么像儿子刚出生的叫声。她忽然哭了，眼泪掉下来，哗哗地止不住。

   人们每天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白发女人，经过废品箱，洒一把棒茬，一群鸟儿过来吃。她在不远处，站着给人剃头，鸟儿吃完了不走，围着她吱吱地叫，她祥和地笑，客人也笑，鸟儿的叫声一声比一声脆，能给人带来好心情。

   找她剃头的人越来越多。

   客人笑着问:“大姐，您好让人佩服呀！受了那么多磨难，还每天笑呵呵的。”

   “我整天苦瓜脸，客人谁也不愿意看。客人不来剃头了，我挣不到钱吃啥喝啥呀！”

   客人点一下头说:“所以您把天大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大毛突发感冒，她吃几片药想扛过去。可没有两天发展为肺炎。医生让她进ICU，她说没有钱，她说早料到有这天，门口我那死去的丈夫来接我了。医生听了吓得脸色苍白，瞪大恐惧的眼睛看门口，空荡荡不见人影。可半天不到，她就死了。

   街道办事处去了她租住的平房，撬开门，发现她写的遗书，放在桌子上说:“她存有五千元，一千元给大个子城管，感谢十多年的照顾。四千元给街道办事处，麻烦把她火化后，骨灰用一个大牛皮纸袋包好，埋在凉水河边那排杨树下，一场大雨，骨灰就和泥土混在一起，她就能见到儿子和丈夫了。”

   埋骨灰那天，大个子也去了，他从网上买了一大摞纸钱说:

   “大毛姐，我给您送钱来了。到那边别不舍得花钱了，有病了也马上看呀！耽误了会让我们都为您……难过呀！”他哽咽了，一米八的汉子，哭起来像个孩子说:“每年清明，我都到这杨树下，来看您！”

   街道办事处的几个姑娘小伙，也流了泪。

一流画家三流作品

杨玉祥

   高华打来电话，让我给他找一位画家，他说最近想花三百万，购买一些画，收藏。虽然卖家是他十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出差到北京，都住在自己的会所，可心里还是犯虚，万一有一张假画，他就赔了，所以找个行家把把关。

   我推荐了单位的陈茂老师，他父亲是画家，他也画了一辈子画。他送过我一幅，画的是曹雪芹，边款题写:谁解其中味！人物半实半仙，笔墨浓淡相宜，浑然天成！我学过几年画，瞥一眼，感觉此画已有大家之风范。

   飞到东北大都市，已退休的老书记在酒店大厅恭候。办完入住手续，驱车去了老书记家的别墅。

   别墅三层，每一层都挂着名家字画和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显示房屋的主人，曾经是一路诸侯，有着叱咤风云的经历！

   吃完饭，老书记说:“从政多年，招待过画界各路名家，到我这里写生采风，临走总要留下一幅墨宝。时间一长，我这里收藏颇丰呀！现在想把它们出手，把我这宅子翻盖装修一下。”

   说完戴上白色手套，从樟木箱子里，取出一画轴，徐徐打开。

   写意派代表人物潘天寿的画作展示在眼前，纵笔挥洒，墨彩飞扬。陈茂说:“这是真迹！你看那茂密的树叶，感觉有灵性，是透气的！”

   老书记和高华对陈茂的点评赞许地笑。接着是尹瘦石，王成喜……一下子看了十多幅。

   回到酒店，我和高华、陈茂在阳台面湖而坐，陈茂说:“真迹是真迹，可都是应酬之作。不是画家精品。”

   高华笑着说:“能熬到大画家，都是绝顶聪明人。知道你招待一月半月，财政都报销了。可不给画面子也过不去，凑合画上几笔，盖上名章，就敷衍过去了！”

   我也附和一句:“刘大维画骆驼出名。可书记家收藏的是八匹马。感觉就差多喽——！”

   第二天，高华直率地说了出来，并说:“我这三百万，想买一流画家的一流作品；不买一流画家的三流画作！”

   书记眼一眯说:“便宜一半卖给你！”

   高华摇一摇头。

   老书记也坦诚地说:“一次到北京开两会时，我偷摸跑到北京荣宝斋，一看这些大腕的画都标几百万一幅，可那画怎么看都比我这些玩意儿好！如果那画是五分，我的画顶多了二分！——这帮孙子！”书记低声骂一句。

   高华愕然一下，认识书记十多年，第一次听他骂人。

   七年后，我们三个人再一次聚会，从中美贸易战，聊到全球经济衰退，再聊到马未都收藏馆裁人。高华恭敬地站起，为我和陈茂杯子斟满酒说:“幸亏当年二位帮我掌眼，不然三百万的废纸就砸我手里了。陈茂老师一言值得百万金呐！我的感激之情全在酒里了。来，来，干了这一杯！”

杨玉祥非虚构小说：一位改命的人

杨玉祥

  2019年元旦节，忽然接到发小和老街坊秋来的电话，让我到他住的公寓见面。

   秋来是小时候听我讲故事的忠实听众，几乎场场必到，长大后，就断了联系。

   见面后，握着手，我说:“眉眼之间还有小时候的样子，听人说，你游走各个名山大川，精通易经八卦风水，成啥——大师了！”

   秋来笑呵呵地说:“可以这么说呀——，别人都这么叫，我不点头，就有点矫情了。说来还得感谢你呀！”

   “这哪里说的？”

   “你讲的武侠古典故事，都发生在名山大川，长大了，就心向往之。”

   “这么说，我的故事有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哈哈！”

   ”舅舅在武当山修炼，一次到我家，给我相了面说:你长相半人半妖，天生就是一个跟道教有缘的人。干脆，跟我上武当山吧！不然你整天打打杀杀的惹事情，会有牢狱之灾呐！武当山听你在故事中讲过，许多侠客都隐居那里，我没犹豫就跟舅舅上了山。”

   我坐在沙发上，趁他给我沏茶的功夫，我打开手机百度一搜，一下子吓我一跳。百度中跳出几十条他的介绍。让我惊呆的是大学还邀请他讲《弟子规和幸福人生》课。上面还有他讲课的照片为证。

   端起刚沏的红茶，我笑着说:“你这大师，可否给我算上一卦？”

   “咱俩有四十年没有见面了，坦率讲，一照面，我就看出你五年内会有一劫。在2024年3月15号之前。”

   我笑着问:“你是不是见到熟人都说有大灾呀？好让人家给你上供，讨要破劫之法！”

    秋来沉下脸说:“别人拿着钱让我看，我知道也不点破。这是看在你是我启蒙老师的份上。你看我的脸发灰，这是泄露天机太多，上帝在警告我。我会减寿的！”

     我双手合十作揖，表示歉意，可还是耐不住好奇地问:“我怎么可以躲过这一劫？”

   “我看了，你似乎躲不过去呀！”

   “说说，我可以给钱！”

   “不是钱的事呀！道家人不准为财耍技。”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呀！”

   “到了2024年三月十六号，我会给你打电话。别笑，我这也是科学研究！易经也是科学嘛！”

   回到家，我看了百度上对他的宣传，拜名师研学道家理论和功夫。深山里打坐入静，终于开了天目。连安全局的人，都上门讨教。本可以当道馆掌门，他谢绝了。从此游走江湖，出入紫金城。

   我从此后处处小心，像换了一个人。给父母雇保姆，一周探望一次；逢年过节，请全家人下馆子；带老婆游山玩水，住五星级的酒店；可还是在2024年二月份，我感冒了。忙到医院去看，验血和照胸部CT，有点肺炎，可不重。吃药，打点滴，就是不好。又吃了二十多袋中药，还不好。再到三甲医院去看，都正常。可就是不见好转，睡觉憋得难受，张着嘴巴，夜里睡着了，闭上嘴就会被憋醒。我一下子瘦了十斤。仿佛骑在一个墙头上，这边是生，那边是死。风呼啸而过，我瘦弱的身子似乎像一片叶子，刮向死亡的万丈深渊。

   我想起秋来给我算卦，离三月十五号还有两个星期。我感到了害怕。

   这天接到光彩路鸿禧族给我做电疗的师傅微信问:“咋这么长时间了，没过来？”

   “病了一个多月了，还是不好！”

   “过来做电疗，试试。电是消炎的。”

   有病乱投医，我去了。

   电在我背部和胸部不停转动，浑身上下麻酥酥的，也仿佛有一股暖流通过。我听到女技师的嘴不停发出低微的声音，一问，她说:“我是基督徒，我在默默呼唤耶稣来帮忙，替我的病人除掉疾病。”

   一时间，我的大脑出现幻觉，觉得我的身子在被一双神奇的大手推了一下，是往生的方向推了一下，离死亡越来越远！

   记不住她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她是16号。

   女儿嫌我去得勤了，说:“有那么神奇吗？难道不做电疗命都没了？”

   我挺直腰板，非常认真地说:“真是不做小命都呜乎了！”

   三月十五号晚上，我吃了安眠药就睡了过去。每天半夜我都会起来一次上卫生间，可这一天我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我清醒意识到，灾难过去了。

   手机电话响了，是秋来的电话，我“嗯”了一声，他就说:“你这个人是个奇人，你把命给改了！”

   我们又见面了，他说:“你的面相变了，变瘦了，脸色都红润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大师真是大师！一算让我九死一生呀！”

   我讲了这一个多月的经过，他说:“你应该算做没有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后来我上泰山和崂山，游客都纷纷磕头烧香，我就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心中默念:“我信基督，请原谅我不拜，我心有所属了！”

钱世明先生二三事

杨玉祥

   钱世明——有人开玩笑叫前世明。先生与生俱来的名字，就预示着他和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八十年代后期，我认识钱先生时，知道他是历史小说作家，也是北京一家戏剧研究所的专家。可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出了十来本易经的书，是妥妥的易经大师。

   那时我们杂志社在文化局、文联大楼后面一排平房，平房后又是市文化局宿舍楼。相当在两山中间，几乎见不到阳光。从风水学上讲被压，不显山露水。我向钱老讨要破解之法。他走出编辑部，站在外面前后左右看看说:“风水的核心的核心是明显。你在平房顶上按上一个铝合金牌子，写上东方少年杂志社，要大，字是红色的。最好竖起两个，让人从楼门洞一过来就看见。视觉上有一种冲击力！”

   铝合金广告牌，竖起来很容易，两天后就竖起来了。钱先生托着下巴，嘿嘿地满意笑了。

   这件事情似乎很小，没多久大家就忘记了。三十多年过去，猛一想，就是竖起那两个广告牌不久，杂志社月发行量就近十万册。年底一算账，纯赚三十万。九十年代的三十万，相当现在三百万。现在想起来，应该隆重谢谢钱老。就因为太熟悉了，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遗憾！

   一次杂志社开笔会，晚上大家凑到一个屋。有人提议让钱先生露一手。钱先生说:”你们随便藏个东西，我能算出来藏得啥！”大家不信，我让钱先生出了屋，众人建议我藏个东西。我把藏的东西装进了兜里 ，才唤他进屋。

   只见他进了屋，拿出一个钢镚抛了六次，每抛一次，在一张白纸上画长的或短的线，然后说:“你这东西是取信于人的。是长方的，薄的如纸片。”我无可奈何地从兜里缓缓掏出来藏的名片。众人哈哈大笑，纷纷冲钱先生举起拇指。

   笔会结束，我们坐在中型面包车上，他说:“我算了一卦。领导的车回去的路上不顺”。结果没有十分钟，前面主编浩然的小车就中途出了故障，趴窝了！

   坐在车里的作家都冲钱先生鼓掌:”神人——呀！”

   钱先生笑不露齿，只是眉毛微微舒展，似乎这一切不算啥，不值得大家称赞。

   我出差到南京，到中山陵游玩。在途中和俩大学生闲聊。他们说自己学的专业是易经。我问:“我认识一个叫钱世明的老师，你们可否知道?”

   他倆张大嘴巴说:“岂止知道。那是大腕！”

   “有这么厉害吗？”

   “在我们易经届，他是前三的人物。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我把这段经历和钱先生说了，他笑而不语，不点头也不否认。

   八十年代末，爆发学潮。我们单位挨着长安街，远远的就听到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的声浪，像大海涨潮不停地传过来。单位的人都举着写好的大标语走上长安街，融进游行队伍中。我正跟在大家身后往长安街走，迎面撞上往文联大院走的钱世明，他拉了我一把，等周边没人了，才严肃地说:“别跟他们瞎折腾。我算了一卦，学生必败。不能撼动政府一根毫毛。”说完不由分说，拉着我返回了编辑部。

   学潮结束后，跑在前面的风云人物，都遭到撤职的处分。我认识的刘湛秋不仅被撤了《诗刊》执行副主编，还规定全国报刊不准发他的稿子。他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当着各国记者的面，慷慨激昂地发言。

   那时他有点发蔫，话少多了。

   我是在虎坊桥他家门口，提起钱先生一个多月前就算出学潮必败的事情。他听完，脸色苍白，双眼紧紧盯着我，喉结上下蠕动，说:“有时间介绍我认识一下这个大师！”

   我是一直想着此事，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俩人都已仙去。用钱先生的话说:“缘分还没有到也！”

百无一用是书生

杨玉祥

   钱世明是一位国学专家。一次被邀请到北大讲课，我问:”给了多少讲课费?”

   钱先生坐在编辑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慢悠悠说:”要给我钱，我拒绝了。总觉得讲中华文化，要钱，面子上无光呀！”屋里人都暗升敬佩。

   没个把月，《米老鼠》出版公司要搬家，打来电话给我，想让钱先生给看看新址风水如何？我给钱先生打电话，他爽快答应下来。

   《米老鼠》负责人问我给多少钱报酬合适?我不假思索答:”北大讲课他都分文不取。他是对金钱……视如粪土……那类知识分子！”

   负责人电话里激动地说:”敬佩之至！我们看完请老先生饭店吃饭。再送《米老鼠》合订本。”

   过了些日子，钱先生来编辑部，我忙问:”给《米老鼠》看的风水如何?”

   钱先生面沉似水，不悦地说:”给我一大堆书。可我的孩子都上班了。那些书……让我当垃圾处理了！”

   编辑部其他人知道事情原委，责备我说:”钱先生是学者，不好意思谈钱。这时你就得当起一个经济人的角色，谈好价格。再把钱接过来，没有人时，转交给钱先生才对！”

   我结巴地说:”北大讲课没收钱，我就以为这次也……是！”

   ”北大讲课，钱老师是为了扬名；这个《米老鼠》是文化公司，是钱老帮他们赚钱。两回事！”

   我转头看着坐在一旁的钱先生，一时语塞，干张嘴不知应该说什么。

   钱先生笑着打圆场说:”我是书生，你也是书生。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你就当我的经济人！”

   众人哈哈大笑！

   不久，台湾中学生来北京旅游，要请一个国学专家，给学生们上一课。

   这时钱先生已经退休。我乘坐小车去钱先生家接。车还没有到，远远地看到钱先生已经站在楼下等着了。

   文联二层，杂志社其他领导都站在电梯门口迎接。到会议室台湾学生全体站立，鼓掌欢迎。一直迎送到讲台前。

   讲完课，学生们鼓掌送钱老师出了会议室。在电梯门口，财务女同志把装有二千元的信封恭敬递给钱先生。钱先生推辞了几下，还是笑着收下。

  下了楼，我小跑上前打开车门，手挡在车门上沿，防碰着头。等钱先生在后车坐上坐稳，我才坐进车里，送钱先生回府。

   钱先生从这恭敬的仪式中感到了尊敬，笑着和我聊起天来。他说:“ 十二岁在报刊发表诗作开始，就天天在家钻研学问。和我同时代的人都大火，就我获得文坛鬼才的虚名。其实充其量是个书生！”

   我笑着说:“您是研究员。是书生也是大书生！”

   他摆摆手说:“这时代，百无一用是书生呀！”

   钱先生神态自若，云淡风轻。听起来有点悲壮的味道！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钱比命贵

 杨玉祥

 (一)

  1976年，我在北京郊区插队，那天村里社员和插队知青都下大田了。我一个人在队长分活派活的院子里写黑板报。快晌午了，该吃午饭了。我黑板报写完就往知青院里走。忽然大喇叭里传来村支书急促的喊声:“姚医生——！赶快到知青院里来！有知青娃喝了农药。”姚医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么着急马慌地喊，还是第一次听到。

   院门口猛的开出一辆手扶拖拉机，旋风般开出来。车上躺着一位女知青。姚医生也在车上，正拿着一根大葱，往女知青嘴巴里捅。似乎是催吐。手扶拖拉机和我擦身而过，我瞥见女知青一双大眼睁得大大的，是一种绝望的眼神。很多年过去，那双睁得大大的绝望的眼睛，还在我眼前闪过。

   中午传来消息。女知青没有救过来，死了。年仅二十岁。

   一朵青春之花就这么凋谢了！

   女知青父母来了，村支书和公社知青办主任，接进大队部，商量后事。知青们等她父母出来就领着二老进了女生宿舍。母亲坐在女儿床上，脸贴着女儿的被子，似乎感受到了女儿身上的芳香气味，眼泪滴答滴答往下掉。

   一个女知青说:“给3.5工分。还不如寒暑假帮干农活的村里初中生。”

   一个男生说:“我们男知青的工分还不如女社员”。不知谁说了一句“村里总有人感觉我们知青来了是和村民抢饭吃！”

   女知青的父亲说:“人都死了。好歹女儿是为工分少死的。她是要争口气死的。是要强死的！嗨——！”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把人逼死的。知青们都知道，可没有人敢说出口。

     我细算了一下，女知青最高的工分是六分。一年下来，满勤折算钱也就六十元。也就够一年的饭钱。她是用鲜活的生命，争要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

   1986年。同仁医院急诊科。在抢救室门口，聚集着一群人，从敞开的门缝往里看。一位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女人躺在床上，男医生往她嘴巴里灌药水，女护士扶着，身上的衣服被脱光光的，只剩一条白色短裤。她的头冲着门口，我又看到一双睁得大大的绝望的眼睛。这眼神是那般熟悉。

   送她来的穿着工装的女工说:“这次涨工资，论资格她应该涨，可是被领导排挤掉了。她一时想不开，喝了滴滴畏。”

   那时候我们厂子也在涨工资。文革之前到现在第一次涨工资，可有名额限制，不能全涨。我就是被淘汰在不能涨之列。一级工资是六元钱。为了六元钱搭上一条命，不值！我忍不住劝了几句。

   那女工喃喃自语说:“不是简单六元钱的事情。涨不涨工资是对她十年工作的评价！所以……！”

（三）

      又过了二十年，2006年了，整个中国都在备战奥运，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似乎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又到处都有乌烟瘴气。我因为考上了大学，早已从工厂调到机关。那年单位提拔处长，我们几乎都投了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票，可结果却不是他。

   中午休息，他躺在沙发上，瞪大眼睛望着房顶，透着一丝绝望。

   又是那种熟悉的眼神。

   有人劝:“我听说，人家上面有人。——没辙！”

    又有人说:“论学历、资历、能力，你比她都高。可人家长了特殊的零件。这一点，你得认头！当今社会就这样！”那女的姓张，英文拼写是Chang，被提拔为处长之后，人们背后都管她叫“娼处长”。

   我忙插一句:“记得我给你讲的我插队的女生，你可别学她呀！想开点！”

    渐渐地他的眼神平静了许多，“放心，不当处长每月少挣一千元。我可不会干那傻事。”我说，“那是蠢！”

   转眼我退休了七年。一天回单位在办公室见到他。几年不见，他依然年轻，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中年男人的魅力！

   我讨要保持健康之法，他眨眨眼说:“无官一身轻！整天养精蓄锐，当然年轻了！”随后小声跟我说，还记得“娼处长不？后来她又攀上了更大的领导，当上了娼局长，结果反腐倒查，前两年她跟领导都进去了。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开餐厅

杨玉祥

   一天在家附近遛弯，忽然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市文化局一位编辑。过去在一个大院子里工作。我唤他贾老师，老熟人了。

   十多年不见了，家又住得很近。我们就在餐厅聚了一下。他说儿子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去了几家单位，都没有转正，又赶上裁撤编外人员，下岗了！

    总得有个事干，现在开了一家餐厅。家长支持。几乎是倾其所有的支持！

   我心中一沉，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餐厅几乎是卷得最激烈的地方。

   贾老师希望我有时间到儿子新开业的饭馆看看，出点主意。

   我闲着没事，就约了我的朋友——杜平。他留过学，在伦敦开过饭馆。回国后也开了一家俄式餐厅。可谓行家。

   我们到了位于通州体育小镇，名字叫旧三点的餐厅。

    我俩在服务员陪同下走了一圈，然后坐在一个方桌旁，感觉通透的灯光下，一切都是亮闪闪的。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发现，餐厅所有物件都是新的。大到做饭器皿，小到盘碟。这投资没有二百万下不来呀！”

    “干嘛不行，一个音乐学院的高才生?”

   “民以食为天嘛！几千年来，开饭店是百姓们想到的第一大生意。”

    在这温馨的环境中，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我问杜平:“你这个开过饭馆的老前辈，来了一趟总要留点建议。”

   他扫视一下硕大堂皇的饭厅说:“啥都好，就是少了一点魂。”

   “是啥？”

   “音乐人开的饭馆，得有音乐。门口摆个条案，可以放上扬琴，一周总要弹奏几曲。告诉来吃饭的客人，这个饭馆是音乐人开的。自然不能没有音乐。”

   我点头赞许。

   “手风琴、小提琴、笛子都可以吗！他是学音乐的人，自然认识许多圈子里的人。”

   我们推开饭馆门，站在外面，他说:“夏天可以在这里弹奏演出，这门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吗？”

   我拍一下他的肩膀说:“这餐厅味觉有了，菜香有了，灯光闪烁，视觉有了。再添上音乐，听觉也有了。可以说十全十美了！”

   我俩会意地笑了！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饭馆三十七年变迁谈

杨玉祥

   大约1987年开始，我们单位在北京西长安街电报大楼旁，常到马路对面鸿宾楼，新风酒店，三峡酒楼，曲园饭店吃饭。跑腿订餐结账是我的事。一个包间一桌饭，油焖大虾，鱼，烤鸭等硬菜是必不能少的，结账时也就一千出头，有时自己带酒，八百九百常有的事。

   然而三十七年过去了，我退休在家，免不了和朋友聚聚。高档的五星酒店的十人套餐，或包一个单间吃涮火锅。结账时我发现也是一千元。人均消费百元吃的很好了。过去的硬菜，像松鼠桂鱼，葱爆海参一样也没有少。只是发现开饭馆的老板由北京人变成外埠城里人，再到乡镇村里人。过去一提说是开饭馆的，大家都开口一声一声老板叫——有钱人嘛！现在一提是开饭馆的，大家都双手合揖:“辛苦！辛苦了！”

    吃饭的呢？也悄悄变了。在小餐馆吃饭的快递小哥也很常见。

    三十七年价格不变，这里面荡涤着多少血雨腥风。暴利变微利，微利变无利，无利变赔钱。

   菜和鸡鸭鱼肉，自己养殖厂提供，自己车子运输食材，厨师解聘了，变成预制菜。该想到的节约成本的点子都想到了，还是微利。那就开成连锁店，靠规模取胜。没有俩把涮子，没有点实力，还真不敢碰这个行业。说到底，这都是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

    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怀揣希望来，带着失望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间才有烟火旺。锅碗瓢勺里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灶台炉火中总是燃烧着雄心万丈！

短文三则

杨玉祥

       拥有钱为罪的时代

记得大约是1967年，我十岁，大杂院的茅房粪坑里发现了故意扔进的美元和金条。第二天，大杂院里面一家单独的小院，被抄家了。拉走了一卡车的东西。记忆深刻的是一卷卷各种颜色的布。这家的主人是资本家，后来他儿子是文革后体育播音员宋世雄。我们管他母亲叫沙奶奶。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

   邻居们都认为那是沙奶奶家扔的。那是个以有钱为罪的时代。

     内卷的时代

下雪了，我出小区买东西。小区门口站着几个穿红色职业装的女士，双眼渴求地望着你，嘴巴里不停地说:“欢迎光临，五折降价！”说完给你递上一张彩色宣传单。我本想摆摆手，不收的。可这双灼灼的眼睛，和这风雪交加的夜里被冻得哆嗦的手，让我收下这张纸，借着街面上的霓虹灯光，是一家足疗店的宣传单。价格表上面，是一张美女头像。灿烂地笑。

   我想把宣传单扔了，可望前一看。没有扔，而是装进兜里。只见前面路上，有七八张扔在地上的宣传单，鲜红而耀眼。行人们走过去，厚厚的棉皮鞋踩在那张笑脸上，立刻印上一个大黑脚印。雪花纷纷落下，可难掩鲜艳的红色，使我想起了咏雪中梅花的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柜台放个狗屎都能卖出去

     北京西单商场关门大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楞了一下。那里是北京最繁华之地。可以说伴随我这老北京人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我的同学是西单商场橱窗设计和宣传的科长，曾带着我在商场遛弯，指着熙熙攘攘的人说:“这里的柜台上，放上一滩狗屎都能卖出去。”如今岁月沧桑，时代转换，关门歇业了。能说啥呀？只有一声叹息！   

杨玉祥非虚构故事：禀性难移

杨玉祥

   我不善交际，不善当官，不善讲话。

   喜欢一个人闷在犄角旮旯儿，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认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足矣！

   读书写作，是我一辈子的喜好。

   任凭世间潮起潮落，雷雨彩虹，我心静如水，淡然而浩淼。

   我喜欢日本箱根的怀石料理，一桌十多个品种，有生鱼片、烤鳗鱼、鲜豆腐、大酱汤和裹在粽子叶片里的白米饭。细致到那盏青酒、那杯汤的摆放位置都有讲究。每一个品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吃一次能记一辈子。

   我想，为文之道，该学习箱根的怀石料理，把文章写到极致。掩卷之后，是一种充满韵味的享受。如品茶、饮咖啡，心旷神怡，如沐春风。

   这是我的追求！

   明末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别人眼里的不屑，在我看是一种禀性，几十年过去了，禀性难移呀！

犯桃花

杨玉祥

  生下来曹治不是瞎子，九岁时，他所住的村庄驻扎国军，他饿，每天到军队的伙房帮往灶台里添木柴。饭熟了，军伙头给他一个窝头。他天天去，天天有窝头吃，军伙头觉得这孩子能顶一个大头兵了。部队到别处驻扎，他就跟着走，这就算参军了。后背背着一个锅，走在山路上。他是自愿去的。他——饿！

   部队一次撤离，天上有炮弹炸裂声，子弹在队伍中横穿而过。他踩上一个发软的东西，脚下一滑，身子往后一仰，一颗子弹穿过，把他的鼻梁骨削了一块，双眼顿时啥也看不见了。他倒在地上，瞎了。

    天亮了，他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后来他才知道那天脚下踩上的是一只被炮弹炸声震晕的鸟。是这只鸟冥冥之中缩短他四分之一秒前进的脚步，救了他一命，不然子弹会从他的太阳穴穿过，早一命呜呼，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瞎曹治被送回张家口自己的土坯房，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扫盲运动中被送到一家学校盲人班学习了，人家是文化扫盲，他是真的扫盲。他学会从牛皮纸的突起的小点点中，认识了盲文。

   扫盲班结束，他夹着几本盲文书回了村。下大田干不了了，就剥老玉米粒子，这一剥就是二十八年，没有女人想和他结婚。他这期间他还学会给人算命，赚个毛八几的，也只够填饱肚子。有时想起学算命时师傅说他命里有一次桃花运，也叫“犯桃花”，他还咧咧嘴偷偷苦笑一下。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瞎子听说家不远处有个村办企业炮竹厂，急缺做二踢脚的主要附料——牛皮纸。文革结束，啥都短缺，生产炮竹的牛皮纸是有限额的，不是想要多少就可以买多少。

  他灵光一闪，到大队部开了一张进北京介绍信，说到盲文出版社买毛主席著作。他柱着竹拐杖，一步一打听找到盲文出版社，说：“我所在省份有许多盲人，想看盲人版的毛主席著作。可盲人吗，都没有钱。能否便宜给我们。”

   那时是1977年，盲文出版社用财政的钱，印了一仓库盲文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著作一到五卷。每一卷都是厚厚的砖头样牛皮纸盲文书，积压在库房一年多了。毛主席一去世，书就卖不动了。正愁无法处理，就把六元一本的书，六分钱一本卖给了他，等于当费纸处理了。

    他一下子买了二百套，合计一千本，走火车运回老家的炮竹厂。

   工人们当然不懂盲文，拆出纸来一用，盲文的凸起小眼，裹起“二踢脚”更加结实。因为浆子渗透进盲文中，再撕都撕不开。

   瞎子卖给镇上炮竹厂一本六元。可出纸量是同样价买牛皮纸的三倍。瞎子听盲文出版社发行的人说过，每一本盲文书国家都有补贴。

  这是一个瞎子都能发财的时代，只要心不瞎。 进京买书几次，瞎子曹治就发了。一本书，转手赚一百倍。他成了村里的首富。最后一次去时，他还带了村里的三十来岁的小寡妇，四十来岁的人了，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他第一次尝到女人的滋味。

   他不知道的是，小寡妇刚开始跟村支书好，可瞎子真给她钱，还带他进北京，吃饭馆，住宾馆，大开眼界。她就把支书甩了。

   支书把电话打到盲文出版社，说：“瞎子买的盲文书，卖到炮竹厂。把盲文毛主席著作随着炮竹炸了，灰飞烟灭，这可是政治问题！”

   这一下子断了瞎子的财路。人们说，算命的人，可以给别人算命，给自己算往往不灵了。早知如此，这支书的女人不能粘呀！

   瞎子到支书大队部骂街。支书说，再骂，就处理你。看在一笔写不出两个曹的份上，一直没处理你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小寡妇看瞎子不行了，又跟支书好了。

   瞎子重操旧业，给人算命，一切回到了原点。进入八十年代，算命钱涨了点，三块钱了。可在村里，找他算命的人很少。

   瞎子刚过六十岁，就忽然死在屋里了。还是找他算命的人发现的。听说是半夜三更犯了心梗。

作者简介:杨玉祥，1957年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在郊区插队，可以说，当过农民，工人，公司经理，编辑。在文化人中，人家管我叫老板；在商人中，称呼我为文化人。十来岁时，就是宣武门外有点小名气的讲故事大王。夏天的胡同中，电线杆下，聚集一群群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现在写非虚构小说，力求最短的篇幅里，把我的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栩栩如生。没有多余的笔墨。看完叹一声:“这家伙有点意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