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三位恩师

娄警予

我很幸运，我就读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赫赫有名的百年老校。

我就读的小学——江苏省常熟市石梅小学，创建于1720年，有300多年的历史，曾是昭明太子读书台、游文学院，有两代帝师翁同龢、北大校长吴树青等著名校友约百人，校园如苏州院林般的优美，弥漫着清幽淡雅的书香。在这样富有历史底蕴而又优美的环境里，自然不乏优秀的教师。

我的第一位恩师——刘亢青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的刘老师，年轻的鹅蛋般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文雅、秀气，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人。她慢声细语地讲解着课文，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她问我们：“用什么语言能最恰当地来形容绿色的草地？”同学们七嘴八舌地纷纷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同学说：“象绿色的棉花胎。”答案当然都不对。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我是刚转来的新生，大概是因为我有在上海生活过的经历吧，我最后怯生生的举手说：“我觉得用绿色的地毯来形容青草地最合适。”刘老师肯定了我的答案，并大大地夸奖了我。对这么一件小事，刘老师是肯定记不住的。但它却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致80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刘老师的赞扬使我欣喜异常，给了我无比的温暖、自信和力量。刘老师的赞扬使我大大地增强了对语文的兴趣，乃至把语言文学当成了终身的职业。到四年级时，刘老师又为我们几个热爱语文的学生“开小灶”，利用课余时间，单独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我印象最深的是《桃花源记》，那美丽的桃花源开拓了我想象的空间，成为我终身的梦幻之地。刘老师真是引领我进入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恩师。

我就读的中学——圣玛利亚女中，创建于1881年，是上海市最有名的教会女中之一。1953年7月，我读高二时，与另一所最有名的教会女中中西女中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中。两校的著名校友中有：宋氏三姐妹，外交家龚澎姐妹，中科院院士闻玉梅、陈亚珠等人，文学艺术家张爱玲、黄蜀芹等人，还有许许多多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在圣玛利亚女中时，我幸遇我的第二位恩师——俞慧耕老师。俞老师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来我校的，她的公开身份是副教导主任和政治课老师。她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是党派到学校开展工作的。俞老师真是一个好党员，党的好干部。她除了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外，最后大的特点是工作作风好。她从不摆党员、干部的架子，是那么的平易近人，温和亲切。因为圣玛利亚女中是贵族学校，入学的大都是资本家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刚解放时，对党的政策多有疑虑，甚至是抵触情绪，思想工作的难度很大。但俞老师总是带着满脸的微笑，用她那满满的爱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消释疑虑、化解抵触，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特别是“三反”“五反”时，她帮助了多少个被运动触及家庭的孩子们减轻了痛苦，度过了思想上的难关。经过耳濡目染的熏陶，俞老师的工作作风成为了我一生的工作作风，这是我要感恩俞老师的第一点。第二点则是俞老师把我培养成了学生干部。1949年秋季我才14岁，刚进入初三。因为我受外婆的教育，再加爱看高尔基、鲁迅的书，从小就特别同情穷人，听说共产党是为解放穷苦大众的，就对党有了浓烈的热爱之情。俞老师也因此有心培养我成为学生干部，记得刚上初三时，我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记得第一次要向全体同学讲话时，我在后台胆怯得不敢露面，是俞老师让我“别害怕”，并且亲手把我推向讲台的。就这样，俞老师一步步地把我培养成了学生干部。记得俞老师请产假在她外祖母家休养时，我就一遍遍地去她家，按着她的嘱咐做学校的工作。我们几个最早的团员由团区工委直接发展入团后，我一直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两校合并后，我也是第三女中的第一任团总支书记，直到高三下学期才卸任以准备高考。我想，若没有这段学生干部的历练，我1985年后，任长春师范学院的副院长、院长，是断然难以胜任的。俞老师为我的人生打下了基础。

我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赫赫有名，无庸我去介绍。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师，许多是国家级的大师，他们在传授丰富知识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作学问的方法，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每一位。

我的第三位恩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初遇张先生是在1978年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我国语言学的泰斗吕叔湘先生，是该会的名誉会长，张先生则是会长，自始至终主持了整个大会。因为我在大会上宣读了两人合写的、对中学语文教材有较为新颖见解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好评，再加我未宣读的另一篇关于改革词汇教学的论文，也得到了张先生的赞赏，因此，张先生就特邀我去北京参与该学会年刊的编辑工作。张先生当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管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领导，因为对我的赏识，在决定要编写全国第一套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时，他就提名并通过教育部把我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参与这套教材的编辑工作。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的资深编辑王少阁同志，还调来了上海市富有中师语文教学经验的郑洛老先生。这套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可以说是倾注了志公先生的心血，他自始至终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因此它在编写的原则和内容上，都比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更胜一筹，进而被后来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写所吸收。张志公先生是中学语文教学研究领域的泰斗。早在60年代初期，我刚为中学语文老师讲课时，张先生就是我极为崇敬的专家。而在20年后的1980年，我在编中师语文教材时，能和张先生朝夕相处，这真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张先生虽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但却平易近人，热心提携后辈，他那睿智的语言，不知给了我多少学术上的滋养。我可以说得上是他的私淑弟子了，我在编写《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中学生词典》时，凡是遇到难题，必向他请教；只要我请教，张先生必及时回复。我们有过几十封的书信往来，对我的学术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张志公先生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