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成功编选出版了《异镜—中国当代域外诗十二家》(四川民族出版社),并且在北京和山东分别成功举办了中国当代域外诗写作研讨会暨《异镜—中国当代域外诗十二家》新书发布会。
近日,由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兼中国办事处主任、著名诗人、翻译家、诗歌理论家北塔和著名诗人刘剑联合编辑的《异方的种子—中国当代域外诗选》,日前由香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本书收录了海内外45位诗人,大约200余首诗歌作品,囊括了当代域外诗写作领域广泛的代表性成果。今后将适时在全国多地召开发布会及研讨会。本书首场新书发布研讨会定于5月29日在黑龙江省肇东市盛大的甜瓜文化节期间举行。
域外者遇外也
——《中国当代域外诗选》弁言
北塔
一般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说法是:中国当代史始于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建国初期即所谓的十七年时期,中国诗歌外交是有一些的,也出现了一些佳作,比如艾青去智利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但那时毕竟出国的诗人很少,而且有些诗人如郭沫若等主要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访的,哪怕写诗,也都是应景之作、宣传之什,没有诗歌的真正韵味,早就随当时的现实需要埋入了历史。到了文革十年时期,几乎没有诗人出国,也就谈不上域外诗的出现。
因此,我把本书的“当代”的起始年份推迟到1980年左右。
2021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域外诗十二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以域外为书名出版的诗歌合集,我在长序中说:“当前中国:域外诗写作的第三次高潮正在到来”,“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关于前两次域外诗写作高潮(盛唐和晚清),已经有出版结集、总结研究、成果累累。关于第三次高潮呢,可能是因为正在发生,方兴未艾;所以,至今几乎无人问津。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致力于中外诗歌实质性、常态化交流和研究,理应预先主动性前瞻性地承担起这一历史性责任,率先系统性全面性地整理、出版、研究当代中国诗人的域外写作优良成果。”“将来我们还会扩大作者范围,甚至公开征稿,出版第二部域外诗选”。
我适才编竣的这部就是第二部,入选诗人数量已经由12扩大为45位,其身份其构成更是与《十二家》不可同日而语。毋庸讳言,12家都是最近15年来我们一起走东闯西的挚友,尤其是积极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张罗的各类各地诗歌交流活动的同仁。现在这个名单中的大部分尽管还是我熟悉的诗友,但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这个圈子甚至超出其外围,有的我只是闻其名,有的甚至闻所未闻——所谓自然来稿者。我要特别感谢这些朋友对我们这部诗选的热情和慷慨。
那12家都是中国公民,有些人如我虽然时常出国,但没有在国外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居住经历。短期出国写作和长期定居写作是有差别的,前者更带有场景性、逆旅性、聚焦性,后者比较生活化、社会化、散点化。前者以写景为主,后者以写人为主,前者哪怕写人,也多写已经逝去的人——因为我组织的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旅程中安排了大量拜谒历代作家艺术家的故居、墓地等活动,拜谒之后所写的诗歌文本往往是与这些已故伟人的隔代潜对话,对对方多采用仰视的视角;而后者所写的往往是他们日常交往中的各色人等,包括家人、恋人,这类文本是真实对话的摹本,对对方多采用平视的视角。如果说前者的写法是化陌生为熟悉,那么后者是化熟悉为陌生。化得巧妙,两者都能产生好作品。我希望那些在国外有长期甚至超长期生活和写作经历的诗人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我们的域外诗出版工程,为当代中国的诗歌史和诗歌文化对外交流史留下更多坚实而深沉的脚印。
那12家大部分都是我的同龄人,即196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这个名单尽管也还是以我的同龄人为多,但作者的年龄层次已经往前扩增到1940年代出生的耆宿,往后延伸到1990年代出生的新秀。不同年龄层次的诗人所关注的或者所着手的不同。年迈者所书写的往往是历史大事件,其话题与书写者个我可能没有多少实际性的关联。而年轻人所抒写的多为现实偶发事件,非常个人化甚至私密化。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青年才俊雀跃着加入到域外诗写作的阵营中来。要知道,中国现代诗歌暨中国现代域外诗的起源,无论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还是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的视角说,都是在外留学期间的创举。
本书大部分作品都是根据我多年来的阅读积累而搜罗的。我知道,近半个世纪的域外诗写作,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佳作,我的视野有限,本书的篇幅更有限,还有大量域外诗珍珠遗落在各种载体和媒体的大海里,等着我们去寻觅、捞取、集合、甄选。我们正在筹备出版一套域外诗丛书(每人一部),将来还可能会推出更多更大规模的当代中国域外诗选(即第三、第四部)。
关于域外诗的概论、史论和诗论,我都曾写过文章(尤其是《十二家》序)。此处不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寻读。关于本书书名,我想稍作解释。“异方的种子”来自我素所敬仰的卞之琳先生的一行诗:“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这行诗来自他的早年名篇《尺八》。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我之所以要在这篇短序中破例全文引用这首诗,是因为这不仅是一首艺术精湛谨严、内涵丰富深刻、修辞独特贴切的域外诗,而且是一首域外诗论诗。我年轻时读了这首诗,可以说,几十年来想忘都忘不掉;但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域外诗理论方面的意义。域外诗人如同候鸟,在不同的国度之间飞来飞去,把一个国度的种子衔到另一个国度,这是灵感的、思想的、文明的种子。这类种子包括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来赠与人类的火种。它们可能因为太新而有排异性,并不适合异乡的土地;也可能因为生命力太野,而具有危害性,并不适合烂熟的耕地。域外诗人写下的诗歌就是这种子后来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吴晓东教授在《尺八的故事》一文中说:“《尺八》的复杂,主要是因为这首诗交替出现了三种时空和三重自我。”“前三句写历史,四五句写现实,六到十句写想像,进入的又是虚拟的历史情境和氛围,从而构成了三种时空的并置和交错。”三重自我则是叙事者、海西客、诗人自己。《尺八》一诗确实够复杂,而我一直主张现代诗应该与现代人复杂的思维和生活相对应,也可以是复杂的、纠缠的、奥秘的,因为现代人的人格可能就是分裂的、多维的、组合的。域外诗尤其如此,因为它是多种语言、语境、文化的杂交后的产物。
最后,我非常感谢当代最实力诗人之一刘剑先生跟我一起联手弹奏这一大部域外诗的交响曲。
2024,4,7
京郊营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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