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网

当前位置：

苏轼足迹的文化旅游价值（文/闫书杰孙天胜）

苏轼足迹的文化旅游价值

闫书杰孙天胜

（江苏省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特别的旅行家。他将履职贬谪转化为深度游学实践，一生行程逾六万里，足迹遍及九十余座城市。在游历中创作了数千篇诗文，为众多山水名胜注入了永恒的灵魂。从文化旅游学视角出发，系统梳理苏轼的旅行实践、文化创造及其对后世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深远影响，揭示“东坡文化”生成与文旅融合的内在机制，探讨苏轼足迹对当代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轼；文化旅游；文旅融合；东坡文化

一、引言

千百年来，学界对苏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文学成就、政治思想、艺术造诣与人生哲学，而较少从旅游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事实上，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旅行家——有人算过一笔账，苏轼从家乡眉山出发，到最后终老常州，他一生行程逾六万里，南至海南儋州，北至河北定州，足迹遍及北宋境内九十余座城市，跨越大半个中国。

从旅游学视角来审视苏轼的足迹，我们会发现一条此前被忽略的线索：苏轼将频繁的职务调动与贬谪流放，转化为深度游历的契机。在旅行途中，他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美景，以哲思的笔触描摹山水田园，以自身的祸福体味人生的真谛，创作出数千篇流传千古的诗文。这些作品不仅为所历山水注入了永恒的灵魂，更使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名扬天下的文化地标，推动了后世旅游目的地的形成与发展。

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读苏轼游神州”中华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宣传推广活动^[1]；同年，“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正式确定，涵盖国内十五个城市^[2]。表明东坡文化已成为当代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资源。在国家大力推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战略背景下，从旅游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苏轼的旅行实践与文化创造，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苏轼作为大旅行家的行迹与特征；其次分析其诗文创作为山水注入灵魂的机制；然后探讨“东坡文化”的生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而提炼苏轼“诗与远方一体”的文旅融合范式。

二、何妨吟啸且徐行

苏轼从二十一岁出川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开始，到六十五岁卒于常州，约有七年时间奔波在旅途之中。堪称北宋时期最为活跃的旅行家之一。

苏轼的旅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求学与初入仕途期（1056—1079）。二十一岁那年，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自眉山沿岷江而下，经长江至江陵，再改陆路北行赴汴京，全程近三千七百里，历时三个月。此后，他历任凤翔签判、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等职，每一次调动都是一次长途旅行。第二阶段为贬谪黄州期（1080—1084）。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汴京赴黄州行程约六百公里。正是在黄州，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蜕变。第三阶段为重返朝堂与再贬岭南期（1085—1100）。元丰八年后，苏轼一度重返朝廷，历任登州知州、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后又被贬至惠州、儋州，从定州到惠州全程近四千公里，历时六个月；从惠州到儋州又约一千公里。第四阶段为北归与终老期（1100—1101）。获赦北归途中，苏轼病逝于常州。^[3]

从旅游动机来看，苏轼的行旅可以划分为三类：学游、宦游与谪游。少年读书阶段的学游，是求知驱动的游历，开阔眼界，涵养审美。中年为官的宦游，因赴任、公务、交游而奔走四方，公务之余寻览山水，属于古代士大夫典型的公务伴生型旅游。而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谪游，是被动流放，人身受限，没有游览的自由选择权。但苏轼并未被境遇困住，把被迫迁徙的羁旅，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游历。“此心安处是吾乡”，消解了旅途的漂泊苦难，完成旅游动机由外部奔赴风景，转向内心安顿自我的升华，这也是苏轼行旅最独特的地方。

在旅游审美层面，苏轼拓展了中国传统山水旅游的审美维度。传统文人游山玩水，或寄怀隐逸，或感怀伤时。苏轼的旅游审美，更多的是讲究情景交融、物我平视，不以居高临下姿态观照山水，而是把自我生命体验融入风景之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身就是旅游观赏的认识论：同一处旅游目的地，观赏视角不同，获得的体验便截然不同，道出旅游感知的主体性差异。《赤壁赋》提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将自然山水视做人人可共享的公共审美资源，把旅游从游赏名胜升华为心灵与自然的对话，追求精神的释放与和解，奠定了宋代文人旅游的精神内核。

他以积极的心态，将每一次任职调动都转化为深度游历和地方考察的契机。在凤翔，他探访当地风物，了解民情；在杭州，他遍游湖山，疏浚西湖；在密州，他登超然台，狩猎祈雨；在徐州，他率民抗洪，筑堤建楼^[4]；在黄州，他躬耕东坡，三游赤壁；在惠州，他改良农具，推广教育；在儋州，他开馆授徒，教化黎民。可以说，苏轼每到一处，都以旅行者的敏锐目光和学者型官员的探究精神，深入考察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风俗与社会生活。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看似自嘲的感慨，实则揭示了一个事实——正是这三处贬谪之地，成就了苏轼文学与人格的巅峰。从旅游学角度而言，黄州、惠州、儋州并非苏轼主动选择的旅行目的地，却因其在逆境中的深度游历与文化创造，成为后世最重要的“东坡文化”朝圣地。这一现象说明，旅行的价值不仅在于目的地本身，更在于旅行者以何种心态与方式投入其中。

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苏轼在颠簸不定的旅行途中，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文作品。他现存诗作约二千七百首，词作三百余首，散文四千余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诞生于旅途或游历之地。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深远的地理想象与文化地标建构功能。换言之，苏轼以笔墨为媒介，将个人情感、审美体验与哲学思考注入所历山水，使原本普通的自然景观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文化灵魂。

（一）从“武赤壁”到“文赤壁”的重构

黄州赤壁是苏轼文学改造地理空间的典型案例。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实则发生于今湖北赤壁市（原蒲圻），而黄州赤壁本是一处普通的江崖。苏轼谪居黄州期间，三次游访此地，写下前、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开篇，将黄州赤壁与三国英雄叙事融为一体，赋予了这处江崖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尽管后来考证表明此赤壁非彼赤壁，但“东坡赤壁”已作为一种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与三国赤壁并立的另一处“文化赤壁”。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旅游文化建构中，文学想象的力量可以超越地理真实，创造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文化地标。

（二）"苏堤春晓"对文学审美的双重赋能

苏轼两度任职杭州，第一次为通判，第二次为知州。在任知州期间，他主持疏浚西湖，以淤泥葑草筑成一条横贯西湖南北的长堤，即今日之“苏堤”。苏轼不仅为杭州留下了这一工程遗产，更为西湖赋予了永恒的审美意象。“苏堤春晓”后来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成为杭州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苏轼的实践表明，当工程实践与文学审美相结合时，其产生的文化旅游效应具有乘数级的放大效用。

（三）“超然台”等地方景观的诗意命名

苏轼在各地任职期间，常常参与或主导当地景观的营造与命名，而这些名称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思与审美意蕴。在密州，他修葺城北旧台，苏辙援引《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命名为“超然台”。苏轼登台而作《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将密州的城市风光与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完美融合。在徐州，他筑“快哉亭”以寄托旷达胸襟，借“放鹤亭”寓意潇洒情怀。在黄州，他建“东坡雪堂”作为躬耕之所。这些景观的营造与命名，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诗学”的实践——苏轼以文学思维重塑物理空间，使其成为承载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旅游吸引物。

综上，苏轼对中国风景名胜的旅游文化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其一，以文学想象赋予普通地理空间以历史文化内涵，实现从“地理空间”到“文化空间”的转化；其二，以工程实践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创造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旅游景观；其三，以诗意命名与空间营造，建构具有哲学意蕴的审美场所。这三个层面的实践，共同构成了苏轼作为“旅游文化创造者”的独特贡献。

四、“东坡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不同于一般只会观景题咏的文人游客，苏轼兼具旅游者与风景建设者的双重身份。很多地方，他不止是风景的欣赏者，更是旅游景观的塑造者。在杭州，疏浚西湖，以淤泥葑草修筑苏堤，原本的水利民生工程，后来演化成西湖核心旅游景观“苏堤春晓”；在惠州，他捐出随身犀带，倡导修筑苏堤与东新桥，既便利百姓通行，也塑造惠州西湖的游览格局。他修缮亭台，营建游憩空间，密州超然台、徐州放鹤亭，都是政务之余营造的公共游览场所。他把民生治理与景观营建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他有别于常人之处。

苏轼又是顶级旅游目的地的传播者，以诗文完成目的地形象建构，实现“文以景生，景以文传”的文旅效应。一处无名矶石，经赤壁二赋与《念奴娇》加持，成为千古向往的赤壁胜迹；普通的西湖，凭借“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诗句，定格为杭州的核心旅游符号。大量原本普通的山川、亭台、湖泉，借由他的诗词，完成文化赋能，提升知名度，成为后世的旅游打卡地。他的游记、题跋、诗歌，相当于古代的旅行记录与目的地推介文本，记录风物、饮食、地理，兼具旅行体验与传播功能。千百年之后，各地打造“东坡行旅”主题游径，串联眉山、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节点，正是依托他当年的行旅与文学遗存，完成当代文旅产品转化。

“东坡文化”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化概念，它既包含苏轼留下的诗文书画等文化遗产，也包含他在各地的生活遗迹、传说故事与精神遗产，更包含后世对其不断阐释、纪念与演绎所形成的文化层累。从旅游学角度而言，“东坡文化”的生成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由“名人效应”到“文化IP”再到“旅游目的地品牌”的演化过程。

（一）东坡文化的发源与精神内核

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东坡文化”的精神发源地。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创作了七百多篇文学作品，占其全部创作的相当比例。“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地位，“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成为书法史上的瑰宝。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黄州，苏轼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从一位仕途屡屡受挫的官员，蜕变为一个豁达通透、热爱生活、关怀民生的苏东坡。

黄州的东坡赤壁、临皋亭、安国寺、东坡雪堂等遗迹，成为后世追怀苏轼的重要场所。近年来，黄冈市推进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2006年动工的遗爱湖公园，以东坡诗词意境造景，由遗爱清风、临皋春晓、东坡问稼、一蓑烟雨等十二大景区组成，被誉为中国最大的东坡文化主题公园。2023年又推出“东坡庙会”区域公共文化品牌，打造集“文、旅、体、康、农”为一体的融合平台，推出文化小剧、文创产品、东坡美食等“庙会三宝”，并荣获中国文旅总评榜“文旅融合”品牌奖。2023年，黄冈共接待游客560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39亿元^[5]。

（二）“东坡文化”在贬谪地的文化转化

苏轼对贬谪之地的文化转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惠州。在惠州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推广“秧马”改良农具、协助修建东新桥与西新桥、引蒲涧山泉水入城。惠州西湖因苏轼而名扬天下，后人将杭州西湖的景观格局移植到惠州，形成“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惠州西湖十景。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贬儋州。在海南三年，他开馆授徒，教化黎民，成为海南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北归时，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将人生最艰苦的贬谪之旅，升华为一次“奇绝”的生命游历。儋州的东坡书院、载酒堂等遗迹，至今仍是海南最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之一。

（三）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机制分析

从旅游学理论视角分析，“东坡文化”促进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名人效应”吸引初访客流。苏轼作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其遗迹与纪念地具有天然的知名度优势，能够有效降低目的地的营销成本。第二，“文化层累”丰富旅游体验。历经千年的纪念、修缮与阐释，东坡文化遗迹往往形成了多层次的文化景观，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第三，“精神认同”激发重访意愿。苏轼所代表的超然豁达、热爱生活、为民奉献的精神，能够与当代游客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从而提升游客满意度与重访率。第四，“IP延展”拓展产业链条。以东坡文化为核心，可以衍生出研学旅游、文创产品、主题演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实现旅游价值链的延伸。

五、“诗与远方一体”的文旅融合范式

“文旅融合”是当代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其基本内涵是以文化塑造旅游、以旅游彰显文化，实现文化价值与旅游功能的有机统一。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苏轼的旅行实践早已呈现出"文旅融合"的典型特征，堪称中国古代“诗与远方一体”的典范。

（一）诗与远方的天然统一

对苏轼而言，旅行从来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诗意的栖居与精神的远游。他在旅途中创作的诗词，不是对风景的客观记录，而是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高度融合。在黄州，他将秋夜漫步写成“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的绝妙小品；在庐山，他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诗句，将一次普通的登山之旅升华为对人生认知困境的深刻反思。苏轼的旅行文学表明，真正的远方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心灵上的超越；而诗则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桥梁。

（二）审美、哲理与生活的三位一体

苏轼旅游活动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实现了审美、哲理与生活化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在审美维度，苏轼以艺术家的敏锐眼光捕捉自然之美，无论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壮阔，还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的细腻，都体现出极高的审美素养。在哲理维度，苏轼善于从旅行体验中提炼人生智慧，“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感慨，将旅途与人生融为一体。在生活化维度，苏轼将旅行与日常起居、饮食、农事紧密结合，在黄州东坡躬耕，在惠州品荔酿酒，在儋州载酒授课——他的旅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观光，而是深入肌理的生活。

（三）文旅融合范式的当代诠释

从当代旅游学理论视角审视，苏轼的旅行实践已经蕴含了现代文旅融合的核心理念。其一，“体验经济”——苏轼强调身临其境的深度体验，而非走马观花的表面浏览。其二，“地方认同”——苏轼每到一处都努力融入当地，与地方建立情感联结，这与当代旅游强调的“主客共享”理念不谋而合。其三，“文化叙事”——苏轼以诗文为媒介，建构了丰富的文化叙事，使旅游目的地获得了故事性与意义感。其四，“可持续发展”——苏轼在各地兴修水利、推广农具、教化民众，其旅行活动对地方产生了积极的长期影响，这与当代可持续旅游的理念高度契合。

六、结语

苏轼用他一生的旅行实践，诠释了“文化旅游”的深刻内涵。从黄州赤壁到杭州西湖，从惠州合江楼到儋州载酒堂，苏轼的足迹所至，皆为诗境；苏轼的笔墨所及，皆成远方。在全面建设旅游强国的时代，深入挖掘东坡文化的时代价值，系统推进东坡文旅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提升我国文化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苏轼留给后世旅游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旅游的本质，从来不止是空间的移动，更是心灵的体验。旅行不一定是安逸的主动出游，困顿漂泊之中，依然可以实现旅游的精神价值。风景客观不变，而人的心境决定旅游的获得感。他把颠沛流离的人生旅途活成一场精神远游，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旅游态度，跨越千年，依然对当代大众旅游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