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正于蒙的许氏家训

作者：范方胜  范方启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文明之火，与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薪火相传密不可分，家是国的最小的元素，只有一个个小家都注重播种文明锐意进取，才会有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颜氏家训》、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都是远古时期家教的不同的体现，他们犹如暗夜里的火把，照亮的可不是少数人。许姓在歙县的人口不算多，但无论是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晋身仕途还是恢复高考后进入高校象牙塔的，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姓氏，是许姓之人有什么秘诀吗？要说秘诀，还真的有，重视子女的教育就是秘诀。《许氏家训》开宗明义写道：“养子须要教他读书。夫读书岂必皆应举及第，只明道理，晓礼义，涵养血气，摄伏身心，常不失故家气味。此是读书要领，若科举则有命存焉。不可以此介意，遂懈于学。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养于童蒙之时，而作圣之功基焉，是岂细故也哉。”意思是说：养育子女一定要教他读书。读书不一定是为了科考中举，而是要让子女们明白道理，知晓礼义；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涵养，有敬畏。不因介意中举与否而对学习有所松懈。用正道来培养孩子，是圣人之功。在孩提时就打下成为圣贤的基础，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所谓养正，就是要求子女做一个奋发有为不沾染恶习的正人、真人和善人；蒙，则指的是幼小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要加强教育，教育他们成为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而读书则是达成获得这样教育效果的重要的方法。

说到《许氏家训》，那无疑是集体的智慧，历经数次修订，并且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宋绍兴十八年九月重梓的《高阳许氏家政录》，是许姓较早的家训。“凡人局量器识，须要宽洪深重，廓然有容，横逆之至，非礼之加，受而消之，不介于怀，不可发人阴私谈恶，称量人有无惮忌，人胜己庶用意忠厚。”这番告诫，注重的是教子女怎样做人。

到明万历年间，大学士许国对于家训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许国认为：“彰善瘅恶。王道明而黜陟行，春秋成而褒贬着。穷春秋之余意，行于一家，以辅相王道之所不及。奚为而不可？吾族之人不皆善人也。不有善可录者乎，不皆不善人也。不有恶可书者乎，非藻鉴以临之，按迹以稽之。何以别淑慝而示劝惩。乃设‘彰善’‘瘅恶’二匾于祠，善可书也，从而书诸‘彰善’之匾；恶可书者，从而书诸‘瘅恶’之匾。屡善而屡书，而善知所劝；屡恶则屡书，而恶者知所惩，使其惩恶而为善，则亦可同归于善。是亦与人为善之意也。树德务滋与众旌之，积恶不悛与众弃之，人何不改恶趋善哉！”核心就是“彰善”“瘅恶”。

清代末年担任过两淮盐运大使的许家泽也如先人一样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他的六个儿子全部上学，其中五个先后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以出色的业绩报效祖国，“一门五博士”，说的就是许家泽的五个儿子。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的面貌，离不开教育，许家泽对于家乡的教育，更是常挂于心，于1927年在许村与留德归来的儿子许恪士创办了许村仪耘小学，造福桑梓。“许家泽教育基金奖”，在当时，激励的是更多的仁人志士都来关心教育，并投身于教育，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修订和完善，如今的《许氏家训》为“家教篇”“治业篇”“睦族篇”“友邻篇”“抚恤篇”“救灾篇”“为政篇”等七个部分，“友邻”、“抚恤”和“救灾”等篇，对于众多的家训，无疑有其值得借鉴的意义。“父之于子，而见其成人；妇之于夫，而及尔偕老。是处人伦之幸，道之常也。不幸而值其变，固有无父而孤，无夫而寡者焉。此穷民无告，王政之所必先焉者，其尤宜怜恤也，为何如哉？世之凶暴无耻者，欺人之孤，虐人之寡，恣贪饕之，惨而夺其资。其孤寡者含恨饮忿，而卒于无所控诉也。彼人之心忍乎哉？殊不知天道昭明，殃庆各以类至。积恶，余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虽欲悔过，将何及耶？今后凡遇孤儿寡妇，恩以抚之，厚以恤之。扶持培植，保全爱护，期于树立，勿致失所。为之婚嫁，为之表彰。伯叔懿亲，不得而辞其责也。敢有蹈前之弊，或访而知，或诉于祠，众执而治于孤寡者，审处之俾，善其后。”见“抚恤篇”。“ 人固以安静为福，而灾危患难㧕时有之。如水火贼盗，疾病死丧。凡意外不测之事，此人情之所以不忍，而推恩效力固有容己者，其在乡党邻里有相周之义焉，有相助相扶之义焉。况族人本同一气者乎。今后凡遇灾患，或所遭之不偶也，固以不恤财不恤力，以图之怜悯。救援扶持培植，以示其敦睦之意。此非有所强而迫也，行之存乎人耳。彼忍心害理者，以秦越视之，甚至落井下石，亦独何哉？”这段话出自“救灾篇”。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先人们的谆谆告诫，许门的后人不敢相忘，有作为的子弟也便自然而然地举不胜举。

许伯升，“自少好学，潜心经史，始志举业”，因目睹“元政不纲，改功韬略，习射义”。至正壬辰(1351年)，“冠犯歙境，公率众御之，捍卫其乡”，终保一县平安。在保境安民上，许伯升奇功一件。洪武十三年（1380年），许伯升任福建汀州知府，而汀州人“刚愎好斗，盗冠出没，古称‘难治’”。许伯升到任之后，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并冒险前往大北山洞，规劝原先为避战乱和赋税而占山为匪的一百余户回家发展生产。推行教育，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学风在汀州推广，他自己还常到学宫给博士弟子授课。元末的动荡，遗留下了许多官司，经过许伯升的“引譬剖析，率耻且格，期年讼简”，使得不安宁的汀州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风。他还是一位抗倭英雄，曾一次活捉倭寇300多人，令倭寇闻风丧胆。许伯升任职才三年，就办了四件大事，令朝廷更加器重。至今“多索一分一厘是祸国殃民，少造一冤一枉乃为官正道”楹联尚挂在汀州庙内。村中仍存赐建的“五马坊”，用以警示后人。

反贪整纪的许仕达，历任福建左参政、山东、贵州左、右布政使，为一代廉吏。明代的政治有些混乱，曾出现总兵、巡抚、镇守中官“三堂”并立的局面，镇守中官在内地和边镇事务中，居重要地位。许仕达在福建任巡按期间，发现镇守中官廖秀贪赃枉法，即报告朝廷，廖秀当然不甘心，让镇守侍郎薛希琏等人去搜罗许的罪状并上书皇帝，明英宗派曹凯和御史王豪前往福建核实。当地百姓听说清官许仕达反贪整纪反受诬告，“耆老数千人乞留仕达”，明英宗顺从民意，仍命许仕达留任，并追究了薛希琏的相关责任。许仕达铁腕整风肃纪，发现漳州知府马嗣宗贪腐行为后，直接将马缉拿送往京师，大理寺认为许仕达擅自抓捕高官，有违法度，奏本呈至皇帝处，幸好皇帝明英宗法外施恩，以逮捕贪赃枉法的官吏而不予追究。许仕达在福建任职期满，福建的耆老到京师上书，请求留任。正所谓，好官得民心。

为官清廉的许伯和，为嘉靖癸未（1523年）进士。任辉县县令期间，他首先给了当地的豪强劣绅当头棒喝，一时境内风气肃然。调任临海县时，遭遇到大灾，立刻开仓赈粮救济灾民，“多方振辑，全活甚众”。在任湖北道右参政期间，发生了镇筸、铜平等处的苗民叛乱，龙远、龙升、龙亚仔等人率领一千多苗民，“大肆猖獗，攻打寨堡，烧毁庐舍，杀掳人民，抢夺牛马，地方被害，不胜其惨”。许伯和上书认为，征讨叛苗的时机应当在秋七月，理由是，此时“则彼禾黍在野，不得收获”，以断叛苗的粮草。因方法得当，平叛成功。平叛后，他又为苗民争取减免赋税，以安抚地方百姓。许伯和晚年回乡创办书院，推广教育，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财物。他去世后，其妻程氏的晚年甚至出现“饔飱不继”的情况。今村中仍留有表彰其功勋的“薇省坊”。

毁家纾难许本震，留学德国，获耶纳大学哲学博士，历任中大实验学校主任、公民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其父许家泽。爱国，在许恪士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日寇全面侵华，京沪告急，鉴于江阴要塞之重要，许恪士慨然倾其家族拥有盐船数十艘，悉予凿沉江底，以阻止日寇海军之前进。百万家财，顿沉江底，由一个身价百万的富豪突变为不名一文的穷光蛋，能行此举者不会是大多数。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主持重庆附近各大学之学术演讲，目的在于鼓舞民心士气，唤醒民族灵魂，以对抗日寇之侵略。1927年，他在父亲许家泽的帮助下，于许村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小学——仪耘小学，自己亲任校长。安徽省督学吴亮夫在视察该校后，称“一切设备悉系新制，亦能采取新式教法，实地实验。在徽州万山之中，诚难能而可贵矣”。省教育厅长程无化书赠“急公好义”匾额一块。其校训“学做好人”一直沿用至今。陈绳德撰写的《许恪士传》对他的评价是：“前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许恪士，志行廉介，学识淹通。清风懋绩，德业常昭。”1947年五月，台湾省政府成立，许恪士奉派为教育厅长，对于台湾的国语教育功不可没。

许姓才俊远远不止这些，单单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许国，就够写出几本书来。不能不说，这是许家的“家教”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