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7月2日至3日，来自陕甘宁青晋5省区19座城市的近百位知名诗人相聚宝鸡，参加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工文联承办的“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2022宝鸡·大关中诗会。本文系7月2日上午举行的诗歌论坛上的发言，由宝鸡日报社记者麻雪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

 在“大关中诗会”论坛上的发言

王若冰

非常高兴因为诗歌的缘故又一次来到宝鸡。十多天前刚刚参加完“著名作家、诗人走进金台”，今天又和来自陕、甘、宁、青、晋五省的诗人朋友在周秦之乡——宝鸡参加“大关中诗会”，这是诗歌的缘分，也是“大关中城市群”诗人诗意的集结。

参加诗会前我在西安，阎安主席给说我这么多年跑秦岭、跑渭河和汉江，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探寻，这次诗会又在周秦之乡宝鸡举办，我也主办过“李杜诗歌节”，他特意让诗会主办方给我安排一个发言，重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诗歌传统角度谈谈当代中国新诗的出路。这个命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但太大了，我才浅学疏，谈不了那么大、也谈不了那么深。我想仅就我与“大关中诗会”的缘起、举办“李杜诗歌节”的过程，以及我对当代中国诗歌传统与现代问题，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大关中”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从秦汉时期的“关中”演化拓展而来，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概念，则缘于2018年1月国务院批准颁发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而作为地域诗歌概念，最早出现在2010年，原发地在天水。

2004年7月至9月跑完秦岭，写作《走进大秦岭》并为八集纪录片《大秦岭》撰稿过程中，我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考察完秦岭后我越来越固执地认为，莽莽秦岭山脉蜿蜒而过的秦岭南北，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腹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达到辉煌巅峰的区域。这种认识不仅改变了我此后的写作走向，也引发了我对当代诗歌与当代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诸多思考，而这种思考的参照体，就是我至今仍迷恋不已的秦岭南北广大区域。2009年年底，白麟联系我说2010年元旦期间，他想组织西安、咸阳、宝鸡诗人来天水采风。2009年6月，国务院刚刚颁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我当时在《天水日报》任专刊部主任，此前为了宣传关天经济区发展纲要，由我牵头，报社组织人员先后赴宝鸡、西安、商洛等地做过一个系列采访。当时我就觉得关天经济区要实现经济上真正意义的融合，首先应该加强文化上的交流与交往。听了白麟的倡议，我觉得关天经济区诗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是贯彻落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一种方式。我当即把白麟的建议和我的想法汇报给时任天水日报社长王小熊后，他也非常支持。和白麟电话沟通商议后，我们决定将这次诗会命名为“大关中诗会”，这就有了2010年元月1号至3号在天水举办的首届“大关中诗会”。这次诗会结束后，我在《天水日报》副刊开设了《大关中诗会》诗歌专栏，专门选发来自当时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内诗人的作品，天水日报社网站也开设了《大关中诗会》专栏。随后，白麟、马召平主办的《阵地》诗报又持续推出关天经济区和大关中区域诗人作品和专辑，“大关中诗群”作为一个诗歌群体在大家有意无意的工作中初步形成，“大关中诗会”作为一个诗歌文化品牌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说当时提出“大关中诗会”仅是基于为了获得单位支持的灵犀一动的话，那么后来创办“李杜诗歌节”，则一方面出于借助李白杜甫与天水的情缘对外宣传天水的同时，也包含了我对继承以李杜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想法。

创办“李杜诗歌节”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大约是2015年七八月份，天水诗人郑万明获得了一个四川举办的诗歌征文奖。领奖期间他和《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聊天，聊到天水也有座杜甫草堂，龚学敏提出既然这样天水和成都何不组织一次寻访杜甫草堂的互访活动，并当即给我打电话。那时我已担任天水日报社副总编，同时兼任天水市作协主席，觉得义不容辞，但要举办这样的大活动，没有市级层面支持是很难搞的。随后，我将此事给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正茂做了汇报。王部长听后，建议创办一个诗歌节，费用问题由他协调解决。这就有了2016年端午节开幕的首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节”。当时，我们提出的诗歌节宗旨是“李杜光芒，诗意天水”。其中“李杜光芒”缘于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句，我们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包含了重振中国诗歌传统的意思——当然，最初讨论这个创意时，天水有些诗人质疑：“把大唐诗仙和大唐诗圣一网打尽，天水能承受住吗？”我的解释是，天水是李白祖居地，也是杜甫诗歌创作转变提升的关键区域（公元759年秋，杜甫寓居天水两个多月创作的117首“陇右诗”，是杜甫走向“大唐诗圣”的重要标志）；再一个，中国新诗发展到现在，实在是太需要从传统里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了，作为一个本来就面向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诗歌节，以李杜命名又有何不可？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李杜诗歌节”仅仅举办了四届，于2020年就夭折了。但它在国内外诗歌界影响至今犹在的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创意和想法是正确的。令我欣喜的是，“李杜诗歌节”夭折了，“大关中诗会”的旗帜在老秦人崛起的宝鸡又被树立起来了，这是诗歌之幸，也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关中”地区诗人之幸！

下面，我再谈谈当代诗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是一种固定式，而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依托的发展式。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了，中国新诗的诞生是以“新诗革命”的方式开始，这场以打倒旧体诗为目的的“诗歌革命”，最初的唯一目的就是打破传统、与传统决裂。我们都知道，“革命”意味着破坏、打倒、连根铲除。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新诗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的老一辈诗人持有以抛弃传统为荣，以继承传统为辱的心态。我们可以看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除了古典文学研究者，新诗创作者几乎从来都没有人谈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到了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更是言必称西方。这种崇尚拿来主义，摈弃传统的现象，在中国诗歌界已经持续了一百年。这一百年间，西方各种诗歌流派、文学流派、文化思潮已经被我们翻了个遍。然而一百年来，我们的新诗仍然备受诟病，与大众心理和社会期待相去甚远，什么原因，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深思。在我看来，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的问题。我以为在一百年前新诗刚刚诞生的时候，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诗歌精神与方法，的确是催发新诗成长的催生剂；在中国人的思想和意识被长期禁锢的新时期，我们无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艺术和思想哲学观念，也极大地促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朦胧诗”“第三代人”为代表的的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与繁荣。但一百年过去了，仍然处于艰难成长爬坡期的中国新诗依然坚持只向外看，不向自己和传统寻找可持续血液还有希望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如我们西北人吃惯了面食，吃一两顿米饭既新鲜又可以补充面食缺少的营养一样，本来就依靠只有中国才有的方块汉字写作的中国诗人，要让中国新诗真正成为对世界文化与文明有贡献的艺术存在，不仅写得跟西方现代诗歌一模一样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唯一的，不是重复的），而且如果一味地鹦鹉学舌、邯郸学步，肯定学不到真招、取不来真经。因为鹦鹉再聪明也毕竟不是人，学别人过于专注也就丧失了自己——这是个基本道理。更何况，在我看来我们在破旧立新的之初学西方是现代，当西方的东西已经被我们反复接受后还没有找到出路，回过头来看看来路，回归传统，从传统中吸收有益的养分，又何尝不是“现代”呢？一百年前新诗运动的倡导者，大部分人本来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国学大家，许多人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文化，可谓是学贯中西；新时期器“朦胧诗”“第三代人”的好多代表人物，小的时候也都受到过余音未息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所以他们反传统的时候双脚还是站在传统的大地上。到了近些年，我们的传统已经损失殆尽，我们的呼吸已经完全笼罩在现代文明的氲氖之中，我们还要反什么？还有传统可反吗？有位诗人20世纪九十年代出走欧洲并有好多年在欧洲生活过，后来还是回来了。当年他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一个诗人离开母语就无法表达了。中国新诗是以中国汉字为媒介的诗歌文本，汉字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只要你用汉字写作，你就在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汉字只是工具，你要用只属于中国的汉字写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期望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汉字写出惊世骇俗的好作品，实在是白日做梦。因此，我以为要想当代新诗对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做出贡献，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放眼全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还是要回头看，有继承、有批判地吸收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诗歌传统优秀的、有益的东西。

第二，关于诗与人的问题。中国古代一直有“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说法。今天，我们聚会在孕育过唐诗汉赋的周秦之乡谈诗歌，我们有必要再次重复这种诗人一体的诗歌文本观。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尽管大家一直在与传统作斗争，但真正好的诗人、好的作品，仍然没有脱离“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文本理念。早年的徐志摩、李金发如此，后来的北岛、舒婷、顾城便是如此。杜甫从华州向西、向南走上流浪之路的时候，所有的诗歌几乎就是生活与心灵日记，这一时期，杜甫是现实生活无奈的碰壁者，也是内心精神与情感世界专注的关注者和倾诉者。他写自己的遭遇，也写现实生活的感触，一词一语、一叹一息，都与自己的情感与精神相关。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好多诗人貌似愤世嫉俗、忧国忧民，却是当下生活的旁观者、虚假诗情的演绎者、空洞无物的垃圾制造者。看他们的诗，总让人觉得见诗不见人，见文不见心——说穿了，既不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也不了解现实人间；既不敢正视自己的灵魂与精神现状，更不愿参与并担当社会变迁的时代情感，更遑论追求苏东坡所说的“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境界了。“诗如其人”“文如其人”从文本上讲，就是强调诗人的在场、真情与真诚。今天我们聚集在诞生过《诗经》和唐诗的秦风源头、周人故地谈论当代新诗的现状与未来，我觉得要解决当下中国新诗面临的窘境与困境，唯一的良药只有一个：真诚、真情，再真诚、再真情！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请把自己真实的灵魂与情感真诚地交付给诗歌、袒露给读者吧！

第三，鉴于时间关系，最后再谈谈对“大关中诗会”期待与设想。尽管我们今天所在的“大关中城市群”区域在公元十世纪以前，曾经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心脏。但随着农耕文明走向衰败、政治与文化重心南移北上，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日趋衰退。特别是宋明以后，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交锋日炽，过去的心脏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变为遥远的边疆。到了近现代，在因工业与商业文明而崛起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人眼中，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更是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处于蛮荒状态的遥远边地。这种地缘歧视由来已久（这恰如建都关中的秦汉王朝当年视岭南和吴越为荒蛮之地一样），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太大改变。处于这种地缘境遇，被忽视、被淡忘、被怀疑，甚至被歧视在所难免。客观地说，即便是你生活在十三朝古都西安城且才高八斗，你写诗、搞艺术要获得全国性影响，须得付出比北上广这样的中心城市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努力。更何况，处于“大关中城市群”的众多诗人，大都生活在底层，既无近水楼台的地缘优势，更无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平台优势。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在座的大多数人一生都要没白没黑地上班、讨生活、养家糊口，要把诗写好、写出名堂，难度和艰辛大家心知肚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些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地”基层作者写诗作文，还真是为了给自己艰难的人生找一个透气口、给自己暗淡的生活涂抹一丝熹微的亮光。然而，一个人的声音原本就寥落，更何况我们地处偏远。因此，在举办“李杜诗歌节”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公平公正，以及我们对诗歌的真诚与眼光，让一个偏远地区举办的诗歌活动能够把中心地区乃至全国诗歌界的眼光吸引过来，让他们能够理解在诞生过《诗经》和边塞诗的大西北，依然有那么多懂诗、爱诗的人在写诗，而且矢志不移地坚守着诗歌的良知。“李杜诗歌节”虽然夭折了，但这种理想有部分还是实现了。比如2019年《人民日报》以三分之一版介绍“李杜诗歌节”，再比如胡弦《沙漏》获第二届“李杜诗歌奖”后，随即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陈先发诗集《九章》在初评和复评中已推荐为第三届“李杜诗歌奖”创作奖，但在终评当天，因《九章》已经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经评委会商议不再授奖），臧海英、高鹏程、彭志强、毛子等在获得“李杜诗歌奖”后，又相继获得“红高粱诗歌奖”“国际华文诗歌奖”等都是明证。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些，既包含了对“李杜诗歌节”夭折的怀念，也有对“大关中诗会”期待。应该说，尽管“大关中诗会”这一概念诞生已经12年了，但作为真正能够代表“大关中”区域的诗歌活动在形式和内涵上被确立确认，应该说就在今天、在宝鸡，因为今天聚会于此的诗人来自陕甘宁晋四省，可以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大关中城市群”。为此，在这里我除了要再次感谢宝鸡市总工会和宝鸡市职工文学协会为我们真正树起了“大关中诗会”的大旗外，更期望“大关中城市群”的诗人能够团结起来，加强交流，抱团取暖，以强大的阵容优势和应有的创作实力，在全国诗歌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有实力、有潜力的诗人走出去。同时，我更期望“大关中”地区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能够站在加强文化交流、振兴“大关中”文化的高度，支持我们把“大关中诗会”一届接一届地办下去，为中国现代新诗新发展、重振“大关中”地区曾经有过的诗歌荣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