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民随

在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于丙午年端午前夕，在汨罗江举办研习采风之际，召开了以《寻根·追梦》为主题的诗歌辞赋对话暨研讨会，围绕着诗歌的起源、文脉传承与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对于这个议题，觉得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这个“寻根”和“追梦”，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整体。作为诗人，到汨罗江寻根，是非常必要的。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书》中说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说出了“固本”和“溯源”的必然性。中华诗词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端午节纪念屈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风俗，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文化。这既是千年文化的认同，更是南北同襄共举的历史定位。所以，这次举办的《寻根·追梦》研讨会，就是坚持文化自信，构建新时代价值观的必要环节。

屈原的《楚辞》，是自《诗经》之后，开创了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先例，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身为主祭楚国宗庙社稷的三闾大夫，将创作立足于带有巫风祭祀色彩的楚地风俗。

《史记》在关于垓下之战中的“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虞姬唱的“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都是显示了“楚歌”的普遍性。连后来的楚霸王在末路时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刘邦荣归故里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等，无不带有楚地风味。

屈原知识渊博，造诣深厚，是楚国难得的忠良才俊。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说出了屈原的治理才能，是楚国贵族中唯一清醒的政治家。只是由于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又不愿意和腐朽同流合污，转而成为一位悲剧性的伟大诗人。

一、屈原浓厚的家国情怀。

屈原所处的那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刘向在《战国策序》里所说:“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可见秦国与楚国在当时的举足轻重。时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的屈原，清醒的认识到，楚国作为七雄中的南方大国，他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加强防御能力，对内精励图治，变法图强，使百姓不再流离失所。在开始的时候，曾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使楚国一度出现国力强盛，威震诸侯的局面。但鼠目寸光的楚怀王，不辨忠奸，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轻信奸人谗言，致使官僚腐败横生，以至被秦相张义骗得身陷囫囵，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只能以诗明志，抒发对祖国、对黎民的无限情怀。在《离骚》里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屈原看到国家羸弱，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他悲愤地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爱国怜民的思想，在《楚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屈原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楚辞》是自《诗经》之后的创新诗体，也和辞赋的起源密不可分。赋体文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形成于汉代，起初与辞的关系密切，所以开始一直称之为“辞赋”。也有人认为赋是由《楚辞》衍化而来，继承了《诗经》的讽喻传统。

屈原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为了发泄心中的郁愤，于是创作了不同于《诗经》四言体的新诗体，被称为“楚辞”。而在历代赋家的著作中，都将《屈原赋》列为首位，将屈原的“辞”称作“赋”。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中还说：“大儒孙卿（即荀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贾谊在《吊屈原赋》里也说到：“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据《史记·屈贾列传》中说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后世“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就是后世无不效仿屈原的辞而创作。

从历史到今天，“骚体赋”作为赋体文的一种表现形式，依然活跃在赋体文的创作之中，就是继承了屈原的楚辞，句子中以“兮”作为感情抒发的显著特点，突出了作品的抒情效应。

在屈原以后的诗人中，不乏名利双收者。而作为开创一代诗风的屈原，没能看到自己创作的诗歌，在世上的流行和影响，却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绚丽华章，被后世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等等。 屈原的悲剧色彩被后世怜悯，他的诗歌享誉世界。早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我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和古巴的马蒂，分别列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世界名人之中。

三、屈原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

在楚国生死存亡之际，为了实现救国图强，屈原抱着“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狷介性格，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楔而不舍、义无反顾。在他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只能对天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这一连串的《天问》，是正义呼声的呐喊，是良心的呼叫，更是绝望中对老天的叩阍。屈原试图以此唤醒睡梦中的当权者，实现强国安民的夙愿，使国家民众得以安生。

正如屈原在《离骚》中说：“余固知謇謇（jiǎn jiǎn意为忠贞、正直）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屈原知道自己的“謇謇”，会导致祸患，却“忍而不能舍也。”这种悲哀，这种百折不挠，即使“九天”，也没法去“作证。”

屈原在和渔父的对话中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可见屈原的志向，宁可葬身鱼腹，也不愿意消沉于“尘埃”之中，最终投江以鸣志。

屈原自强不息的求索精神，成为砥砺后来的有志者。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表达了对于屈原和宋玉的敬仰。宋代苏轼也说道：“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还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曾被鲁迅引用。鲁迅还将书有《离骚》“望崦嵫而不迫，恐鹈鴂之先鸣”的诗句，写成条幅，悬挂书房，以为策励。今天还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无不被屈原的精神所激励，所鞭策。

四、屈原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

屈原的诗歌，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在《离骚》中，屈原以江离、芷草、秋兰等香草比喻高洁品德，以美人暗指君王。以良莠表示好坏，比喻好和坏。这些比喻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得诗歌更具艺术感染力，也深刻揭示和鞭笞了社会的黑暗面。这种通过象征手法，来表达深层含义，增强了作品的浪漫色彩。

如《九歌·湘夫人》：“沉有苠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在《九歌·东君》中“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九章·涉江》：“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鬼。”以及《九歌》中的《河伯》《山鬼》等，都有一定的象征手法。屈原善于联想，善于借用许多神话传说中的传说，增加浪漫主义的色调。

五、最早开启自由体的创作模式

可以说，我国的自由体诗歌，究其源头，应该是从屈原这儿开始的。《楚辞》的句子可长可短，章节可多可少，没有形式的约束，没有人为的圭臬。使用的是当时楚国的语系，这和我们今天创作现代诗，要用今天的语系是一个道理。齐梁及以后的古风，虽有人也将其称作那时的“自由体”，但总是以五言或七言为主要表现形式，隶属于古典诗歌的范畴。可以说，只有屈原这种无拘无束的诗体，才会在纵横裨阖中，不受任何限制的任意挥洒，也使屈原的卓越才能，博闻强记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甚至时而波谲云诡、时而变幻莫测。屈原诗歌具有艺术形式的开拓性，磅礴沉郁的深奥性，新奇惊艳的跌宕性，和创作手法的多样性，使得《楚辞》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成为后人学习和继承屈原创作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

楚辞里的民歌风味

屈原的诗歌创作，和曾经的三闾大夫身份，有密切的关系。熟谙楚国带有巫风色彩的民歌习俗，并以此为基础，所以他的诗歌里，具有楚地浓厚的民歌风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

善于将巫风色彩融抒情为一体，又携取了女媭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等一系列具有楚地风情，增加不少地方色彩。

《九章·惜诵》中“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咎繇jiù yáo即皋陶，舜的贤臣）。屈原将忧郁的心情，无处消解，便让五方神帝，命六宗神灵，和请山川众神都来听证做陪审，又命法官皋陶明断是非的曲直。

女媭劝告，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这是《离骚》中的诗句。对于“女嬃”带有责备、训斥性的劝告，屈原虽身感孤独，却“不予听”。“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chéng）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weí）兮，谓申椒其不芳。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jiāo xǔ）而要之（yāo zhī）。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在《离骚》中，“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指那些人用粪土来代替香料，使得原本芬芳的申椒也变了味。具有讽刺的意味，讽刺那些外表华丽，内心肮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丑恶嘴脸。同时，也表达了对自己高尚品质和纯洁心灵的坚守和自信，是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和对贤才被抛弃的惋惜之情。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这也是《离骚》中的诗句，诗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既使心中犹豫不安，也还要听从灵氛的吉占。诗人总是向往美好，祈求神灵庇护，以求得尘世黎民的吉祥。

屈原作品中，有更多的楚国当地民歌的风味，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于其独特的象征手法。这些特点无不塑造了超越现实，塑造纯洁高大的人物形象。

在楚地民歌传承方面，今天在陕南的许多地方，早先都属楚国领地，至今还流行的“孝歌”。歌词或许随着时代而变化，但其唱腔，具有明显的楚地风味，和关中地区的“哭腔”显然不同。追其源头，显然是屈原那个时代，传承和演变而来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足以说明，坚持继承屈原精神和创作艺术的必要性和时代性，是我们在创作实践中的力量源泉。值得庆幸的是，屈原后裔、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总导演屈金星先生的长篇诗歌《屈原颂》，写得大气磅礴，跌宕起伏，既传承屈原创作的衣钵，也是“追根·圆梦”创作的成功范例，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发性和示范性。

在今天营建中国精神，重构中国气象的历史进程中，学习和弘扬屈原的精神，挖掘屈原诗歌的深厚内涵，以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这次汨罗江采风，《寻根·追梦》研讨会的最大收获。

 2026年6月26日

个人简介：孙民随，西安市人。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辞赋社会员。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辞赋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省散文学会、省散曲学会、省秦风诗词学会、陕西省及西安市作协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原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陕西诗词》原副主编。现属《新时代中国赋》编委，陕西省及西安市诗词学会顾问，省诗词学会辞赋工委顾问，首届“长安诗人”。荣获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2025年度全国十佳辞赋家。在陕西诗词学会举办各次全国大赛中，多次当任评委，参与《中华诗词文库·陕西卷》《陕西诗林撷秀》《常用诗词曲韵谱》等多种书书籍的编辑工作。论文入编中华诗词学会编辑的《毛泽东诗词观论文集》《中华诗词洞桥高峰论坛论文集》等论文集中。作品曾入编《世界汉诗年鉴》《类编国学大系》《中华爱国文典》《中华名人格言》等书籍之中。著有散文选《归来集》和诗歌选《嘤鸣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