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教的一生

娄警予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校——

江苏省常熟县（今常熟市）石梅小学

上海市圣玛利亚女中（今上海市第三女中）

北京师范大学

我毕生工作最久的地方——

长春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今长春市教育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今长春师范大学）

我所有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们

我所有的学生们

我所有的家人和亲戚们

娄警予

2022年8月

第六章 在校园内从事行政工作

在校园内从事行政工作，绝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客观形势把我一步步推上去的。因为一来我觉得教学科研是我的长项，做这两项工作，我如鱼得水，非常愉快，而且前程似锦，我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需要做，我为什么要放弃呢？二来我看到学院的许多行政干部，特别是领导，一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群众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真是“吃力不讨好”，我可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后来我当院长时，人事处长刘贵徳说：“当教师积累知识，当干部积累矛盾。”我觉得这句话精辟至致，它准确地表述了我当初内心的想法。我很理智地不想做行政工作。

当中文系主任

虽不想做行政工作，却天不遂人意。

我当中文系主任，得从另一件事讲起。1983年学院党委宮绍辉书记找我说：“省政府决定在机关家属宿舍所在的南湖新村建一所中学，以便于干部子弟入学。为保证办学质量，想把它变成我们师院的附中，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办好它。党委会己讨论决定，由你任附中校长，魏泽新同志任总支书记，由学院李君超副院长牵头，做筹备工作。”我当时就表示，我不想做行政工作，以免影响我的教学和科研。宫书记说：“这事党委已开会决定，你得服从，再说省里也希望你当校长，至少筹备期你得当。”宫书记是我敬重的领导。他很爱才，记得1979年他刚来学院不久，我还不认识他时，他就在食堂吃饭时主动跟我打招呼，夸奖我书教得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来说服我，我实在不好一口回绝，但我也只答应做筹备工作，我说一年筹备结束后，我一定给他们推荐最好的校长。

筹备期间，我认真做好每项工作。筹备组曾先后到北京和上海考察学习，我都竭尽全力，调动我的一切社会关系，使筹备组能到两地最好的中学去参观学习。李君超副院长为人正直率性，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在他的领导下，筹备组的成员团结和谐。

筹备期满时，我几次找宫书记辞职，他都表示有难度，因为李副院长不肯放我。最后一次，他跟我说：“正好中文系的主任年满60岁，要退休，你如果同意做中文系主任，这也确是工作需要，我就好说服李院长了。”我一想，系主任不必坐班，可以“双肩挑”，对教学科研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同意了。我就这样当上了中文系主任。

当时中文系副主任是张广益同志，系总支书记是孟繁聪同志，他们都比我年轻，比我有行政工作经验。当时实行系主任负责制，系主任对全系工作要负更大的责任。于是我想，搞好系班子的团结应该是我首先要做的事。在第一次班子会上，我就说：“我们三个人应该坦诚相见，有什么话都放在桌面上说，千万别互相‘弯弯绕’。我缺乏行政工作经验，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吿诉我，我一定改。”他们二位也很注意维护班子的团结。所以，当时中文系的班子始终是团结和谐的，这为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系主任后，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全系老师的教学科研工作都能有长足的进步，都能超过我。

因为我想，当老师时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可当系主任后，只有全系的人好了，我才算是尽到了责任。所以，凡是有利于老师们教学科研的事，我都尽力去做，老师们提出的有关要求（如外出进修、参加学术活动等），我也尽量满足，力求让老师们感到生活在一个温暖而又向上的集体中。

我当老师时，就编全国中师的教学参考书了。那时，我只管编书，出版、发行全由系里负责，我概不介入。当系主任后，就得全管了。为了防止出问题，我让一个人管账（即：向全国中师发征定单，回收定单和汇款单，登记造册），一个人管钱（即：持汇款单到邮局取款并存银行），一个人管书（即：按汇款单的金额和地址，如数准确地邮寄书籍）。由于三人分工明确，互相制约，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这套书的发行没出现过任何经济问题。

这样做了一学期后，意外地发现这套书竟能给系里带来不菲的收入。当时书的定价并不高，也就是1、2元钱一本（最近在孔夫子书网上看到，它竟成了“稀缺资料”，标价15元一本），但由于销量大，除去成本外，还是有赢余。我就把赢余全部用在老师们的身上。1984年，社会上已在提倡奖勤罚懒，我们在请示院领导后，决定用这笔赢余给老师发讲课费，每节课2元5。这大概是长师历史上第一个讲课费，而且每节2元5在当时也不能算作一个小数目。此外，对科研和行政工作也作出了奖励规定，使每人都能各得其所。连已退休的系主任，我也坚持用请他给学生做课外辅导的方式给予奖励，以免老人家感到失落。当时为中师教参写一篇稿子的稿费是40元。我主编得真是十分辛苦，但我只拿80元主编费，而且给系里另两位领导也每人80元，因为我编资料时，他们要分担我的行政工作。教参收支的账目以及赢余分配的方案都是公开的。由于经济公开和激励机制，老师们心情舒畅、积极向上，系里呈现一片团结和谐、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很怀念中文系的那段生活，也感谢全系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当副院长

也许是因为系主任当得较好的缘故吧，一年后，我又当上了副院长。

1985年，学院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精神，调整领导班子，省委派人来学院作民主测评。测评当天，我生病在家休息。第二天坐班车去学院，一上车，许多人都对我说，你要当副院长了，我们大家都选了你。外语系主任吕峻更是说：“娄老师，你得像带中文系一样来带我们啊！”当时我感到很意外，就说：“你们别开玩笑了，这不可能。”不久，来考核班子的省委干部找我谈话，征求我对班子组建的意见，还问我：“如果你当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院长，你会怎么做？”他的问话让我觉得大家的传言可能是真的。那年我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当我戴着大红花被省领导接见时，当时主管高校领导班子的省委副书记王忠禹对我说:“警予同志,你明年恐怕就戴不上大红花了，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说：“王书记，我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恐怕做不好，请别这样安排。”可他说：“民意测评中，你的呼声很高啊！这在干部考核中还真不多见，你得准备压担子啊。”说完他就去接见别人了。

回到家后，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有喜悦的一面，因为毕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更多的却是忧虑，怕行政工作影响了教学和科研。我知道自己工作一向很专注，心无旁鹜，从来没有本事可以同时做好两件事。所谓“双肩挑”，当系主任还可以，当副院长恐怕就得“一头沉”，甚至是“一头扔”了。经过反复思考，我理智地决定不当副院长。我想，等有人正式找我谈时，我就要有礼貌地坚辞。

因为离宣布的日子不远了，院内的传言越来越多，系里有一些老师就来我家“道喜”。当听说我要坚辞，他们有的说：我们学院过去多是行政干部当领导，难免不善于从教师的角度考虑问题，你当领导就可以把我们老师的想法都带上去，替我们说话。有的说：一个老师，能够下面推举、上面还认可的，可不容易啊，你咋也得上去试试，可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意。还有的说：上去难，下来容易，你先试着干半年，实在不想干了，辞职还不容易吗？这些话，特别是最后的那句话，打动了我。我想确实不应该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先干个半年，实在不想干就辞职呗。

可当时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其实上了船就下不了了。一是上任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责任感，觉得有责任把工作作好。职务越高，这种责任感也会越强。再说也得替自己的脸面考虑啊，你辞了职，也不能到报上去登个广告，让满世界都知道，我是自己辞职而不是犯错误才下来的。所以当了副院长以后，我还真就没有过辞职的想法。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当初那么坚决的想法，竟然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在当副院长的一年间，工作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

抓科研工作

当副院长后遇到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召开全院科研工作会议。当时领导间对我院科研工作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我们既然是高校，就应该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有的则认为，我们是新建院校，没有过多的力量来搞科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把教学搞好。我起草科研报告该怎么写呢？这就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对学院的工作负责，要尽我所能找出对学院最有利的答案；而不能因怕影响跟领导的关系就随声附和。我把力量放在钻研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两个文件上。经过钻研和思考，我认为，作为新建院校，立即要成为两个中心，确实并不现实；但只抓教学，忽视科研也绝不正确。因为在高校，开展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离开了科研，就谈不上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为科研提供了课题，科研为教学注入了活力；教学和科研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它们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好兄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报告中把学院科研的指导思想确定为：“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出人才、出成果，为逐步把我院办成两个中心而努力奋斗”，并提出我院科研工作的方向是：“贯彻科研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使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服务，为教育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全校科研工作和学生科研工作的两个文件。

报告和文件得到了所有领导的同意。会后，老师们结合教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如中文系王润龙老师为了讲好给高年级开设的《郭沫若与创作》选修课，深入开展科学研究，他发表的有关郭沫若创作的论文，多篇被国家级报刊全文转载，极大地提高了选修课的质量。赵福海、陈延嘉等老师为了讲好古典文学课，更是联合国内外专家，开展对《昭明文选》的研究。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昭明文选译注》一至六卷、百万多字的工作，还出了有关的研究论文集。其间，还主持召开了多次《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我院《昭明文选》的研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我院一块亮丽的招牌。化学等理科系的许多老师则深入工厂等生产第一线，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既给经济建设做了贡献，也使课堂教学更结合实际。在老师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学院成立了《昭明文选》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六个研究所和数学教育研究室等三个研究室，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固的团队和基地。

抓教学：考风和学风

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是狠抓考风考纪的建设。当时，部分学生中有平时学习松弛、考试打小抄作弊的问题。我想，抓学风要从抓考风做起；只有把考试作弊的通道彻底堵死，让想走歪路的学生无机可乘，才能逼着他们转变学风。所以，我请教务处重新作出了有关考试的各项规定，并亲自召开系主任会作布置。新规定中有项重要内容就是要系主任立下军令状，严管各系考场，一旦出现监考人员玩忽职守，考场纪律混乱，系主任要当众检讨，直到撤销职务。考试的第一天，我就到考场去查看，发现有的系仍有监考不严、考试舞弊的现象，我立即找系主任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在当天下午的系主任碰头会上，他也自觉地作了深刻的检查；我在会上，则更严肃地重申了纪律，表示了要一抓到底的决心。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发现监考不严的情况，而是抓出了多名作弊的学生，并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在抓考风的同时，我要求系主任狠抓教学管理工作，抓学风建设。当时数学系对学生的要求就很严格，副系主任陈锡华甚至利用住校内宿舍的条件，每晚都到各班教室去查看晚自习情况，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学风。

因为前任领导也一直重视教学工作，所以当时学院的教学质量是好的。记得1986年请长春市各中学校长来校座谈时，市教育局李玉亭局长把为长春市提供师资的高等院校分成五类。第一类最好的是四平师院，第二类是我院和吉林师院。他说第五类院校的毕业生，根本就不能用，完全不胜任教学。他的分析和评价鼓舞了我们去进一步做好教学工作。

我原来也就是个系主任，而且才当了一年，比起那些老系主任，资历远远不如他们，当上副院长没几天，我就得管理他们，有时还免不了要批评他们，我又是个女的，他们能服气吗？一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但经过思想斗争，我想，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关键是怎么谋政，这需要动动脑筋。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一是要在思想上真正尊重他们，尽量发掘和肯定他们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二是在他们工作中出现问题时，一般采取和风细雨谈心的方式来交换意见，轻易不批评；但遇到原则问题或重大错误时，则该批评就得批评，该发火时还得发火。这些原则，我一直运用在七年的院长工作中。七年中，我很少发火，但一旦发火，大家还真能听我的。我跟系主任以及其他行政干部的关系也一直相处得很好。事实证明，只要你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人际关系就不难处理。当然，因为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而侵犯了一些人的利益，从而“得罪”了他们，引起他们的忌恨，这样的事也是有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因害怕得罪人而采取牺牲原则，那你就趁早别当领导，因为你牺牲的是国家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你放弃原则的行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鄙视和唾弃。相反，你坚持原则，虽得罪了少数人，却保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公道自在人心，你会得到多数人的尊敬和拥护。甚至你得罪的少数人，当他明白事理的那一天，他也不一定恨你，有的还会来向你道歉，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当然，前提是你得罪他完全是出于公心，而且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是真正地为了他好。

抓教师职称的评定

当副院长期间，印象最深的事莫过于评职称了。这项工作由宫绍辉书记挂帅，我具体负责。宫书记很信任我，具体工作几乎都是我来做的。这是我院第一次大规模的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涉及每个教师的切身利益，工作难度当然很大。但好在当时吉林工业大学刚研究制定出一个评职标准，它以评分的方式，对教学、科研的每个方面都给以不同的分值，最后以总分作评职的标准。经系主任会讨论，一致认为这个标准科学、客观，反映了教学、科研的实际，用它做标准来评职，能做到对每个老师都公平、公正，而我认为，这是评职中最重要、最应该掌握的原则。于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标准。当然，用这个标准很费事，需要对每个人的教学、科研作详尽的了解和准确的评分。但我们不怕麻烦，派院评职办公室的同志和系里的领导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并把结果在系里张榜公布，以确保公平、公正。

本以为评定工作能进行地特别顺利，没想到评审后的第二天，中文系的几位老师就来找我了。他们都是中文系的骨干教师，科研成果很突出，却没有被评为副教授。原来是因为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科研上，课教得太少，没有达到最低的教学时数，按评定标准，被一票否决了。他们原以为自己科研突出，肯定能评上，对评定标准和自己的教学情况根本没有注意，等到结果一出来，就傻眼了。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因为教学时数不够而没评上，我也为他们深感遗憾。但当他们来找我，认为这样评不公平，要求我改变评审结果时，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也为你们深感遗憾，但评审是否公平，要按大多数人认可的标准来衡量，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标准作尺度。你们确实都是我的好朋友，当初你们劝我当副院长时，不就是希望我能主持公道吗？现在我为全院老师主持公道，你们怎么就不理解呢？难道我能只为你们几个人的所谓公道而对全院老师不公道吗？我还耐心地跟他们解释，几个月后还会有个补评的机会，劝他们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赶紧把课时补上。一开始他们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到了快补评的时候，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谣言，说补评已经取消。我的一位好友就气势汹汹地来找我，质问我为何言而无信，并威胁要到总公司去告我。我理解他因没评上而着急的心情，因此，面对他的恶言恶语，我并没有生气、发火。我认为当领导的如果和被领导的人一般见识，那他就不配当领导。当时，我一面耐心地向他说明，补评是肯定会进行的；另一面又冷静地告诉他，我欢迎他去告状，他能把我的副院长告没了，我还正可以不当了，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我还告诉他，你的状肯定告不赢，因为评职中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见我不怕告状，他也就软下来了，立刻向我表示歉意。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他们也都在补评中被评上了副教授。

在评职中，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起，由于始终坚持评职的标准，坚持无私公道的原则，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为评职工作透明、公开、公正，总公司在验收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任副院长期间，党委书记兼院长宫绍辉同志给了我巨大的信任和支持。列在我前面的副院长赵洁潼、李卫东同志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任第一天，赵副院长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当领导的，一不贪污，二不搞女人，三不失火，就犯不了大错误。他还说：发毕业文凭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能送人情，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的话，我一直牢记心间，不断警示自己。我起草的科研工作报告在领导班子会通过后，他在会下称赞我写得好，解决了班子的意见分歧，使刚开始从事行政工作的我受到了鼓舞。

当院长

当副院长一年后，又遇到了班子调整，我因在民主测评中票数较多，又当上了院长。当系主任就像是在教学科研的同时，兼职做点工作，没觉得怎么费事。当副院长时，我主抓自己很熟悉的教学科研和各系工作，也还感到能够做好。现在要我当院长，人事、财务、后勤、基建等等，都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我确实有点打怵了。但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只有努力学习来使自己适应工作的需要。从这时起，我就把教学和科研彻底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无力同时做好两项工作，我不能挂着院长的名，却不尽院长的职，或不尽全力去做院长工作，还给自己留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我要全心全意地用当初搞教学和科研的认真劲儿来努力地做好行政工作。

当第一任院长期间，印象最深的是这么四件事。

倡导“三育人”

我当院长整六年，从1986年底到1992年底。这个阶段因有学生闹事，一直处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中。作为院长，我一直非常注意把德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且主张德育应该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所以我提出了教师要“教书育人”、行政工作者要“管理育人”、后勤工作者要“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口号，在工作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我十分注意在学生中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他们对学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我们建立了每周二下午领导接见日制度，并设立领导信箱，有时候一学期就能收到意见和建议一百多条。我们督促有关部门据此改进工作；一时做不到的，也及时做出解释。我们通过学生会在学生宿舍的外墙上设立的回音壁，把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反馈回去，做到件件有着落，深受学生的欢迎。由于思想工作和疏导相结合，学生的思想情绪总体是稳定的。

这个期间，以张志军为主席的学生会是历届学生会中工作最好的一届。学生会成了联系校方和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对稳定学院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工作也锻炼了学生干部，张志军现在已经是中共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市委书记，成为我校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同样出色的学生还有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他是政史系的毕业生。体育系毕业的陈宪伟同学也很出色，他自毕业后任学院伙食科长起，30余年间，一贯勤奋踏实，廉洁奉公，一直做到学院主管后勤的副院长。他还长期自费给孤寡老人送米面等，真是值得称赞和学习。

多层次办学

我刚当院长的1986年底，恰恰是学院归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开始。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继续为长春地区培养师资的同时，为有色系统的厂矿子弟校多培养合格的教师。当时，恰逢国家教委为了增加高中毕业生升入高校的机会，提倡高校举办函授普通专科班。即：利用高校现有的办学条件，适当降低录取线，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接受全日制的专科教育。我觉得这太符合我院的需要了。因为有色系统厂矿子弟校严重缺乏师资，光靠我们按计划提供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通过函授普通专科班，可以大大加快培养师资的步伐。而另一方面，厂矿子弟由于子弟校的教育质量不理想，高考的成绩普遍较低；子女进不了大学，成了厂矿技术人员想离开厂矿的主要原因，也成了总公司领导的一块心病。现在，我们如果能通过普通函授专科班，将符合条件的厂矿子弟招上来，毕业后再回厂矿校当老师，那厂矿面临的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基于上述认识，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建立普通函授专科班上。当时，学院的校舍已容纳不下，我们就和长春外五县的教育局联系，和他们联合办学，答应招一部分该县的学生，毕业后回本县教书。当时，各县其实也都缺教师，尤其是农村。所以凡是重视教育的县，就积极想办法创造条件，建立函授站，和我们联合举办函授普通专科班。我们在九台、农安两县和长沙等地都建立了以举办函授普通专科班为目的的函授站，为总公司和长春地区输送了不少教师。在外地办学，无论是教学、生活条件的安排，还是师资力量的配备，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要确保这些班的质量，不想马虎从事，困难就更大了。但我们成人教育处的同志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些班办好了，处长谷昭安同志功不可没。为了提高总公司和长春地区在职教师的学历层次，我们还在本校和金川有色公司等地建立以本科函授为目的的函授站；应公司要求，举办校长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等短训班，举办文秘、档案等干部专修科。总之，通过多层次办学，满足了总公司对教师和干部的需要，得到了总公司的好评。这是我当院长后，着重抓的第二件事。

增收节支

当时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的通知》的文件，总公司也要求我们勤俭办学。经过研究，我们很快就作出了要做七项工作的决定，并发了学院的4号文件，决心通过拓宽办学渠道、筹措办学资金、压缩编制、厉行节约等方面做到增收节支。

我当时主管财务处，我力主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的李春平同志任该处副处长，主管院内经费的收支。他很快想出了节支的办法，在全院实行“分项经费包干手册制”。也就是将全年经费指标(如旅差费、交通费、材料费、办公费等）分项下达到各用款单位，分项记载到包干手册上。每花一分钱都要从各分项款数上减掉一笔，直到花完为止。由于几年来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再加上做经费预算、下达指标时精打细算、留有余地，四年下来，我们不仅未欠一分钱新债，还偿还了陈欠三百余万元。

在节支的同时，我努力做好增收的工作。当院长不久，我曾到深圳大学参加过一个全国高等院校领导体制改革研讨会。会上，香港大学等参会的几个香港高校校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当校长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办学经费和招揽人才，至于其它工作，应由一个制度健全、经验丰富、成熟的行政系统自动去完成。我知道，我们学院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行政系统，因此，其他工作完全放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校长主要任务的阐述还是很有道理的。在招揽人才方面，我任副院长期间，宫绍辉书记已从东北师范大学引进了不少教授、副教授，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怎么善待他们，留住他们，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记得在位时，每年春节，我都亲自到引进的老师家去，给他们拜年；甚至离开学院到省人大工作后，头几年我在春节时还给他们挨家打电话拜年。我总觉得，既然引进了他们，就要对他们负责，给他们礼遇，我既当过他们的院长，就要对这事负责到底。对其他老师，我也按着“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老师”的原则，善待他们，尽可能为他们服好务。每年春节，我也到教职员工家属宿舍，挨家拜年。

至于筹集资金，我们主要是从拓宽办学渠道、多层次办学入手的。通过为总公司服务的各项办学活动，不仅通过合理收费筹集到一部分资金，而且与总公司所属厂矿的同志们建立了友谊，开辟了新的集资渠道。1987年夏天，总公司要在辽宁锦州杨家杖子矿务局召开有色系统厂矿长工作会。该矿傅副矿长闻讯后，立刻亲自来学院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劝我到会上去直接向厂矿长募集资金。我当时是很有顾虑的。一是此事必须先经过总经理同意，听说费子文总经理是个很严厉的人，他要不同意、认为我是给会议添乱怎么办？我想请傅副矿长先去征得费总的同意，那怕是先跟费总打个招呼，他都不同意，说那只能坏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去闯一闯。我第二个顾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毕竟是开口向别人要钱，有一种乞丐要饭的感觉；我想，如果是为我自己，那真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去的。但为了学院的工作，我就只能豁出脸面，硬着头皮去试一试了。到杨家杖子矿务局后，我按着傅副矿长提供的线索，在开会前一天的晚上，直接闯进会议室，向费总陈述了学院经费困难，想向厂矿长募集资金，以改善办学条件，更好地为厂矿服务的想法。没想到，费总非常支持我的想法，让办公室主任给我安排时间做这项工作，还说：“娄院长有海外关系，自己不缺钱花，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学院吗？”费总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厂矿长们也没有为难我，一个下午就跟我签订了几十份办学协议，募集到65万元资金。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会议结束时举办的告别宴上，费总竟举着酒杯，穿过整个食堂，专程来向我敬酒。我知道他是要用这个行动来表示对我们学院募捐一事的支持，鼓励厂矿长实现诺言。我对费总真是感激不尽。在费总的支持下，65万元资金全部到位，学院用它盖了一栋四层楼房。

抓基建，杜绝回扣

吉林省财政困难，多年来给十几个高校的基建经费都只有430万。这430万还要侧重给延边大学等省重点院校，所以，每年分下来，我院也就能分个几十万，啥也干不了。归属总公司后，我们可是“鸟枪换炮”了。总公司计划五年内给我院拨1500万基建经费，这在当时的我们听来，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想，这钱来得不易，我们得珍惜着使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当时，基建行业吃回扣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在我院发生，在建我院图书馆时，我采取明标的方式。也就是先让最权威的省建筑设计院按照国家标准，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工程预算，确定工程造价；然后，将工程及造价通知资历较深的建筑单位，只要他们接受这个造价，就都可以来参加竞争。我们请参加竞争的几个单位都拿出设计草图后，组织学院各方面的代表十几人对草图反复进行讨论、比较，并到各建筑单位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最后由集体讨论来决定用哪个单位。这样做虽然费事，却杜绝了一切暗箱操作、吃回扣的可能。省建筑设计院的总设计师对我说：“娄院长，现在的风气太坏了。近两年来找我们做预算的，几乎就没有，连我们院盖家属宿舍都不找我们做预算。”果然，不久就听说省建筑设计院的整个班子因为吃回扣而烂掉了。我常对搞基建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吃回扣，你们吃一块钱的回扣，国家就得损失十块钱，你寻思建筑商能白给你钱啊？他得加多少倍捞回来。你们不吃回扣，给国家节省了资金，我奖励你们，保证比你吃的回扣多。”我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有多少人能听进去，我就不知道了。但伍副院长和当时任总务处长的陈锡华同志肯定是和我一个想法的。他们在做后勤工作中始终廉洁自律，为基建招标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要衷心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在第一个任期内，我的工作也有失误。一是车队两次发生火灾。虽然我和伍副院长在思想上是重视防火工作，并有多次布置和检查，但问题还是发生了。这恐怕和我平时对干部说服教育有余、严格要求不足有关。我该负领导不力的责任。二是总公司财务部曾拨给我院40万元计划外资金，希望我们用于创收。但我们上当受骗，使这笔资金几乎丧失殆尽。这固然和我们没有经验有关，但也有用人不当的问题在内。我应当负用人不察的责任。这两件事都让我感到很痛心，我觉得自己辜负了总公司和教职员工的信任。

在第一个任期内，和我共事的有：党委书记沈玉文、副书记李卫东、副院长伍振忠和周兴灏。他们都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特别是沈书记，他富有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经验，对刚做行政工作的我，有过许多帮助，我非常感谢他。在共事的头两年，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我尊重他，他信任我。记得当时的省教委陈坚主任还口头表扬过我们和谐的党政关系。后两年，我们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些小人在其中挑拨离间。当然我们自己也该负一定的责任。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曾实行过院长负责制。为了做好工作，我在总公司教育局的同意下，聘请中文系傅树声教授来做我的院长助理。应该说，在系里时，我们的关系不错，但还算不上好朋友。我聘他的原因是，在我认识和了解的老师中，我认为他是最正派、最少有私心、也最没有当官欲望的人。我很希望将来他来当院长，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来当领导，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不会因私欲而让学院走上邪路。经我说服，傅老师上任后，热心做各项工作，热心为老师们服务，深得老师们的尊敬和好评。

可惜的是，傅老师还一直坚持着双肩挑，繁重的工作使他倒了下去。当他因脑溢血而抢救、逝世时，老师和学生们都自发地到医院去看望他，去送他最后一程。我心情沉重，觉得对不起他。我想，他是为我们学院牺牲的，虽然在政策上不允许追认他为烈士，但我们学院一定要对得起他，我一定要处理好他的后事。当时银行的定期储蓄是年利率10%，我就想发动大家捐款达到两万四千元，存入银行后，每月可有200元的月息，也就相当于傅老师生前的工资了。为此，我先带头捐1000元，如果总数不够，我再来补齐。为了照顾他家的生活，我把他爱人从工厂调到学院食堂；把他读我院专科的女儿留校到图书馆工作；又千方百计帮助他考分稍差的儿子进中师学习。现在，他爱人因从企业调入事业单位，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他女儿很争气，现在已经是我院具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教授了；他儿子也成了中学的骨干教师。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当初有人认为我对傅老师家人的照顾过头了；但我却认为，对于为学院牺牲了的同志，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尊敬和回报，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满腔热血和热情。

除了傅树声老师外，当时许多中层干部都对我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支持，并且对学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每个人。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丈夫田野、大儿子田虎、大儿媳姚晔，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在我当院长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在白天经常会遇到许多烦心事，夜晚回家，有时脸上就乌云笼罩，给平和的家凭空增添许多扰攘。但家人从不埋怨我，从不和我计较。好脾气的姚晔总是那么阳光、开朗，她那灿烂的笑容常使我的心情多云转晴。田虎对我更是体贴入微，他能敏锐地捕捉到我情绪的细微变化，跟我娓娓而谈，用他的智慧帮我解开心头的纠结。小儿子田林当时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也常打越洋电话回来安慰我。我当第二任院长时，姚晔被派到俄罗斯工作，田林有了未婚妻迟新。一次我因发高烧住院，迟新彻夜悉心护理我，让我感到自己有了亲生的女儿。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家是我遮风避雨的最好的港湾。但由于我太专注于工作，我对我的家是有很多亏欠的。我年迈的婆母关恒阁和我丈夫为我操持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两个儿子小时候，我几乎很少抱他们。小儿子受到了过早突然断奶的伤害；大儿子更是因为我而被烫伤，在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疤痕。那是他一岁半的时候，我因为要帮助市实验中学李文连老师做全市的观摩教学，午间临时回家，要求立刻吃饭。婆母刚给田虎做完一大勺面糊糊，放在一个灶眼上后，就匆忙地到另一个灶眼去为我热饭。田虎可能是饿了，坐在火炕上用手去扒那勺面糊糊。结果他从炕上掉到灶前的煤堆里，一大勺滚烫的面糊糊全都扣在了脸上。孩子当时就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和婆母也跟着失声痛哭，立刻抱着他去了医院。这情景，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让那么小的孩子就遭那么大的罪，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内疚和伤痛。

在大家的支持下，第一届任期满后，我又连任院长。1991年初，总公司宣布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我仍任院长，党委书记邵国有，副书记白庆森，副院长安汝安、陈洪恩、易富尤。

在第二任的两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建立姊妹校

从1981年长春师范学院获批建立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却始终没有一所国外的姊妹校，这不利于学院拓宽国际视野。正好两次来我院任教的清水先生来信说，新建的日本新泻县敬和学园大学想和我院建立姊妹校。于是，4月中旬我院派出代表团去参加该校的成立大典，并洽谈建立姊妹校事宜。代表团由我带队，另两位是：《昭明文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赵福海，他和我共同负责学术交流；外语系日语教授谷精厚，他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关系广，可以帮我们结识更多的日本朋友，同时，他担当我们的翻译。

新泻县十分重视敬和学园大学的成立，因为这是当地的第一所大学。成立大典非常隆重，新泻县的政要和各界名流悉数参加，其中还有九十多高龄的前文部省大臣。我在大会上致贺辞，并表达了中国人民愿与日本人民世代和平、友好相处的愿望。我发言时态度不卑不亢，言辞恳切简洁，声音清晰洪亮，得到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敬和学园大学北垣宗治校长对我说，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认为敬和学院大学能在建校之初就和如此高水平的中国高校建立姊妹校，是新泻县的荣幸。北垣校长说，我的发言一下子就提高了他们学校在新泻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他很感激我。我也觉得，我发言后，大学对我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刚去时，他们在一个很小的饭店为我们接风；发言后，他们多次在豪华的酒店宴请我们，甚至请艺妓作陪，以示尊重。成立大典后，他们召开了教授座谈会欢迎我们。我在会上介绍了长春师院的教学和科研情况；赵教授介绍了《昭明文选》的研究动态；敬和学园大学的校方和教授介绍了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双方都表达了建立姊妹校的愿望，并初步探讨了合作的方向。北垣校长还领我们拜会了大学所在地新泻县新发田市的政府首脑，参观了该市的著名工厂。临别时，校方还表示要送一辆小轿车给我院，作为建立姊妹校的见证和纪念。

离开新发田市后，我们又通过谷教授的社会关系，在东京拜会了国会议员，参观了研究汉学最有名的大东文化大学并和校长、有关教授座谈交流。在仙台市拜会了日本著名汉学家、明仁天皇的汉语教师，参观了有关的学术团体。我和赵教授还应曾来我院参加过《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两位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的邀请，到京都大学去参观了他们的研究室，了解了他们的研究动态。

这次出访，不但为建立姊妹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了解到日本高等院校和汉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我还从接触中感受到日本普通民众复杂的心态：有的人对中国人民抱着真诚的友好感情；有的人希望和中国友好相处，却深深地怀疑，中国人能不念前恶吗？

几个月后，北垣校长率该校总务长回访，并在我院正式签订了两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书。不久，新发田市又派出一行十几人的研修团，对我院和我市参观考察，我省市外事部门参与了接待。

争取世界银行贷款

1992年，世界银行决定要给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一笔贷款，用以装备教学仪器。世行规定，这笔贷款只给地方所属师范院校，由各省统一上报，并承诺给配套资金，方可批获。我院当时属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总公司为主，一般就称为部属院校，不在贷款之列。因此，我几次向省教委领导申请，也得不到同意的答复。省教委领导这么做，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一则这是世行的规定；二来贷款总数是有额度的，若分给了我们，也就会影响到省属院校。可是，我得替我们学院考虑，我绝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因为100万美金及其配套资金可是一笔大数目，如果我院得不到它，那在教学设备上将大大落后于兄弟院校，学校就没法办了。再说，我们虽说是部属院校，但毕竟属双重领导，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给长春地区培养师资，数量几乎占到一半，说我们是地方院校也未尝不可，我们有理由去争取这笔贷款。但怎么既争到贷款，又不损害兄弟院校的利益，就得动点脑筋了。

于是，我先通过电话，请示总公司是否同意我们争取世行贷款并给予配套资金。得到肯定答复后，关键的一环就是省里必须按省属院校给我们往上报。省教委这条路是堵死了，唯一的办法是直接找省领导。当时，离上报的时间已经很近，必须在一、两天内找到省领导，走正常程序已不可能。于是，我想到了常务副省长吴亦侠司机的爱人在我院工作，就冒然地请她当晚带我到吴副省长家去面见他。等了许久，也不见他回来。他爱人非常热情，听我说了事由后，答应一定转达，并把吴副省长办公室的电话和他去办公室的时间告诉了我，让我一早去电话直接联系。果然，我第二天很早就在办公室见到了吴副省长，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和要求，我说：“我现在是一手托两家，我得说公道话。我们现在给总公司和长春地区培养的师资，在数量上几乎一半对一半，可是经费全是总公司拿的。申请世行贷款的配套资金，总公司也同意出。如果省里连替我们报一下都不肯答应，你让我怎么跟总公司去说，那我这院长真没法当了。”吴副省长曾任长春市委书记，而且负责联系过我院，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当即在我院的申请报告上批示请省政府孙耀亭秘书长帮助解决。我不敢耽误，马不停蹄地立即找到孙秘书长，他批给财政厅长，语气更加肯定，让财政厅把我院报上去。我拿着批示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到财政厅找厅长。上楼时恰遇省教育厅财务处的同志下楼，问我来干吗，我怕节外生枝，都没敢告诉他。从找吴副省长到在财政厅解决问题，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可见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啊！

省里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国家教委能否同意还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和一般地方院校毕竟不尽相同；再说，我不想影响兄弟院校，就更得去求国家教委特殊给指标了。我想，找国家教委，必须请市教委的同志同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证明我们确实尽到了地方院校的责任，有资格申请贷款。因为市教委对我院的教学质量一直比较满意，所以市教委李玉亭主任立即决定派主管财务的王殿武副主任和我前往。因为听说国家教委是财务司主管此事，财务司王司长是我省榆树县人，王殿武副主任因为工作与他接触多，又是老乡，所以关系很好。我原只想请市教委能有人参加，没想到请到了如此得力的干将，真是高兴极了。到北京后，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在离国家教委很近的小旅馆住下，吃得也很简单。王副主任不挑住、不挑吃，让我非常感动。见到王司长后，我陈述了申请的理由，并提出了希望国家教委单拨指标的请求。王殿武副主任则力陈我院为长春地区培养师资的情况，并强调这是长春地区获得师资的唯一来源，请求王司长按地方院校对待我们。看来我们的陈述打动了王司长，他表示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但他要求我们再去找国家教委主任一级的领导和财务司主管此项工作的许琳同志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许琳同志我可以去找，国家教委主任可怎么找啊？这时我就想到了去总公司求援。教育局孙宗颀局长让我去找公司吴建常副总经理，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说他就认识国家教委的藤副主任，让我们拿着他的介绍信去找。那时，许琳同志在许昌开会，藤副主任在西安开会。我没有分身法，立刻打电话请邵国有书记从学院赶来，拿着介绍信飞西安找藤副主任；我则与殿武副主任赶赴许昌见许琳同志。功夫不负有心人，学院100万美金的世行贷款终获批准，并且没有占省教委的额度。

事情办完后，还得给省教委一个交代啊！当时省教委主任是陈默开同志。我认为他绝对是位好同志，他廉洁、正派，政策观念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以他的位置，他要为省属院校考虑，当初不同意为我院申报，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可是我作为长师院长，又必须为自己的学院去争取，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我们俩谁都没有错。可是，怎么向他解释这件事呢？正好听说他重感冒住院，我就和邵书记、他的老部下陈洪恩副院长一起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怎么来了？”因为他是从不声张自己事情的人，我们过去也从未拜访过他个人。我当即回答说：“我们是来谢谢你为我院报了世行贷款（因为最后还是通过省教委才能把我们报上去的）。”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老娄，你真厉害啊，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事情办了。”我想他也完全理解我的处境和做法，并不责怪我。于是原来可能引起省教委不快的事，在一片笑声中化解了。至此，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了。

在第二个任期内，共事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支持了我的工作，特别是陈洪恩副院长，他为人纯朴厚道，主持公道，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激他。

在任院长期间，我一直要求自己在做人方面，要做到以下三点。

善待他人

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与人为善，尽我所能，尽可能地为师生员工多做好事，决不整人，也不报复人。

例如当时有个后勤处长，兄弟院校有人举报他在基建中吃回扣，而且言之凿凿，似有证据。总公司就让我立案审查。我对总公司说：“如果审查结果确有问题，他吃了官司，他老婆孩子怎么办。现在基建的大环境太坏，对干部的诱惑太大，他干基建时间还不太长，有问题估计也严重不到哪去，还是教育为主吧。我保证想办法把他调离后勤，这样国家的财产既不受到损失，也避免了干部犯错误。”经我几次说服和保证，总公司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正好学院车队连续两次发生火灾，作为后勤处长，他也确实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我们就借机免去了他的处长职务。这本来完全是为了保护他，但我却不能告诉他，因为公司要立案审查，这在当时是组织机密，不能透露。他认为处理重了，对我就多有怨言。听别人说，他在背后没少说我坏话。但我不记恨他，更不报复他。因为不当处长了，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和能力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工作了，就让他爱人到我家，希望我能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当时总公司对下属单位的编制控制得非常严，学院进一个工人都得教育局人事处批准，基本上就是不进人。我多次去总公司为他儿子争一个以工代干的指标。人事处处长对我说：“你心眼儿也太好了，就他那样，你还管他儿子的事？”我说：“一码是一码。他有嫌疑，我们可以免他的职；但他做了几年的后勤工作，对学院还是有贡献的。他有困难，我们还是应该帮助解决。”经我力争，他儿子的工作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孩子也很争气，工作很努力，在学院不仅转为了干部，还当上了中层领导。我很为他和他的家庭高兴。说实话，这位处长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也许他是无辜的。但我当时为了保护他而甘愿受他记恨并且不回过头来记恨他，我想，我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

在任何岗位工作，我都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是个教师。因此，做院长时，我从不摆架子，耍权威，搞一言堂；而是讲民主，听大家的意见，注重说服教育。因此，在我当政时，学院不是“鸦雀无声”，而是“议论纷纷”，动不动就到总公司去告我们。有些人甚至因为个人利益被触犯而造谣诬告我，以至总公司不得不派出由十来位离退休高校领导干部组成的调查组来调查近二十天，最终还我以清白。正像调查组有人最后对我说的：“越调查越知道你是廉洁清白、坚持原则、有事业心、负责任的干部。”哪些人诬告我，我其实也能猜出个大半。有些人确实是不明真相被裹挟进去的，我对他们彻底地原谅。有些人则是为私利而恶意中伤我。对他们，我在内心深处确实蔑视他们人格的低下，悲叹他们道德的沦丧。但我决不报复他们任何人，我不能丧失自己做人的原则。

任人唯贤

我在院长任期内做人的第二个原则是近君子、远小人，以客观标准公正地衡量人，而不以个人的好恶取人，用干部一定是“任人唯贤”，决不“任人唯亲”。

当院长后，许多人都围绕在你周围。对每一个人，你都应该平等、公正、热情地对待，不能有丝毫的厌烦。但是你心里要有数。有的人对你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这时，你就需要警惕了，你要想想他有什么企图，你要仔细了解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不要因为他的甜言蜜语而作出错误的事；有些人不会讨好你，但却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你得注意发现并重用他们，别让他们吃亏。

我想最能说明我用干部的原则恐怕就是我启用李春平同志的事了。我和他原来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交往。那还是1981年我从人教社编教材回来时的事。因为当时出差补助每天才8毛钱，确实入不敷出，所以宫书记到人教社去看我时就说：“你在这编教材也不是一天、两天，至少得一年，那就太吃亏了。学院也没有别的办法补助你。这样吧，你喜欢读书，你就买300元以内的书，回去后凭收据报销，也算是学院对你的补助吧。”当我拿着收据并说明缘由要求报销时，时为会计的李春平却拒不办理。他说：“财会规定里没有说个人的书费可以报销的，宫书记他说了也不算，我是会计，我得坚守财会制度。”他还说：“娄老师，你也是我们学院小有名气的老师了，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他还说了一大通我们要爱惜国家财产、遵守财会制度等大道理，让我感到自己被训了一通，又是当着众人的面，当时真是感到下不来台。事后，有人告诉我，他是有名的“李马列”，对谁都这样。这时，我也冷静下来了。当时我就想，他虽然羞辱了我，但这个人真不简单，值得佩服，现在有几个人还能为了国家利益而当面得罪人，而且连带着得罪领导？因此，当我任院长并主管财务处时，我就坚决启用他，先是副处长，再是处长。启用他时，有不少人不同意，说他太不好说话了，有时连领导的话都不听。我说，我们就应该用这样“铁把门”的，为学院、也为我们领导自己把好门。果然，四年中，他为学院把住钱关，使我们不仅没有新债，还偿还了300多万元的陈欠。而我们损失了40万元的创收费，也正是因为他当时还不是处长，并且不主管创收。由此可见是否用对干部对工作的重要意义。

又如当时任学院办公室主任的白庆森同志，他的爱人和我在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是同事。因为她出身“红五类”，对我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就很歧视。文革中对我多有“得罪”之处。所以当白庆森同志对我彻底了解后，曾感叹地对我说：“我原以为你当院长后，非把我拿下来不可，没想到你还能用我。”我说：“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为什么不用你？我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取舍干部。”以后，白庆森同志一直真心诚意地支持我的工作。

说实话，我要在学院搞“任人唯亲”、拉帮结伙是最有条件的。因为我是学院最老的职工，学院里多数的人，不是我的老同事，就是我的留校的学生，要搞小圈子还难吗？但我绝不搞，我要做一个正派的、公正的院长。而且因为我实行“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我的老同事、老学生可能反而要吃点亏，在此我只能深表歉意了。

我虽在主观上绝对是想“用人唯贤”、对一切人都公平的，但在实际上不一定能完全做到。因为，有的人你没有机会去接触和了解；接触到的人，又可能因为时间和眼力不够而没有看透。至于用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在平衡中用错人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我常对干部说，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对你的不公平，我只能诚挚地对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廉洁自律

院长任期内，我对自己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廉洁自律。我曾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说过：“我没有贪占过国家、长师和别人的一分钱，如果你们发现了，可以立刻把我拉出去枪毙。”我确实是说到做到的。

我当院长时，吃回扣、收受钱财的风气已经蔓延。记得第二任时，有个领导邀我去陪黑龙江省鹤岗煤矿的来人吃饭，说要跟他们洽谈学院买冬储煤的事。我当时就跟他说：“不仅我不能去，连你也不能去，我们不能沾上这种有吃回扣嫌疑的事。这种事只能交给主管后勤的院长和处长，由他们严格把关，我们则保留监督他们的权利，这样经济上才不会出现问题。”有一次，学院欠了一个商人的钱，他为了想让学院早点还他，竟然跑到我家来贿赂我。他放在我家桌上一大沓钱，让他拿走，他起身开门就走，气得我立刻追出去把钱全扔到走廊上，他不得不回来捡了，悻悻然地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给我送过钱。

我当院长时，几乎不到食堂去吃饭。因为我当老师时，中午在食堂吃饭，看到炊事员给自己打菜不一点，给领导打菜就满满一勺子，心里特别地来气。我还没有能力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那就索性不去吃，免得影响老师们的心情。有段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还要完成编写电视教材的任务，我就搬到学院招待所一间朝北的小屋住，以节省路上往返的时间。按照老规矩，我不上食堂而是自己做饭吃。夏天买菜不方便，一开始我想请食堂代买，我付钱；可是试几天后，发现他们总要少收我的钱。我立刻借故停止这种做法，改为每周从家里带菜，虽不新鲜，有时还会烂掉、浪费，也就顾不得了。

按规定，院级领导出差是可以坐小汽车的，但为了节省学院经费，我受邀到吉林师范学院去参加该院校庆时，是坐火车去的。到北京总公司办事时，我也不坐飞机而是乘火车，下车后倒两路公共汽车到公司。有一个夏天，和李春平处长一起去总公司，倒车时恰遇瓢泼大雨，李处长劝我说：“院长，再不咱们打出租吧，这儿离公司也不远了，花不了多少钱。”我说：“夏天的阵雨，一会儿就过去了，等等吧。”于是，我们顶着大雨，跑到一个店铺躲了起来，等雨停了，仍坐公交车去了公司。为了节省经费，在购买轿车时，我力主购买便宜、结实的伏尔加。有人说，这会降低学院的身份；我说，看学院的身份，不在于你开多豪华的车，而在你办多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在做上述其他事时，也有人说我太过分，丢了院长的份儿；可我认为，为国家勤俭节约才是院长应该做的事。

我大儿子结婚时，我已当副院长，我没有告诉学院的任何人。我二儿子结婚时，我已离开院长岗位，已不会有仗势敛财的嫌疑，我仍没有告诉学院的任何人，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总起来看，我当院长恰遇学院归属总公司领导，我在任内主要的工作就是努力为总公司的基础教育服好务，使总公司认同学院、支持学院的建设。由于总公司的大力支持，学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初建到了初具规模。在学院的发展上，总公司功不可没。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总公司的几位领导。费子文总经理精明强干，作风果断，雷厉风行。我当院长6年，在京西宾馆参加了6次总公司的工作年会，费总的报告一年一个样，从没有重样的，也没有官话、套话，全是从当年厂矿的实际出发，理清思路，安排工作，让听惯了官话、套话的我特别佩服。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吴建常是邓小平同志的大女婿。他特别平易近人，记得第一次在电梯相遇时，他就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你是新来的长春师范学院的娄院长吧，听说你们很困难，将来揭不开锅的时候，你来找我。”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我一次也没有找过他，因为归总公司后，我们没有那么困难过。主管教育的副总经理何柏泉也很温和，他善于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处事非常公正。总公司教育局的几位领导各有特色，但对学院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局长孙宗颀是学者型领导，留学国外时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还兼任着中南工大的博士生导师。他办事认真、细致，对高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他很关心我们这个新入总公司的小兄弟，常在划分经费上给我们吃点儿“小灶”，救救我们的穷。副局长郎双吉富有行政工作经验，果断、有主见，对我们学院的工作也有过很多的帮助。总公司教育局中层干部杨锦秀、张鹏林等，一般干部陈蔚媛等，对学院的工作也都有过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任何人。

因工作需要，我于1993年初调任吉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我仍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恪尽职守，得到了省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因此还破例给我分了标准的住房。我感谢省人大的何竹康、谷长春、任俊杰、陈振康等领导，感谢孙世福秘书长，感谢支持我工作的教科文卫委的全体同仁。

虽然去省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人事关系仍在学院，我在精神上更与学院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为学院的快速成长而欢欣鼓舞，我感谢我的后任们为学院所做出的贡献。历届的后任对我也很关心，很多领导春节时去看望我；老干部处更是对我关怀备至。过去的干部，也都和我时有联系。张志军、闫玉、陈宪伟、袁宏、吴丽娟、杨以刚、李春平、陈锡华、朱翠英、李晓娅、陈淑芬等同志更是对我关怀备至。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康虹、杨惠芬、魏淑琴、陈淑兰、曹秀梅、刘福顺等老师结伴来我家看望我。除康、杨外，她们都是最普通的老师和职员，我对她们没有过任何的照顾，可是，她们在近二十年后还能掂念着我，这真是对我院长工作的最好回报了。我衷心地感谢她们。

尾声：我的人生感悟

纵观自己的一生，我最满意的是我的教师工作。科研工作，我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做了；但可能是自己选择的方向过于耗费时间，加上中师教材的牵扯，行政工作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应该做、有能力去做、却未能去做的科研项目太多了，自己深感遗憾。行政工作是自己最不满意的部分，我是尽心尽力了，但由于缺乏经验，有许多方面都不尽人意，而且工作中还有失误；如果说其中还有令自己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我是廉洁的。

综上所说，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我是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一个勤奋但留有遗憾的科研工作者，一个缺乏经验但尽心尽力、廉洁自律的行政干部。

经历了一生的风风雨雨，我对人生有了以下几点感悟：

一、做人要有理想

我从14岁入团起，就树立了要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思想。18岁时，又具体化为要当一个乡村女教师。这理想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它鼓舞着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向着理想的目标勇往直前。

也许有的年轻人会说，你是在讲空话、套活。不是的，我在一生中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理想的强大力量。每当我遇到了困难，都是理想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闯过难关、迈过坎儿。如果一个人不能自觉地树立理想，那无异是放弃了在生活中对你最重要的那股力量，那是人生的最大损失，是人生的莫大悲哀。

二、做人要有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使理想付诸现实。我在中学时代，就受到过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教育，深以“行动的矮子”为耻。因此，我的一生是勤奋的。无论何时何地、遇到何种工作，我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去完成。

人一生的行动是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前一步为后一步打下最好的基础，而且很大程度上会引出下一步。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一步挨一步、一环扣一环、前事引出后事、联系特紧密的一生。每一步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因此要珍惜和走好每一步。

三、做人要有底线

人要有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钱是你份内的，什么钱是坚决不能要的：这些必须在心里想得清清楚楚，才能使自己抵挡住任何诱惑，拒腐蚀，永不沾。

底线的标准是什么？我看古人提倡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很好、也是很高的标准，值得我们终生去追求。

坚持底线贵在慎独。只有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都按标准去做，你才可能真正守住底线。

四、做人要有善良的心

我觉得，为人处事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与人为善。要以善良的心去对待一切人，尽量为别人多做好事，成人之美；切不可有报复之心，整人之心，更不可有害人之心。善良的心也就是爱心。有了这颗心，你就能对学生一视同仁、爱护有加；你就能对同事不计恩怨、倾力帮助；你就能对下属不避亲疏、关怀备至。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做工作其实就是在做人；只有你做好了人，你才有可能做好工作。

要使自己有一颗善良的心，必须有阳光的心态。我得益于此良多。也许是抚养我长大的外婆太过善良，使我从小就从好处看一切人，在我的眼里，一切人都是好的。正因为有这种阳光的心态，你才会爱一切人，善待一切人。如果你把所有人都想得很坏，你自己的心态很灰暗，要你去爱人，恐怕就会有困难。

有人会说：可是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坏人，你这样做能应付这个世界吗？记得我去人教社编教材时，大儿子刚进大学不久，惊诧于人际间倾轧的丑恶现象，痛苦而不知所措，写信求教于我。我回信说：世上确有狼的存在，遇见狼，用钢叉打它就是了；但是自己千万别学狼，更不要做狼。学狼容易做人难，如果人都去学了狼，这个世界岂不变成了狼的世界，那该多痛苦、多悲哀。所以，你还是要好好地做人。

五、做人要有公正的心

除了善良，做人还应该有一颗公正的心。就是看一切事物和人，都不以个人的好恶、恩怨为标准，而是尊重客观的标准。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记得方嘉琳院长刚来不久时，主持学院第一次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当时我是中文系主任。在专家和系主任初评结束的会上，方院长强调：在学院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谁也不许泄密。结果，第二天就有中文系的老师找到方院长闹，认为评奖不公。方院长当然认为是我泄的密，他立刻召集原班人马开会，严厉地批评。他虽没有指我的名，但谁都能听出他是在指我。这事还真不是我干的。我当时既感到委屈、又感到羞辱，眼泪都差一点掉出来了。但我没有当场去反驳方院长，因为当时学院泄密现象非常严重，方院长是第一个出来煞这股歪风的领导，我赞成他、佩服他，我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意因为反驳而影响他的威信。后来方院长从别人那儿知道了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就特别好，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想，如果我们每人都有一颗公正的心，那么，好人、好事、好干部就能得到支持，正义就能得到彰显。可惜的是，有些人完全以个人的好恶、恩怨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只要对我有利，再坏的人和事，我都说好而拥护；反之，只要对我不利，再好的人和事，我也说坏而反对。这必然会使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正气得不到伸张，邪气借机滋长，思想意识陷于混乱，还生出许多人为的矛盾，给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六、做教师要有敬畏的心

对任何职业和工作，都应该有责任感；而对待教师这个职业，则更应该抱着一颗敬畏的心。因为教师确实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每个教师都在潜移默化地、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我的恩师俞慧耕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而我也影响了王贵文、艾瑞华、李元昌、崔恩源等学生；相信他们每人都会影响到更多的学生。既然教师职业要影响到别人，而且是以几何级数的倍数一代一代往下无限地扩展，那你的工作就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千秋万代的头等大事了。你应该对这个职业感到敬畏，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配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

七、做领导要有公仆意识

做领导要能对下属关怀备至，除了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以外，还必须要有公仆意识。

做领导工作都会遇到对上和对下这两个问题。对上要面对国家和上级机关，完成它们布置的任务；对下要面对群众，尽心尽力为他们服务。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矛盾、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和上级的任务应该代表着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但它却不可能囊括一切群众的眼前的、具体的利益。而做领导的，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上，而忽略了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关心。我做院长时就犯有这样的毛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公仆意识更强，时刻想着做干部就是要为群众服务，对上和对下一样重要，我就会像当初呵护学生一样，对每个教职员都关怀备至，那样工作的效果肯定会好得多。因为一切工作，从本质上看，都是人的工作；关心人，把人心理顺了，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什么任务不能完成？

八、做学问要有钻研精神

做学问讲究的是博大精深，而我认为精深比博大更重要。读了再多的书，如果不能通过深入思考、刻苦钻研，提出自己的见解，那就谈不上做学问，所读的书也大抵白读。我曾见过这样的中学老师，书读得极多，能比我多几十倍，知识面也极广，唠起磕来，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但就是连一篇中学教材都分析不明白，学生反应极大。像这样书读得极多却做不成学问的人，我遇到过不少。

反观我自己，我自认读书并不是很多，但我有钻研精神，读每本书我都能深入其精髓，收获丰富，并藉此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读书能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所以，我认为，书不能不读，但必须有钻研的精神，才做得成学问。

我已经88周岁，离人生的终点已不再遥远。回顾一生，选择从事教育事业，我无怨无悔。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学生的健康成长。面对学生们的成长，我欣慰，我自豪。当初对学生献出的满腔爱，未索要丝毫的回报。如今，我却沐浴在学生爱的海洋之中：春节有学生赠我鲜花和鱼肉；母亲节有学生为我编织精美的手工饰品；端午节有学生特为我包制肉粽；中秋节有学生送来无糖月饼；教师节有学生们诚挚的问候；过生日有学生们为我点亮蛋糕上的蜡烛。面对学生们的厚爱，我感动，我幸福。

此生足矣，更复何求。若有来世，定再从教。

附录一

为了说明我和学生间的深厚感情，证明我确实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当一名称职的教师，我将学生在新浪博客和微信上写到我的或与我联系的内容摘录之后。因为内容太多，只能每个班选一位同学的作为代表。

敬爱的娄老师：

您好！终于跟您联系上了，我万分激动。

在洮南速师，虽然您和我们只相处了两个月，但您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了。您精彩绝伦的讲课，您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让我终生难忘。我为此生有幸成为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在工作中也想时时以您为榜样，但限于水平，又远远做不到，只能不断地努力了。……

洮南速师十七班王君彦来信摘录

娄老师青春靓照：

秀外慧中一枝花

为育桃李赴天涯

吉林杏坛振兴日

有口皆碑教育家

长春师范学校中师一年六班刘凤郁的微信

娄老师三八节快乐！(藏句诗，第五字竖读成标题)

题记：在三八节来临之际，看到恩师发出的学生敬赠的四盆鲜花，看到云霞同学的祝福辞，忆起老师教我们的日日月月，写首小诗表达感恩之情。望老师赐教，望同学们指正。

学生赠花娄庭红

枝枝不忘老师情

朵朵芬芳师道美

句句教诲三秋冬

年年喜日八方贺

声声祝福节日荣

时时欣赏快乐句

日日观花乐无穷

长春师专五七中文班于献龙的微信

尊敬的娄老师您好！

在这实属不易的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您我的恩师，问声好！祝您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健康平安！一切顺利！愿我们师生情到永远！

长春师范学校七〇届中文班李树铭的微信

娄老师您好！

后天就是小年了，您年货准备没有？看看您过年需要什么蔬菜、水果、禽类、肉类、米面、油等。您在微信里列个单子发给我，我弄完给您送去。我现在时间充裕，还有车，很方便。希望老师不必客气，这也是当学生的一个心愿，静听回音。

长春师范学校七三届政文班赵庆森的微信

七律·教师节敬呈娄警予老师

沪上娇生美慧娘，

京城翘楚占津梁。

孤身闯北奇儿志，

一世行恩圣母肠。

业笃何辞寻苦累，

功成每见敛行藏。

江湖路远春晖在，

弟子心中有太阳！

长春师范学校七五届政文班曲汗青新浪博客

做老师就要像她那样

1978年春天，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我走进了大学校园，在这里我遇到了今生最难忘的老师——娄警予。

记得那是一堂现代文学课，她轻轻地走进来，穿着极普通的棉袄，外套一件墨绿色的便服罩衣，进来后便拣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她是来听课的。

奇怪，她是谁，我们从侧面看到的她，白晳的面庞透着红润，一头卷曲的栗色头发，很美。

后来她来给我们上现代文选课了。听她上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她美丽而热情的大眼睛始终真诚地望着你，好像一下子就能洞穿你的心灵。她讲课时的语调亲切而高亢，很快地，就会把你的整个身心带入到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去，让你随之忧欢激荡。记得她在讲“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时，联系到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介绍当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空前的拥军热潮。人们，特别是像她们那样的青年学生，佩服、热爱英雄……，讲到这儿时，娄老师的脸颊漾起红润，焕发出一种只有青年人才会有的神采，她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了。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晶莹闪烁，激情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点燃，全班同学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在后来的课堂发言中，场面热烈自不必说。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一提起娄老师，我心里总是隐约有一种歉意。一次在听她讲《为了忘却的纪念》一课时，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下课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追了出去，到系教研室向她请教，刚走近她，就发现她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那正是炎热的夏季呀，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想要退出来。娄老师一点也没有厌烦的意思，她像往常一样亲切地看着我，一边耐心地讲解，一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我们又一同走回教室，这件事让我后来惭愧不已，我真恨自己太不懂事，把老师的一点点有限的休息时间也给剥夺了，我好后悔呀。

毕业后，不常见到她，听说她后来当了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省人大代表，但在我的眼里她永远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每逢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打电话向她请教，她总是耐心倾听，一一解答，还仔细地询问我的工作近况，给我提一些建议。每当她亲切的话语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时，我就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我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学生。

长春师范学院七七届中文班肖敏的新浪博客

附录二

为了证明（我从教的一生）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谎言，特摘录部分读过此书的同事和学生们的读后感于下：

同事：

读了娄院长“我从教的一生”文章，深受感动！这对从教者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娄院长从教时，是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她认真备课，深入钻研，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课堂生动活泼发人深思的讲解，使学生开阔了眼界，不仅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也提高了思想境界，使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

从政做干部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爱护每一位在一起工作的下属干部，与大家团结一心，不辞辛劳，努力奋斗，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娄院长清正廉洁，谦虚谨慎，诚恳善良的品格，深受老师、干部、学生的喜爱和敬重！

退休后，有幸和娄院长在一个群里，她一如既往，热心为大家服务，经常转发一些，充满正能量的文章，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谢谢娄院长！

衷心地祝您晚年身体健康平安！生活幸福美满！万事顺心如意！

老同事——朱翠英（外语系党总支书记）

我已急不可耐地匆匆读了一些，深为敬佩！这是一部个人传记历史，更是一位杰出女性为事业孜孜不倦埋头奋斗的真实证录。虽已高龄，却记忆犹新，极为贊佩！这是您光辉一生的总结，更是为后人畄下的宝贵的精神財富。向您学习！致敬！！

康虹（中文系主任）

娄老师，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对于你的能力，你的工作业绩是有口皆碑的。你的智慧是超群的。近90岁高龄的人，写文章思路清晰，有丰富的内涵，令人佩服。愿娄老师，更加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魏淑琴（中文系老师）

认真阅读了娄院长《我从教一生》的回忆录，深感老人家不仅是我们的好院长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我早在八十年代初聆听老人家讲鲁迅的（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听您的讲课是一种享受！老人家在做院领导时，工作尽心尽力，廉洁自律，深受教职工的爱戴。祝老人家身体康健！

陈淑芬（院长办公室干部）

学生：

娄老师，昨晚我正在海南我自己的房间看电视剧《耀眼的你啊》，满丽君在客厅喊我说“娄老师出书了！”，然后拿过来给我看。我马上关掉电视开始认真拜读，一口气读了六章，到了九点半这是我吃药，烫脚，然后睡觉的作息时间。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起来继续阅读余篇。一个耀眼的形象通过您朴实无华，毫无修饰的文字跃然纸上。五万多字不足以把您四五十年的从教生涯全部写出来，这只是您卓越人生的冰山一角，璀璨阅历的精华，让人读来欲罢不能。非常遗憾，我们师生的交往时间只有一年多，现在看，当时对您的印象肤浅至极，但已几近崇拜。觉得您总是充满活力，精神百倍，讲课投入几近在表演，让人兴致盎然，让知识学问如春雨润物般流入心田。觉得您为人热情坦荡，关怀备至，象母亲对孩子一样，有种亦母亦师的感觉，非常美好！觉得您知识渊博，教法灵活，用生动的话言把语文的奥妙镌刻在学生心里。一个任课班主任的素养在您身上体现得近乎完美。那时您在我心里已成为我将为人师的楷模。

今天读了你的《我的从教的一生》洋洋万言的宏篇巨著，方才认识了一个鲜活的就在我们眼前的，曾径朝夕相处的，有血有肉的华尔华娜•华希列芙娜的鲜明形象。

您跌宕起伏的从教经历就是一个催人奋进的传奇，您感人至深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付启迪人生的灵丹（用现代的话叫“心灵鸡汤”）。

文中翔实的故事，真切的情境，众多的人名事件，都是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才能积累的素材，可以想象您的一生有多少时间在俯案耕耘，难怪您儿子说你一生笔耕不辍对他一生的影响。就说您已耄耋之年又还花这么大心血精力把自己终生从教的深切感悟写出来留给后人的精神境界也是万里挑一的。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现在的老师如有幸读到您这本书，只要他是个真正的人民教师都会感动。如果是徒有虚名的老师读后会感到汗颜，亦或许感到世上还会有如此传奇而执着甚至有些傻的从教者。

可惜我也是老迈无用的退休者，若在职有些权势，定在教育界推崇您的著作，让她发扬光大成为教师必读的教科书，让现代一塌糊涂的教育界掀起波澜！

娄老师，您的著作我已收藏，以便时常拜读。有机会我一定发给我的挚友特别是仍在从教的后生，让他们引为受用终生的教义。

顺祝娄老师永远健康快乐！“仁者寿”已在您身上体现！回长春有时间去看望您！

唐革田（七三政文班）

老师您好，我是多么的三生有幸成为了您的学生，您的博学把我引入了对文学的爱好，在学校做语文老师的时候每当走上讲台脑海里就浮现出您声情并茂讲课时情景，上您的课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美好令人难忘。

如今您已高龄，还是那么的勤奋好学，您用行动诠释了人生的真谛，给我树立了榜样，恩师谢谢您！

您的书我收藏了，永远收藏在心里。

李凤琴（七五政文班）

我也是田野（娄老师的爱人）的学生，在中学时代田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娄老师每天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精益求精钻研业务的故事。到中专我荣幸地成了您的学生。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每堂课都讲得声情并茂，余音绕梁……您的敬业精神，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有您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的荣幸，一生的骄傲。感恩感谢！

王淑清（七五政文班）

老师：阅读了您的《我从教的一生》书稿，让我对您有了更多的认知。您一生不但对教育情有独钟，在36年的执教工作中，您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您担任我们七五政文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时候，我有幸做您的学生，领略到了您独树一帜的教学风采，同时，也感受到了您处处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我认为，用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来评价您的执教生涯是最准确不过了。老师：您带我们班虽然只有两年，但您的精神和品行，对同学们的影响是终身的。我们为有您这样的老师感到庆幸和自豪。老师，您己经是耄耋之年了，却依然笔耕不缀。您的记忆力、思考力、表达力和情感世界，依然不减当年。钦佩！愿老师生命之树长青，永远做我们的人生导师。

韩秀英（七五政文班）

娄老师：早上好！

在浏览了您的回忆录后，深深地感觉即是：

您把从教的职业当成了事业，继而把事业当做了生命。而当您生命力极尽燃烧的时期，让众多学子感受到了心中的激情在沸腾，身上的暖意在外溢……

您教出的学子在延伸您炽热的激情，在传递着您点燃的薪火，在宏扬您的忘我精神___这就是对职业的坚守，对事业的忠贞！

作为一代师长，您是我们值得景仰的！您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姚秋杰（七零届）

年轻时听娄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到老年能阅读到耄耋之年的娄老师写成的书是一种福气。齐世彦定认真拜读。谢谢娄老师！

齐世彦（五七专科班）

娄老师，您的书很感人，书写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怎样做人，怎样求知，怎样做事，怎样共处人生的答卷。读后，我想了一亇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象老师那样该多好。您是毛主席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您的从师路，每个脚印都印着人生的师，人生的范。我向老师学习，向老师致敬。

《我从教一生》将在书海里放射着太阳般的光芒。您给社会奉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等我得到您的书后，我一定让我的子孙一代一代读下去。老师跟您有说不完的话。先说到这吧，献龙顿首。

于献龙（五七专科班）

韩云霞（五七专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