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森林走进城市，城市拥抱森林”                              

国庆长假的尾巴上，我领着五岁的琳琳穿行在世界花卉大观园。车过南四环，一个银亮亮的巨幅标牌猛地跳进眼帘。正处在识字爆发期的琳琳，小手指点着，一字一顿地念出声来：“森—林—走—进—城—市，城—市—拥—抱—森—林。”他念完了，眨巴着黑葡萄似的眼睛，仰头问我，那声音里全是童话里的雾气：“妈妈，森林长着脚吗？它真的会走？还有，城市……它有胳膊吗？它怎么抱？”

我被他问住了，只好笑着揉揉他的脑袋：“你说呢？森林也许有无数只树根变成的脚，城市也许有无数条马路变成的胳膊呢？”

“那它抱我的时候，会疼吗？”琳琳担心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胳膊。

我一时语塞。这诗意而宏大的口号，像一个从1958年飘来的现代寓言，在2014年后北京西南郊外城市化浪潮的轰鸣中，被反复吟唱，终至耳熟能详。我见过太多“创森”的赫赫战绩，此刻，却被一个孩子最本真的疑问，击中了心中最柔软的迷惘。

“宝宝，你觉得森林是什么？城市又是什么？”我反问他。

“森林就是好多好多树在一起开会！城市就是……就是我们家，还有幼儿园，还有好多好多汽车的房子！”琳琳大声宣布他的发现。我的理性却立刻翻出标准答案：森林，是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最小面积需0.5公顷，它是“地球之肺”。城市，是大型的人类聚居地……可这些冰冷的句子，我如何能对他说出口？

可我的脑海，却不受控地上演起一出默剧：莫非在某个星月隐遁的深夜，万千树木会悄然将亿万根须从沃土中拔出，如一支沉默的巨人军团，迈着地动山摇的步伐，跨过原野与河流，来叩问我们这座由钢铁与玻璃铸就的、冰冷而尖硬的城门？这想象何其壮阔，却让我心底发紧。

“妈妈，”琳琳摇着我的手，把我从想象中拉回，“要是树巨人来了，我们会请它们吃冰淇淋吗？还是……还是会像打怪兽一样打它们？”

我望着他清澈的眼眸，轻声说：“妈妈也不知道。也许我们会害怕，会关上窗户”。

这疑惧，在我听闻北京“绿色隔离带”的往事时，愈发沉重了。人们曾有一个美好的憧憬：用两道葱郁的绿化带如翡翠项链般环抱北京，让公园像绿宝石般散落其上。

这“翡翠项链”的构思，始于三十余年前。1988年，绿隔建设启动，冀望以此绿化城乡，改善环境。时至2022年，四环与五环间的“一绿”终于勉强成环，102个公园相继开放。六环附近的“二绿”也在快马加鞭，已有40余个公园点缀其间。憧憬落地，人们为之欢欣。

然而，这或许是那句口号最现实也最矛盾的注脚。当年，为了遏制城市如面饼般无限“摊”开，人们在城乡交界划下界线，退耕还林，广植树木。于是，杨、槐、松、柏，这些被选中的“绿色士兵”，便成排成行地、秩序井然地被派驻到城市扩张的前沿。

它们，便是被“请”进城市的“森林”了。我走到阳台，俯看楼下那些规整的行道树。“琳琳，快来看，这些就是走进城市的森林。”琳琳踮着脚，看了一会儿，皱起了小眉头：“妈妈，它们为什么不开心？它们的头发（树冠）都被剪得一样齐，像我们幼儿园做操排队。它们不能随便长高高吗？”

我被他的话刺痛了。

它们是绿的，却绿得隐忍，绿得倦怠，仿佛染着尘土的灰霾，早已失了山野间那恣意汪洋、蓬勃野性的魂魄。它们的根，向下探去，遇见的不是松软肥沃、充满生机的腐殖土，而是坚硬的管道、交错的线缆，是城市深藏的、冰冷的筋骨。我蹲下来对他说：“因为这里不是它们真正的家，它们想家的时候，根会被地下的石头和管子弄疼。”

“那它们为什么不走回去？”

“因为它们来了，就回不去了。”这哪里是“走进”？这分明是一种被精心装饰的“囚禁”。失了自由的根，又如何能孕育出森林那狂放不羁的灵魂？

森林的灵魂，在于“野”。那是盘根错节的纠缠，是落叶与朽木在时光中静默腐烂又重生的轮回，是光与影斑驳陆离的交响。而城市的灵魂，是“序”。是笔直的线条，是精准的效率，是理性构建的王国。这两种魂魄，如何能安然共处？若真让那野性的森林走入，城市的筋脉岂不被搅得天翻地覆？而这坚硬的都市，又岂能容得下它那无拘无束的躯壳？

更深的矛盾，潜伏于“绿色隔离带”自身的命运。城市的脚步太迅猛了，推土机与打桩机的轰鸣，是它征服的四蹄。这道寄予厚望的绿色屏障，在许多地方，非但未能阻隔蔓延，反被不断膨胀的楼群切割、包围、吞噬。它从一道战略界线，沦为了高楼窗外的点缀，小区旁的公园。

“妈妈，为什么那边的树，被大楼关起来了？”琳琳指着远处被楼盘环绕的一片绿地问。

我叹了口气：“因为城市太喜欢它们了，喜欢到要用房子把它们围起来，只给自己看。”

这算是一种“走进”么？这更像是一场无奈的“陷落”。它失去了隔离的初衷，也未曾获得森林的真谛，尴尬地存在着，像一个失落了使命的巨灵。

前年，去年，我像候鸟一样，去平谷看那片森林与桃园，去大兴看那片森林与西瓜地，去房山看那片森林与梨园。我目睹了“退耕还林”之后，又一轮“退林还耕”的循环。

看着田里不知所措的农民，我对琳琳说：“你看那些叔叔伯伯，他们有时候是种桃子的魔术师，有时候又要是种大树的魔术师。”

琳琳不解：“那他们到底是哪种魔术师？他们的兔子（收益）从哪里变出来？”

这来回的翻转，让梨农、桃农、果农、瓜农们如同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中，他们成了魔术师手中茫然无措的道具，脚下的土地时绿时黄，变幻莫测。

而“城市拥抱森林”这个姿势，骨子里是何其强势。它意味着，范围由我划定，物种由我选择，价值由我定义。这些被“拥抱”的树木，成了“城市的肺”，成了改善环境的工具，成了广告上“生态宜居”的标签。

“宝宝，你看，这个楼盘说‘生活在公园里’，就是因为有这些树。”

“那树愿意吗？”琳琳突然问，“它愿意当房子的照片吗？”它们是被圈养的功能器官，是森林被肢解后，献给城市文明的“人质”。我们让出方寸之地，换取一点心理慰藉，以及对自身扩张行为的道德粉饰。

这其中的悖论，尖锐如刺。我们如此渴望绿色，为何我们的脚步，却不曾为真正的森林停留，反倒步步紧逼，直至其退无可退？我们内心向往林间的幽静与自由，手中却不停铸造更庞大、更精致的囚笼。

最令我怅然的是，那些在隔离带里兀自生长的树木，与曾经依存于这片土地的人。那些速生的树种，被宣告“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隔离”。而当地曾种花、种菜、种果的农民，如今却要为之浇水、修枝，付出持续的辛劳，却无法从中获得市场价值的回报。他们的生计与传统，仿佛也一同被“隔离”了。

“妈妈，为什么那些树不值钱？它们不都是树吗”？

“因为它们被种下来，不是为了结果子，也不是为了当木材，只是为了……站在那里。”当城市以“拥抱”之名，走进这样的“森林”，它可曾听见，原住于此的生命——无论是人是树——那无声的叹息？

如此看来，“森林走进城市”，其本质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温柔的、真伪难辨的命题。它用绿色的希望，安抚着我们因扩张而带来的生态焦虑；它用一个看似和谐的目标，掩盖了发展与保护之间那根深蒂固的冲突。

温榆河公园。丰台久敬庄公园。花乡公园，大兴旧宫城市森林公园。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朝来公园……公园，越来越多了，如雨后春笋。

“妈妈，我们现在有好多公园”！

“是啊，好多。但你不觉得，它们都长得有点像吗”？

“当城市规模不大时，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等问题都可以在内部化解。”一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说。但当城市连片发展，问题便愈发突出。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们，也难寻自然之趣。

以绿控地，防止城市无序开发，是绿隔诞生之初最神圣的使命，也是国际规划界的共识。从1924年阿姆斯特丹的学者会议，到1938年伦敦的《绿带法》，再到1953年莫斯科的森林公园带，莫不如此。北京首次提出绿隔，正是在1958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

可城市发展的洪流，出乎意料地猛烈。规划图上的那抹绿，一度节节败退。从1983年到1993年，“一绿”的面积从260平方公里缩减至240平方公里，且愈发支离破碎。本该属于绿隔的区域，被小工厂、出租大院、大型批发市场不断侵蚀。建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建设。

转机在2008年奥运会后出现。城市在大开发，绿隔也在加速建设，仿佛一场与推土机的赛跑。林，终于有了机会，快速生长，试图将城市的形状固定下来。短短三四年，“一绿”地区便新建公园50处。

在新版北京总规中，绿隔区域重新变得舒展。“一绿”面积约310平方公里，几乎回归1958年的初心；“二绿”则延伸至六环外，面积约910平方公里。

节假日的来广营北路，经常因拥堵而变得喧嚣。每天超万名市民携家带口，涌向横跨朝阳、顺义、昌平三区的温榆河公园。这个诞生仅一年多的公园，是“二绿”上最大的一颗“翡翠珠子”。

琳琳在后座欢呼：“我们要去大公园探险咯”！

城市寸土寸金，这巨大的“绿肺”从何而来？

传奇始于一个平凡的村子——孙河乡沙子营。它曾与无数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一样，依靠“吃瓦片”为生。垃圾分拣场、砂石厂让这里灰扑扑的，温榆河床千疮百孔。我曾初访此地，记忆犹新：洗砂机、碎石机终日轰鸣，石粉漫天，村子里不见树，更没有花。

我告诉琳琳：“这里以前是个‘灰村子’，现在变成了你最爱的‘绿公园’”。

他难以置信：“像魔法一样吗”？

在沙子营清退了数百家低级次产业后，几年间，沧海桑田。

2020年秋，温榆河公园示范区率先开园。

过去几年，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随着首都进入减量发展阶段，2017年起，“疏解整治促提升”攻坚战打响。拆违，拓绿！决心前所未有。

在西南五环，狼垡、孙村、西红门等公园拔地而起。

在东南四环，北方最大的石材市场消失，让位给桃蹊、横街子、小武基三大公园。 

在“回天”地区，鑫地市场腾退，将变身回龙观体育公园。

拆出一块，就绿一块。绿隔中那些犬牙交错的缺口，就这样被艰难而又坚决地，一寸寸补齐。

在将府公园四期，烟柳拂堤，湖水清澈，一棵老榆树冒出新芽，仿佛岁月的见证。“打我记事儿起，这榆树就这么粗了。见到它，就到东八间房村了。在“一绿”建设中，村子变成了公园，村民们“上了楼”，身份从农民转为居民，有了退休金和医保。在本市“一绿”地区，共有6个区的30个乡镇，许多农民正通过这种方式陆续转居。

一位在公园散步的老奶奶对琳琳说：“娃娃，我家原来就在你现在站的地方哩”。

琳琳仰头问：“奶奶，那你喜欢现在的公园，还是原来的家”？

老奶奶愣了一下，摸着琳琳的头，笑了：“都喜欢，娃娃，都喜欢。就是……有点不一样喽”。

昌平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的“缤纷花田”再次成为网红。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郁闭过度、无人问津的单调片林。经过疏伐、补栽花灌木与彩叶树，并增设游憩设施，公园的命运彻底改变。去年游客总量突破150万人次，甚至在2021年“十一”冲进全市公园接待量前十，与颐和园、奥森等老牌名园同榜。

公园的升级，并非全盘精雕细琢，而是讲究“精野结合”，生态优先仍是铁律。升级后的公园，绿地比重须不低于80%，其中高大乔木应超过70%。这里是人与动植物共享的乐园。在东小口公园中央，一片留野区被树枝荆棘“婉拒”游客，成为鸟兽们藏身的喧闹荒山。

“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进那座小山”？

“因为那是小动物们的家，我们不能随便去别人家打扰，对不对”？

“翡翠项链”已然初具规模。“一绿”102个公园，“二绿”40个公园。“有天我开车上五环，一路行驶，满眼都是绿。”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任贵平感叹道。

旧宫城市森林公园紧挨南五环，园内有森林、小湖、溪流，甚至一片特意恢复的稻田。任贵平这位30年的老绿化，信奉“土木之工不可擅动”。他记得驻场设计时，有村民提及50多年前此地夏夜蛙声一片的稻田景象，于是便在公园中恢复了这片稻田，让乡愁有处可寄。琳琳跑到田边，兴奋地大喊：“妈妈！城市里长出了米饭！”

在大兴区，增绿30万亩，建设了十多个各具特色的公园。狼垡之野趣，孙村之主题，西红门之地形，皆成风景。

在奥北森林公园一期正在建设中，也秉持开门做设计的原则，甚至为甩鞭子的大爷们专门设置了康体区域。

在城市副中心和北三县之间，未来将崛起面积超100平方公里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

截至2024年底，北京全市公园总数已经达到1100个，伴随着全国每天消失110个村庄的速度。每个公园的兴建耗资成千上亿，每个村庄的消失，大地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琳琳，你现在说，森林是什么概念？城市是什么概念”？

他玩着手中的树叶，想了想：“森林是很多树和动物的大家。城市是很多人的大家。现在，两个大家要变成一个大家了，但是……好像树和大家具（建筑）在吵架”。

从历史上看，城市居民曾占少数，但经过两个世纪快速城市化，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对全球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中国，每天消失上百个村庄。至今，这速度仍未减缓。农人、森林，还有那被称为“死亡幽灵”的消逝的村庄，三者同行，究竟谁的脚步，更快地走向或逃离城市呢？

上月，北京，一个大区园林绿化局长被抓，一个中县园林局局长被抓，一个小的园林所所长被抓……皆因贪腐。我时常困惑，在家里和琳琳说起这事。

他一边搭积木，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妈妈，是不是有人把浇树的水，偷偷倒进自己口袋里了”？

我怔住了，孩子的比喻，有时比任何分析都一针见血。在这栽花种树的事业里，究竟藏着怎样巨大的诱惑，能滋生出如此的蛀虫？

国庆几日，下了四天四夜的秋雨。这深秋的雨，不狂放，不瓢泼，只是绵绵不绝，比细雨更深刻，更显前所未有。

该种牡丹了，可今年雨水太大，得另想办法。雨势稍歇，我在绿色隔离带里漫步。这些树木，那些树木，它们一直想成为森林。人也想让它们成为森林。可去年的春天，它们遭遇了多么大的干渴啊！人看着心疼，却没有足够的钱浇灌它们，死了不少，真叫人无奈。

“妈妈，树也会渴死吗”？

“会的，宝宝，和你的小花一样”。

我仿佛听见小海棠树对大柳树的残桩低语：“我去年的花儿没少开呀，虽说果子结得少，可我还活着呢，你怎么就先走了呢？”旁边的栾树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一丝幸存者的复杂：“我活得挺好，一边开花，一边长叶，一边结果实，忙得很。”一旁的流苏树却有些难为情，细声细气地抱怨：“哎呀，我才十岁，可我觉得自己已经老啦。

不过，这次秋雨，倒是让我喝足了，真的喝足了”。

琳琳学着流苏树的语气，细声说：“我喝足了，真的喝足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夜渐深，车声稀落。我抱着已经有些困倦的琳琳，望着那些在雨水中沉默的树影。“妈妈，树晚上会睡觉吗”？

“会的，它们现在就在睡觉，也在听着我们说话”。

它们才是这一切最冷静的旁观与见证。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诘问：当“隔离”的初衷已被现实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我们今天所高唱的“走进”与“拥抱”，究竟是一场真诚的生态和解，还是一轮更为精致的、对自然与人情的最终征用？

那口号，大约本就不是说给森林听的。它是我们说给自己听的一个梦，一份迟来的忏悔，一个立在时代十字路口的、写满矛盾的警示牌。走进城市的，永不会是那野性的、完整的森林了。那能“走进”的，或许只是我们对于故园山水的一份残存记忆，一个绿色的、渐行渐远的梦影。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随着年轮，一年年，刻在那些树的心里，也刻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命运里，等待时间的最终审决。

国庆节过了，村长、村主任们压力如山，要继续四处“找钱”。农民们——不，现在是居民了——又要围到大队部去。四五个月没开支了，拆迁款眼见着要见底，出租房的租金在下降，甚至突然没了租客。

琳琳听到大人们的议论，问我：“妈妈，‘拆迁款’是什么？是能把房子变没的钱吗？”

“不，是把原来的家，变成新楼和公园的钱。”

他们有点儿后悔，当初不该丢了果农、花农、菜农的身份，不种点能入口的东西。他们很着急，有点儿害怕，只能又一次走向大队部，去要一个关于明天的、模糊的承诺。

国庆节过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于众。得主拉斯洛，其代表作《撒旦探戈》被评价为：揭示了乌托邦的幻灭。评论说，他智慧地用文学点燃了幽暗隧道中的一盏明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周而复始的死亡之舞。而我们，都要像西西弗斯一样，顽强而又执着地推动象征苦难命运的巨石，然后，充满希望地活着。

我给琳琳讲西西弗斯的故事，他听完说：“那个石头，就像我们推的雪球一样，推上去，滚下来，但是我们推的时候很开心，对吧妈妈？”

国庆节过了，琳琳要去一个新幼儿园了。他原来的幼儿园已经没有了，据说，这两年都没有招到足够的小一班学生。他对我说：“妈妈，我要当一个森林怪兽，加入巨人军团！我们不但要走进城市，还要‘闯入’城市！”

“你胆子真大，”我摸着他的头，“你不知道‘城市’有多大，胳膊有多粗呢。”

他想了想，挺起小胸脯，说出了一句仿佛来自遥远时空的话：“农村包围城市！我是农村，行不行？”他大概是想起他爷爷的爷爷说过的老话了。

我把他搂进怀里，轻声应着：“行，行，行……城市，会拥抱你的。”

这话出口时，我望向外面的雨幕，不知是告诉他，还是告诉我自己。怀里的琳琳，小声地、固执地补充了一句：“它不抱我，我就……我就挠它痒痒！”

我笑了，心里却很痛。

2025年10月10日于北京花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