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塘探源：越剧始祖是农民

徐安琪

（一）

2020年，因为偶然的原因，我有了按照家谱溯源的机会。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从母亲往上数两代及此前的若干祖辈，长期生活在浙江嵊州的一个村子里，而这个村子正好是中国越剧的发祥地。一位刚联系上不久的远房长辈带来话：“来越剧故里看看吧！越剧创始人就是一百多年前我们这里的农民。”这个小村子，名叫马塘村，属于嵊州市甘霖镇。现在的村民，半数姓金，半数姓郑。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难以置信。越剧作为我国第二大剧种，扎根在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江南鱼米乡，历史真的只有一百多年？作为一种考究的表演艺术，越剧剧目主题多为缠绵悱恻的婚恋故事，演员几乎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怎么可能是村里的几位农民创办的？这一寻根，怎么不偏不倚地就寻到了越剧故里？既然这个村子是大名鼎鼎的越剧故里，为什么知名度不高，没有得到更多宣传？

带着狐疑，我去图书馆查阅了越剧发展史的资料。资料里白纸黑字地呈现着，越剧确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确实发源于嵊县（今嵊州市）甘霖镇马塘村，由金其炳、金芝堂、金荣水等农民相继发展起来。看到这里，我忽然感到自己无形中获得了某种命运的馈赠。这么说来，自己竟也算是越剧故里的后人了！一定要去马塘村看看！

5月中旬的浙江，山明水秀，天气已渐炎热，一派夏季景象。坐在汽车上，在赶赴甘霖镇的路上，我的脑海中跃出资料中的一幕幕越剧史。

1947年，越剧十姐妹义演了新编剧目《山河恋》，轰动了上海滩，但很快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勒令其停演。后经斗争，局面才得以扭转。在此之前，十姐妹中带头的袁雪芬等人已经与周恩来建立了联系，并在中共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进步。

195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范瑞娟、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电影。影片不仅感动了我国观众，还被周恩来总理带到了瑞士日内瓦，以“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名义，震撼征服了在场的外宾，成为了新中国的文艺名片。

1984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浙江小百花剧团的立团剧目《五女拜寿》走红全国。严谨巧妙的编排，惟妙惟肖的出演，剧目阐释了对忠与孝的思考，展现了世态炎凉中的人间大义，至今为人称道。

近年，有“越剧第一女小生”之称的越剧名家茅威涛，对越剧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编排出了中西璧合的剧目，并开始打造相关产业。

越剧的名剧有《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三看御妹》、《碧玉簪》、《孟丽君》等。每年的全国春晚中的戏曲联唱节目，几乎含有越剧唱段。在西子湖畔，在浙江的很多小城镇的公园里，都能看到在演唱越剧的人们。从江南走向全国的游子，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很多都是越剧的票友，在他们心中，这吴侬软语唱出的调子，便是故乡的纶音。

这些纵横而丰富的图景，有如漫天飞翔的风筝群。而牵着它们的那一根根线的源头，便通向我要去的这个并不知名的小村庄。不可思议。

在来到马塘村之前，我们先来到了同样位于甘霖镇另一个村庄——施家岙村。作为越剧演进过程中“女子越剧”的发源地，这里曾走出众多名伶。如今已经被斥资几十亿打造成了一座越剧小镇。买票进入后，我看到小镇内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越剧剧场、有文娱餐饮空间，甚至越剧戏文中的“九里桑园”，也被造了出来。虽然还没有彻底竣工，但这里俨然都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的。它有如一位盛装的当红明星，有如成为了王妃的西施，是这个经济文化盛世中的越剧表达。

那么，越剧真正的源头马塘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二）

车又开了一会儿。如果不是旁人的提醒，我不知道马塘村这么快就到了。村口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马塘：越剧故里”。两旁没有任何装饰。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自然村，民居多是二层小楼，但大部分是老房子，新盖的很少。村里以老年人为主，很少看到青壮年。如果不明就里，只看到这样一块牌子，会觉得四周的陈设气派与这样大的名头并不相称。越剧这样高端、浪漫、唯美的事物，就发源在这里？可事实就是如此。

姑婆陪同着我们回到马塘村。她是家族同辈人中年龄最小的，今年六十多岁。她非常热情地带我们回到了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在村里迎候我们的，便是叔公、叔婆。叔公还守着马塘的老房子，没有迁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盘。他七十来岁，腰杆笔直，身体健朗。闲话尚未叙完，他已径直带我们走到了三尊几年前刚立的雕像前。这是村里如今唯一体现越剧历史的地方。叔公告诉我们，这就是越剧的三位创始人，都是马塘村人。

尽管之前已看过介绍，可看到这几尊雕像时，我的心中仍然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主人公那种基层的气质扑面而来。他们的面容上刻着岁月和劳作带来的皱纹，手势也显得粗放有力。他们绝不是柳永类的才子，而是地地道道的浙江农民！

其中最早的创始人，名叫金其炳。资料显示，金其炳酷爱歌唱，嵊县一带的宣卷佛曲、民歌小调他无所不能，成为有名的农民歌手。他极能即兴创造，有见物唱物、见人唱人之长。1852年前后，他在佛曲宣卷调、山歌小调基础上，糅合流传在嵊县的“工尺调”创了新曲，人们称其为“四不像”调。由于帮腔衬用的是“四工上合尺”五个字，故名“四工合调”。

“四工合调”都具体唱些什么呢？既有揭露社会现状的，如：“日出东方红黝黝，长工短工上田头。一年四季忙到头，过年回家空双手。正月里来喜洋洋，家家户户放炮仗。店王财主吃鱼吃肉，穷苦人家喝粥喝汤。”也有描摹民间生活的，如：“勿要唱勿要唱偏要唱，正月里头高兴猛。金姑娘来银姑娘，姐妹双双同商量，要到灵隐天竺去烧香。姐点蜡烛妹点香，点起蜡烛闹洋洋，点起香来是喷喷香。”

这种民间顺口溜，应是自古已有。那么为什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突然就变成一种表演形式了呢？资料显示，1863年前后，嵊县农村经济破产，金其炳沿门卖唱自己创编的“四工合调”以求生计。人们往往以一片年糕或一只粽子作回报，故被贬称为“讨饭佬唱年糕”。卖唱者因是站在人家门口卖唱而名曰“沿门唱书”，又因站在地上演唱也叫“落地唱书”。这就是越剧的前身。

叔公解释道：“说白了呀，那个时候唱书，就是乞讨啊。到人家家里去，在门口唱‘恭喜发财’这一类的顺口溜，人家给几根年糕打发一下。就是这样开始的呀！才不是什么有身份的‘艺术家’呢。”

谁能想到，当今在华丽的剧院里有情调的人们欣赏着的越剧，曾只是为了讨饭而唱的顺口溜！我不禁想到了《夜上海》的歌词，“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然而，“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晚清嵊县的“沿门唱书”、“落地唱书”，又何尝不是为了衣食住行！

金其炳之后的越剧发展者，名叫金芝堂，生于1860年。他家境贫困，幼时弃学从业补鞋，生性喜爱文娱，拜金其炳为师。他改四句八对的彩头话书目为有一两个人物和故事情节简单的小书目，如《懒惰嫂》、《卖婆记》等。清光绪年间，他开创了向杭嘉湖地区唱书的先声，改短小篇书为长篇大书，从传书卷本中创造了《双珠凤》、《玉蜻蜓》、《珠蟒袍》等许多新书目，并首创进茶馆唱“走台书”。他唱书艺技精湛，被杭嘉湖地区听众誉为“三个月不唱回头书”的“草木才子”。金芝堂终身未婚，卒年约为1904年。

把“沿门唱书”变为“走台书”，这是何其重要的一步呢！越剧从田间地头开始登堂入室，从唱单曲变成了唱完整的故事。像金芝堂这样的乡土文艺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发展着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

金其炳的生卒年不详，金芝堂的卒年也不确凿，这都间接说明，他们在当时绝不是什么头面人物。他们和这村里的其他农民一样，生得普通，死得平凡。他们是越剧的开山鼻祖，可绝没有像今天的名导演、名演员那样大红大紫、不可一世。他们非凡的文艺才华，在乡民看来，甚至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为了生存而发展出的一技之长而已。所谓文艺，不就是唱出故事、博人一乐，以此换取薄酬么！

第三位是金荣水，他把越剧推向了上海滩，又打造了“女子越剧”。金荣水生于1879年，人称“矮尼姑”，少年时精通各种唱书调，首创“一双二玉二七”即《双珠凤》、《玉连环》、《玉蜻蜓》、《七美图》、《七星剑》等代表作。1917年，他与人合作组建的小歌班首闯上海。他是后台厢房的一把好手，角色类似于导演，被誉为“厢房老虎”。1923年他受聘开办越剧史上第一副女班，负责招收学徒，成为“女子越剧”的创始人之一，培育了施银花、赵瑞花、屠杏花、沈兴妹等大批名伶。他为人朴实正派，生活在灯红酒绿的梨园世界，一尘不染。不吸烟，不喝酒，不收人礼品，更不阿谀他人，被艺徒们称为“我们的好矮师傅”，1957年病逝。这真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民间越剧宗师！

三位金姓的越剧先贤的名字，“炳”字带火，“芝”、“荣”主木，“堂”字带土，加上“水”、“金”，有点唯心地说，可谓五行俱全了。这排行仅次于京剧的剧种，便这样被以三位为代表的农民文艺家创造、衍化出来，因缘齐备，是否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必然？不管怎么说，越剧就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悄然诞生了。

（三）

相较于很多传统剧种都有着富贵的基因，越剧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民间性、乡土性、通俗性。它是唱给农民的文艺，慢慢地才唱到了杭嘉湖地区，唱进了上海滩。

现如今，多少文艺家都高喊着“到人民中去”。越剧倒无需刻意到人民中去了，因为它就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于，人民一开始还瞧不太上它。我想，如果能够穿越时空，拜会越剧创始人，他们的身上一定没有当下一些知名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戾气、傲气、娇气、媚气、权贵气、做作气。他们令人起敬意，但一定又使人倍感亲切。身为农民的他们的才情，孕育在这低贱、平凡的人间烟火之中。他们并不以自己的才华为才华，更不认为有才华就可以让自己改变做人的方式。才华只是为了生计而产生的副产品。他们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这是矛盾的，可又是统一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高扎根在这低之中，才显得更有生命力，更令后人难于企及。

给我们当向导的叔公，神采奕奕，说话响亮生动。作为一名农民，他继承了马塘村人祖祖辈辈人的勤劳。叔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打理自家的菜地，他说自己身体不错主要就是靠每天劳动。我想，叔公如果再早生几十年，赶上“男子越剧”的时代，他会不会也成为一名越剧演员呢？

这自然只是一种幻想。然而，在家谱中，还真有一位唱越剧的。那便是叔公的大伯，也就是我的堂太爷。在村里的名人展览栏里，我看到了金瑞苗这个名字。这位太爷生于1897年，卒于1927年，仅仅活了30岁。他的照片，是一位老者的形象。不知是因他本人的确显得苍老，还是因为照片是误配的。不管是否曾留下照片，他的艺术生涯并不寂寞。作为金荣水的弟子，他居然是“男子越剧”时期的“四大名丑”之一。他擅演短衫丑，表演夸张不过火，幽默不庸俗。代表作有《王华买父》（饰王华）、《呆大富贵》（饰呆大）等，把人丑心善、人穷志高的人物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致。他口齿伶俐，念快板清晰，很见功力。在《卖草囤》中饰赵阿坤一角，与庵堂小尼打趣时，尼姑要他背“心经”，金瑞苗竟把整卷“心经”倒背如流，不仅使剧中人吃惊，更使观众惊奇佩服，为此而得“倒背心经，独此一金”之传名。

看了介绍，我感到又骄傲，又悲凉。这位“独此一金”的太爷，就像一道流星，划过了家族史，用他非凡的艺术天分与努力，留给越剧表演史短暂而灿烂的一笔。不会再有什么人去详细地总结、品味他的人生了。一名动荡年代的基层艺人，能够在行业里留下点名声，已属幸事。可稍细想有关他的人生，仍然会感到揪心。他的人生就像一个谜团：他是因为家境贫寒去唱戏，还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而进了自己热爱的行当？他为什么能把这些丑角刻划得这么好？他为什么会在壮年时就突然去世？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后的时期，关于越剧、关于人生，他还留下了哪些思考、哪些未竟的愿望？

堂太爷的血脉里越剧的因子，并没有在金家后人里传下去。时过境迁，风华流转，同样“都为了，衣食住行”，三、四代人分叉下来，各择行业，各奔西东。有的成为了手工业者，有的当了兵，有的成为了工程师，有的当了工人，大部分都离开了马塘村。到了我这里，连家乡话也说不利索了。

而越剧也走出了马塘，走出了嵊县，离家乡渐行渐远。从“女子越剧”时期开始，名伶们已逐步走向上海等地。解放后，越剧的发展更是形成了新的格局。当然，仍有梨园子弟来到村里，在越剧先贤的墓前祭拜。这些一丝一线的联系，隐约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在近年来特色小镇崛起的浪潮中，嵊州也打造了自己的文化名片——越剧小镇。它落户在了同样曾在越剧发展史上留下一笔的施家岙村。这华美的越剧小镇，就像越剧的今生。而马塘，则更像越剧的前世。经过百余年的风雨洗礼，今天的马塘村与晚清的马塘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马塘村仍然保持着它的朴素，它的宁静，仿佛定格了的浣纱的西施留下的背影。

马塘村没有得到与其历史作用相匹配的宣传。但它的这种冷清与平凡，也昭告着人们：越剧，曾是如此草根、民间、卑微而乡土的存在，与戏中经常出现的才子佳人、富贵温柔乡没有任何关系。但它又是那么富于活力，那么富有人情味，那么传奇而有趣。看到它如今华丽的模样，人们不会猜到它曾有那样的过往。但知道了它的起点，人们却并不会看轻它，反而对它更加着迷。

原来，一种高端文艺的源头，恰恰可能是最乡土、最世俗、最寻常的生活。

我不再觉得文艺家应该活成高一等的人物。

临别了，叔公一定要我们带上些本地的年糕。这里家家户户都爱吃年糕。拿到年糕的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讨饭佬唱年糕”。我“讨”到了年糕，可并无“四工合调”的唱曲贡献，该怎么办呢？罢了，写出这篇拙作，权且致敬马塘村的越剧先贤吧！

作者简介：徐安琪，北京大学校友，曾任杂志社副总编辑，石景山区作协副秘书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