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吗？真的啊？”，客厅里父亲接电话的追问声,一声高过一声。我好奇心加浓，上前询问是谁。父亲放下电话，说是老家幺叔打电话请吃“刨汤肉”，你一起去吧？我忐忑不安，不大情愿。可父命难为，自上海婆家回到重庆老家，焕然一新，让我大开眼界。

故乡旧貌变新颜，家家户户都有新模样。

我驾着小车，从宽大的石柱县道拐进那熟悉的龙沙镇的村道，父亲摇下车窗，紧紧盯着前方，自言自语道：“这路面真的扩宽，不像从前回来那么窄。水泥路，好干净，人走安全，车走着也舒服，好啊！”

一会儿，到了村小学，学校左边是一条宽宽的弯曲水泥公路，直通向我们青杠村。

第一次驾车回村子，在宽敞干净的水泥路上，颇为兴奋，又有幸福感。

片刻，迎面过来一辆电动三轮车，走近一看，原来是同村的忠叔，父亲的发小，以前只知道出大力气的忠叔，竟然会驾驶电动车。我们停下来，一阵寒暄后，忠叔还说他之前不会开车，但村里通了公路，就买下这辆电三轮，这样出村上街卖菜买肉，省时省力，很方便。

忠叔指着村校旁边，那栋气派的在建房屋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那是谁家的房子？”我们都摇摇头。他说，那就是以前住村保管室那边的世钢兄弟俩盖的房，总共三层楼，即将完工。现在好多人都把新房建到公路边，为了方便。

忠叔让我们中午上他家聚餐，父亲说谢谢，这次免了，相互道别。

车到幺叔家下面停稳，沿石梯进入堂屋，只见梯左新立一小房，好奇地问幺叔，建这个小房干啥。幺叔说，这是政府扶贫时修建的，为老百姓洗澡搭建的淋浴房。

从前农村人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天热就打盆水，关上屋，匆忙擦一下身体就算洗过。冬天冷，洗澡就免了。而今政府来修建淋浴房，里面还安装浴霸，这样热天劳作出一身汗，每天就可以冲凉，不像以前那么敷衍，冬天也能暖暖和和搓个澡。幺叔说着，满脸露出微笑。  和幺婶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幺婶说，现在政府真的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以前我们都要去水井那边挑水吃，现在把水管直接引到屋子里，安上水龙头，自来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哗出来，家家户户都省了好多时间和力气。

“嘀嘀嘀”，正聊得起劲，外面传来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和高喊声“这是谁家的车，麻烦出来挪一下”。寻声望去，只见公路上不知何时堵上好多辆车。因最前位的车停靠不当，影响后面的车过不去，急得司机寻车主。

走拢一看，见是同村长大的人，因多年不见，一见是惊喜，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昔日宁静的山村，现在因这些回家过年的人，给山村带来活力和人气……

看看现在的好生活，回想几十年前的过去，可谓天壤之别。

一

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因从前有一大片青冈树林，父老乡亲开始叫它青岗大队，后来改名青杠村。名字好听，但不通公路，出村进场镇都靠步行，沿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上个把小时，才能到集市。庄稼人把要农产品换成柴米油盐，就靠肩挑背磨，才能完成所需。

从村子到集市，一路下坡，回家时全是上坡。孩子回来走累就停下，哭闹着不肯走，大人把孩子放到背篓上，背着沉甸甸的物质和孩子回家。

村小学离我们家还有五六百米，全是上坡。每次回老家，我们带的拜年货不少，再加之上坟祭祖的香烛冥币鞭炮，全靠手提，所以一提起回老家，就像书生爬皂角树——难上。

但青杠村，一个非常刚强的名字、够骨感的地方，1943年父亲出生于此。我们又不得不回去。况且生我养我的故乡，有好多父辈终身难忘的故事。

父亲说，在他7岁时，青杠村的山里还不时有些散兵游匪，不时听见远处传来滴滴嗒嗒的枪声。有一天，来了两批不同服装的部队，前面的赶路匆忙，后面的紧追不弃，偶尔还有交锋。父亲说，当时他背着一捆柴禾，正靠在路边歇息，前面一拨的一个军人劝父亲赶紧回家。

陆陆续续地过了两天大军，那两天山里不停地传来枪声。好奇的父亲几次想溜出家门看个稀奇，都被爷爷给呵斥住。两天后，村子里再也看不到陌生人，山里的枪声停了。在父亲的一次次要求下，他被一些胆大的人带到山林里探看。发现林子里死了一大批人，衣服颜色各一，场景惨烈，且又阴森至极。

稍大些后，父亲才知道，那是国军的散兵部队撤退，被解放军追击，到山林里又遇到游匪，三方混战了一番。

二

至今我还记得，那片被称作“沙地 ”和“窝凼”的松树林，虽说树木高大，绿意葱葱，但却阴风沙沙。小时候最怕路过那片林子，那里也被老人称作“鬼地”。

我有时很好奇，问过父亲，那时的地主真如电影里那样无恶不作，欺弱霸强吗？父亲说，说老实话，他小时候见过村子里的地主虽严肃，但却不严厉刻薄。因同姓同族同宗，父亲还要对那个地主叫二叔，叫地主婆二娘。二娘是个漂亮的聋哑富家姑娘，勤劳贤惠。她主要负责煮饭，操持家务。地主二叔和佣工一起下地干活，吃同样的饭。唯一不同的是地主二叔可以提前收工回家喝点小酒，而佣工则要干完当天计划的活计。

父亲也去给地主二叔打过短工，干过活。因他跟爷爷说男孩子大了，应该念一些书，识几个字才行。爷爷说家里吃饱饭都成问题，哪有钱送他读书。于是地主二叔就让我父亲到他那里干活。到开学日，父亲结账时学费还没凑够，还是他给添半升高粱，老师才收下。

三

转眼到了1957年，村里就已开始进入合作社，入社讲自愿。1958年文件硬性规定，必须入社。同时吃集体饭，大炼钢铁的火红场面出现，到处是红旗，和标语口号，一副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大家都沉浸在15年就要超过英美的美好欢喜里。

入社那年起，家家不允许再烧火煮饭，全部熄火吃集体食堂。

起初，每天还有肉吃，社员们高兴坏了，嘴里唱着“社会主义好”。据说，有的地方打回来的饭吃不完就倒掉，或给猪狗吃。因为吃集体嘛，好像自己碗里不装满就吃亏了似的，才不会管能不能吃完，浪费大把大把的粮食。

吃了几天集体饭的爷爷嘀咕着说，这样下去要乱，要出事的。

社员们砍树炼铁，有时一片林子一星期竟全砍光，青杠林也被砍掉。林子里的野猪大猫麂子惊惶失措地跑出来，成了人们的口中餐。孩子们同时除四害，把鸟儿们赶尽杀绝，因它们夺了农民的粮。只是那地理的红薯和粮食，没人精心打理，大部分都烂于地中。

父亲说，有一个邻居，就住现在小叔房屋的下方，因为砍树炼铁死得很惨。树杆倒下，他躲避不及，一截断裂的树枝刮掉了他前额头整整一块皮，那块皮从额头耷拉下来，遮住了他小半张脸，然后整棵树又压倒他。被抬回村里，他惨叫声不断，哭爹喊娘的，却没人出面给他请过一个医生 ，只是家人在看过一天后，又把他抬到大队医务室。说家里穷，看不起，希望大队解决看病钱。大队这时哪有功夫理一个垂死的伤者，都忙着督促炼钢铁，完成超英美的任务。父亲去医务室看过两次，已是第三天，那个邻居已无声响，只见他身体偶尔抽搐一下。第五天，有人来说，他已经死了。父亲说邻居是被活活疼死的，如果那时有钱医疗，他还能活下来。

父亲说我们那里，其实根本就不适合炼钢铁，但因全国都在炼，都在报炼铁成果，报纸上今天这个大队产两斤铁，过一段时间那个县十斤，都在鼓着腮帮子吹。都过去几个月了， XXX大队还没练出钢铁，大队干部急了，这可是政治任务，完不成，就是和政府对着干，就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召集社员们，把家里不常用的坏了的铁农具上交队里，熔化后上交县里报喜，换回来一个光荣称号。大家继续砍树，烧炭，炼石。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敢落后。

四

爷爷的预言现了，几个月后，食堂的肉开始减少，再接着没肉，后来干饭变成稀饭，最后稀饭有时也很少。社员们开始有些恐慌，大队干部出来说，咱们国家现在遇到困难，需要人民忍一忍，和国家共渡难关。请人民放心，以后还会有肉吃。但仍不许人们在家私自开伙，只发动大家外出挖野菜，上缴大队食堂，集体共享。

有的社员怀疑干部许诺，有的开始私藏粮食，私藏挖回来的野菜。干部也是搜着社员各种能藏食物的地方，斗智斗勇。

怎样才能活下去，激发了人的创造性。

没粮食，找野菜，老鼠，林子里的野果，甚至偷队里未成熟的粮食，或刚播下去的种子。不让在家煮，用菜叶、树叶，裹起来，放进随便挖的一个土坑里，点上柴火，烤熟吃。有的偷偷在家用瓦罐或铜罐煮攒下的杂粮，干部只要发现谁家冒烟，就领着人来家搜查，发现有粮食，立马一锅端，也有的干部看是野菜，见那家人口又确实多，就抬抬手，放过去了。

父亲说那时他们也开始偷煮野菜，也被干部连锅端走过。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越来越菜黄的脸，作为长子的父亲也无可奈何，只能一趟一趟出门找一切能进嘴的食物。树皮，树叶，能食用的植物的根茎，都被弄回家，捣碎，放进能煮的容器里，煮开了放点盐就喝进肚子里。

1959年上半年，村里已有人出现浮肿，有时在路边走着走着，就有人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开始有人饿死。下半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有人开始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白泥。这种白泥很细腻，容易下肚，很容易让人有饱胀感，但就是很难排除体外，有很多人被活活胀死。

看着生产队里的人逐渐减少，爷爷开始担心起自己孩子们的命运。父亲已16岁，在农村已是大半个劳动力，但这个劳动力不但养活不了家里人，自己也可能随时倒下。爷爷特地把父亲叫到一边商量，让父亲走出村子，出外讨活路去，再留在村里，就是等死。中国这么大，总有一个让人活下去的地方吧？但受传统教育影响的父亲坚决不肯走，说他作为长子，怎能一人丢下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自己逃生去。没办法，爷爷叫来较有威信，对父亲影响力比较大的舅公。我们那里有句俗话，“一个舅舅半个父”。在爷爷和舅公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答应走出村里，外出讨生活。

就在父亲走后没多久，就有村干部来找爷爷，说是父亲打死村里最重要的农用工具耕牛外逃，让爷爷告诉父亲外出的地址，他们要抓捕父亲回村问个明白。爷爷知道是栽赃，肯定是那几个人挨不住饿，打起了耕牛的主意，而这时刚好父亲外出，他们找到了替罪羊。爷爷第一次骂了这帮队干部，干部们心虚，就不了了之。

五

16岁的父亲走出村子，走到乡里，到处问有没有地方用人干活，有好心人告诉他县里正在招挖水渠的小工。五六小时后，父亲走到县城，找到挖渠地方，说没工钱无所谓，只要能管饭吃就行。父亲被留下来，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挖水渠。期间父亲还去征兵，想入伍当兵，听说当兵不但有饭吃，还有补贴，能够帮助家里。可当时父亲身体瘦弱，年龄还小，就被刷下来，父亲又回去修水渠。

父亲走后，家里的重担全压在爷爷身上，六七口人的吃喝，就像个无底洞，怎么都填不满。爷爷和奶奶都尽量自己少吃点，让孩子和老人多吃一点。可这样，仍然大家都在喊饿。爷爷身上已经开始出现浮肿，走点路就出虚汗。

父亲说，那时耕牛都比人吃得好，它是公社的宝。不但有杂粮，有时还有细粮和豆饼，因它是重要的生产力。有一位社员，偶然发现牛拉出来的粪里还有几粒没消化的黄豆或蚕豆，他竟然把牛粪拿回家，用水泡洗，捡出里面黄豆和蚕豆，一次次的积累，竟也攒了一小把，然后偷偷煮给家人吃。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队里第一个死绝户，就是前面说的砍树刮掉额头皮的邻居那一家，一家四五口相继死去。死绝户的出现，开始出现传言，大家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哪大队谁没有啦，哪家死亡绝户啦。

时间翻到1960年1月，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行，肚子肿的越来越高，透亮透亮的，不能再外出干活寻东西吃。食堂还在提供能照出人影的稀饭，说是稀饭，其实就是水里面有几粒杂粮，且还是每人限量的。眼看爷爷不行了，几个姑姑外出寻野菜，她们要救爷爷的命。一下午的收获是半篮子的野菜，有的还是将腐烂的根茎。几个姑姑不敢在白天煮食，等天黑了才烧火煮野菜，可是煮好后还没来得及给爷爷吃，队里干部就登门造访。看到锅里煮的野菜汤，带头的那个说爷爷破坏集体大食堂，这是很严重的政治破坏，不但不让爷爷吃，没收了爷爷救命的野菜汤，还要让爷爷反省。最后看着躺在床上爷爷动都不动，倒掉野菜汤，讲了几句宣传口号走了。几天后，家里人尽量让爷爷多喝点东西，可这已经无济于事，爷爷也知道自己来日不长，捎信叫父亲回来见见面。

六

此时的父亲已经不再修水渠，他到了县里的农科所，和那些科研人员一起种植实验性农作物，同时参加了县里的民兵训练。

接到信后，父亲当天连夜赶回家，那天天很黑，还很冷。17岁的父亲走在又黑又冷的山林小路，不时看见有人或是躺在路中间，或是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他还看见走在他前面的一个人，看着就像喝醉酒，左右摇晃一下，就砰的一声倒下了，再也没站起来。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动不动。那么冷的天，父亲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一些想回家而最终没能回到家的人。

父亲说一路上他看见了有四五个这样的人，但他一点都没感觉害怕，心里只想着赶紧回家，回家看爷爷。

回家没几天，爷爷去世。作为长子的父亲，料理完爷爷的丧事，舅公怕父亲留下来也活不出来，硬把他赶出了村里，让他还回到县农科所上班种实验性农作物。1960年11月，父亲找人把岁数填大一年报名参军。随后，家里好过一点点，父亲把在部队舍不得用的补贴，发的罐头换成粮票或钱寄给家里，有时还把部队发的衣服和有的战友不穿的军服寄回家，让大姑姑到毗邻鄂西利川一带换粮食吃。

离开家的父亲，逃脱来自饥饿死亡的威胁，也逃过1961年下半年我们那里最严重的饥荒。

母亲说，她生于1947年，娘家姓马，住着挨马路的一个村，马家是这里的一个大姓，也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队。解放前夕，这个大队的土地和房子一大半都是外公家的，一些是老祖辈传下来的，一些是外公和他的父辈们自己辛苦节省置办下来的。打解放战争没几年，有着先知先觉的外公嗅出了异味，他把一些土地和房屋先后送给了几个佣工和一穷二白的外来户。到宣布全国解放时，外公家已经没什么房产和土地，到划成分时，不再是地主家庭，勉强的算了个富农成分。外公还一直说幸亏那时把土地和房屋送人了，不然他是逃不出那场运动的。家里虽然没有饿死人，但却也险之又险。

母亲的左脚踝到膝盖处有一个大块伤疤，母亲说是在1958年去开荒时摔的，回来后腿部一直开始溃疡，外公外婆也没把母亲的腿当回事，见孩子能吃能走，就差遣母亲每天去打猪草给生产队，这样能计量记分，换回一点吃的。她的腿时好时坏大半年，感觉都快好透了，可有一次和二姨一块儿去山上背柴，二姨嫌母亲背的太少，给母亲增加了分量。由于老吃不饱，本身就没有力气，母亲说她咬着牙背到一个山风口，那时的山风又猛又冷，一个风就把她到刮倒，又摔着了伤腿，这个腿就又一直时好时坏的烂着。母亲也央求过外婆给她看腿，但外婆说农村娃子哪有那么金贵，弄点偏方过几天自己就好了。但母亲的腿却一直没好，那大半年她都一直瘸着腿，上山砍柴，下地锄草。

公社要办一个幼儿园，需要一个照看孩子的老师，其实根本就不用教什么，只要看着孩子不乱跑，不出事就行，工钱就还是照社员出工记分，大姨通过找人要到这个有点轻松的活，吃住都在公社安排的大沙公社。大母亲十几岁的大姨有点想念母亲了，叫母亲闲时去她那儿坐坐。

农活稍稍闲些后，母亲就去看望大姨。每天睡觉时，母亲都要睡大姨最外边，把伤腿靠在床沿边上，或是圈成一团，抱着左腿，也不敢给大姨看。一连几天，大姨发现就问“妹，你怎么老是抱着你的左腿睡啊，给大姐看看，你的腿怎么啦？”母亲说，大姨把母亲的裤腿捲起来一看哭了，烂得都快见到骨头。母亲说大姨一边数落着父母的不是，一边背着母亲到公社医院看腿。她还记得第一次看病，大姨花了两毛钱，请医生给母亲消炎上药，三四天后，慢慢长新肉，伤口开始愈合。最后三到四天换一次药，换药时只花了一毛两分钱，三次后就彻底好了，但她的腿上却留下永久的疤痕。母亲说很感谢大姨治好她的腿，虽然大姨一直很严厉，但每次她生病，外公外婆没工夫管母亲时，大姨都会给钱给母亲看病，有时候自己没钱，借也要借来看。

大舅是外公大哥的儿子，十岁左右死了双亲，外公接过抚养侄子的责任，感情跟自己的亲儿子差不多。成年后的大舅当了大队干部，在那饥荒的年代，多少帮助了一些外公家。

七

1959下半年开始，农村开始闹饥荒。但全国各地却在搞浮夸，报高产量，欺上瞒下。国家认为农民丰收了，粮食不交上来，工人没法生产，国家不能建设。而农民们却是把粮食上交后，现在没粮吃了，在一旁又指望国家能来救他们一把。

母亲说，最后国家派干部到各县召开“扩大会”干部会，汇报各村亩产量，农村基层干部全部到会，不去就是反革命，作为村干部的大舅也到县城参加了这次会议。大舅说那是一场疯狂的会议，他看到有的人因回答国家干部的亩产量少了，有的被扯掉了耳朵，有的被抓掉了头发，那些汇报高产量的被表扬。一向老实善良的大舅吓怕了，轮到他汇报时，也就伪装胆大报亩产上万斤。大舅说，开初还怕那些人下乡实地查看，到时没法交代谎报粮产。而后回家的大舅急得大病一场，结果没有一个人下乡来核实。

12岁的母亲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为虚弱，光靠集体食堂那点稀糊已不能支撑。一次，隔壁堂嫂对母亲说，“妹，你看你瘦的，腿上没有一点肉，路都走不动，这样是活不下去的，你要想办法去弄吃的。”那时已经有人开始偷队里的粮食，有的人刚开始还觉得难为情，最后撕破脸也没觉得什么，只要那东西能进肚。母亲说，外公说了，再穷也不能偷，要是发现母亲她们几姐妹有这样的行为，他不会手下留情。所以，母亲和大姨二姨她们一直都没偷拿队里的粮食。

进入1960年，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一天，隔壁堂嫂叫过母亲，偷偷的说，我带你找吃的，别吱声，二叔（外公）要是问你哪来的东西，你就说是人家给的，你再不弄些吃的，你就得饿死啦！于是，母亲就跟着堂嫂到大队里帮着剥蚕豆和豌豆。有堂嫂的暗示，母亲把一些蚕豆豌豆放在捲起的裤脚和衣袖里。散工时，负责人进行搜身，因看着母亲瘦小，人又看上去老实，做做样子就放过去，那些被逮着的人，则被罚到山头挖荒地。总共有七八十人剥蚕豆和豌豆，而被抓到偷拿的竟有60多人，这些人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嘻嘻哈哈的，拿着锄头上山开荒。

偷拿手段越来越多，母亲越来越“老练”，拿回家的东西不能被外公发现，不然少不了一顿皮肉之打。

母亲说每次拿东西回家，都要探头看看外公在不在，如果在，她就从后门进，偷偷的给已经和她站在同一线的外婆手里，如果不在，她就赶紧洗弄煮好了分成份，吃完自己的那份就睡觉，外公的那份由外婆给他吃。有时也会被外公发现，因不能自圆其说，露出嫌疑。外公上过私塾，一直信仰着人穷志不穷，再穷不能偷。每当发现母亲偷拿后，外公就要狠打母亲一顿。有一次外婆急了，抢过外公手里的扫帚，说“娃儿没饿死，先被你打死了，你去看看，村里有几个人现在不偷的，好多老老实实的人都饿死啦！你也想饿死，你想饿死下次就别吃。”一句话让扬起巴掌的外公顿时软下来，他叹口气，走了。

那时，集体食堂只能打到一些能照出人影的稀饭来。外公家人多，打回来的稀饭有时还得再加水，加野菜，加盐。加了水的稀饭看起来很多，可喝到肚子里一会就没了，就是这样，有时食堂还断顿。每次外婆去食堂打回来稀饭，就给外公盛好第一碗，外公吃了后不饱，自己又盛了一碗，这样就导致有时晚回来的母亲和大姨或二姨少吃或是吃不上。几次后，外婆再打饭回来就每人盛一碗，外公再也不好意思从孩子碗里舀吃。母亲说，经常看到外公唉声叹气，一人走到一角落抽旱烟。是啊，如果不是饿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哪个父母会去抢孩子的活命粮啊？况且外公还是一个受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旧知识分子。

外公家老老小小开始出现不同的水肿，外公严重些。到医院说是肝病，其实是饿出来的病。外公开始拉肚子，一趟一趟的拉，只有出来，没有进去的，很快就拉得外公躺在了床上。这时，大舅偷偷的拿着粮食来接济外公，因他是大队干部，那时好多干部开始背着社员私下分粮，这救命的粮食终于挽救了外公的命。没多久，外公又躺下，还是缺吃的。这时，一个念外公旧情的好人出现，因解放前外公给一个外来户很照顾，现在这家的孩子在乡上做技术员，粮站管粮食的人他很熟。

听说外公快不行了，他来看望外公，临走前给外婆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外婆打开一看，是一些碎米子，就是那种打米时被打得零碎不成整粒的米。因他是公家人，业务上又沾着点粮站，怕人说他假公济私。他就跟外公说，这米可能是拉粮食的车沿途抖落出来的，我就一路捡起来给您，您也别往外说。

那个人离开后，外公还真信以为真地对母亲说，你也去看看，还有没有没被捡的碎米，如有就捡回来，去晚了都被人捡走。母亲拿着头巾赶紧出门，沿路寻找，来回两趟，一粒米都没看见。最后才知送的碎米子，是好心人他用钱私下找粮站的人买的，因为那时不准私下买卖，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他和粮站的人熟，又说是买去救命，人家卖个面子，才卖给了他。

多亏了这一手绢碎米，外婆熬了三天的粥给外公吃，终于把外公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可这依然改变不了外公身体的浮肿。

母亲村子里的人，隔三差五就少一个，经常听到一阵哭声，响了几响鞭炮，就算埋了一个人。第二天，家里人顾不得伤心，又开始操心下一顿。

外公身体在家实在不行了，那时公社有医院疗养所，专门收治患肿病者，重病人可以住进去疗养，不用交钱，这是国家唯一给农民的实惠。外公住进医院，院里管一天三顿饭，早上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二两米饭，开始还能保证这样的供应，到最后人越来越多，量越来越少。所幸地里的庄稼如麦子、土豆和豌豆都成熟了。外公在医院两月出院，地理收下来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又可以让农民们缓一缓，小心的唤醒肚子。

八

庄稼成熟时，也是防社员偷拿的最忙时节，每个生产队派一名联防员，背着火药枪，在庄稼地里来回巡逻。

白天，社员们装模做样的上地收获粮食，一到晚上，三五成群的人开始出动，捏谷穗，扯花生，刨土豆。联防员也很无奈，知道大家都在挨饿，但又不能让他们这样把粮食带回家，因他让村民偷拿粮食他自己也要受罚，有时就开枪警告。据说曾经也开枪伤过人，那人是其他大队的，警告后仍然不走，联防员就照人打去，打得那人一腿的铁砂子。大姨有一次就差点挨一枪，所幸打第一枪的时候，她就吓晕过去，那联防员的射击偏了点，才没闹出人命。

刘少奇回到家乡，暗访乡情，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回京后向周总理毛主席反映，引起了高度重视，全国开始纠正浮夸之风，纠正基层的违法乱纪现象。提出解散集体食堂，允许社员自己煮食物，用增种地（无主人的荒地）种粮，种出来的粮食自己收。这个方法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饿怕了的农人们积极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直到1962年，农民们锅里才有了真正可以煮的食物。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又接到通知，说是当初做这个政策的邓小平被打倒了，成了右派，他的决策也同时被废掉。农民们当初的地又被收回归集体耕种，村里自由组合分组，把地包给各小组，各组种收的粮食先交足公家的，后小组再按人头分。分到人头时，也就没多少了，农民嘴里的食物又紧张起来，但这样也比三年饥荒好多了，至少没有人再饿死。

饥荒年时，父亲那个开始不到100人的小村庄饿死20多人，死绝户两家。后来生活变好，人口增长到500多人。外公所在的村庄大一些，死了40来个，死绝户五家。最惨的是那些外来户，搭个草棚就算家，来时没碗没锅，煮没东西煮，吃没东西吃，死的最早的就是那些外来户。1962年饥荒结束，生活慢慢好转。

母亲说，说起那几年的事情，五天五夜都说不完，一个字“惨”！

父母亲被那个年代饿怕了，至此后，他们生活特别节俭，心里总想着囤点粮食，生怕再遭遇那样的饥荒。

随后，国家动荡十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还是很紧巴，勉强挣扎在温饱线上。四人帮垮台，国家结束动荡。母亲说，在那以后，他们的日子才有了一点小小的起色，碗里稍微有了能放心大胆吃的东西。

九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探索与推广，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老百姓碗里的食物不但越来越丰富，家里空了很多年的粮仓也终于有了存放的粮食。

我的记忆中，我们真正可以放开肚皮吃白米饭是在1984年。以前一直都是吃自己用石磨磨的玉米面，比列是三分大米，七分玉米面，吃到嘴里，粗糙的玉米面满嘴乱跑。每次看见母亲煮饭混入玉米面时，我都会哭着对母亲说，我不要面面饭，我要吃大米饭。哭闹下，母亲才会给我在锅的旁边拨出来一点大米饭。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终于有了些变化，首先，村里接上电线，安装了电灯，结束了村里几代人用来照明的煤油灯，有了电灯，山村的夜里不再是漆黑一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沿海带来的打工潮 ，使村里的年轻人走出山村，进入城镇打工，家庭收入激增，农民手里开始有余钱，收音机和录音机这些电子设备开也开始进入农民家庭。

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出村的那条小山路先是变成宽宽的土公路，几年后又变成了干干净净的水泥路。村里有了电视机，后来冰箱洗衣机也开始进入农民家庭，更有出息后生还买上了小轿车。有的村民不再满足于住在以前那些低矮的土墙木架结构的老房子，他们推倒住了几辈人的老屋，建起高大宽敞的两三层小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多年前的口号，如愿以偿。

村里兵大叔和尾巴幺叔是亲哥俩，他俩也是村里较早出去南方打工的人，在外打拼几年后，兄弟俩先后买了小轿车。哥俩把小轿车开回村里那天，村里的人几乎全部出动，特别是那几个一辈子只到过村外乡场的老人，好奇地摸着小汽车，嘴里连连“啧啧”夸赞，说哥俩有出息，买了县老爷才能坐的小轿车。哥俩嘴上虽然说着客气的话语，但脸上却是藏不住的自豪和欢喜。

哥俩回家不但一起翻新了老屋，盖起了两层高的砖房小楼，墙上贴上了干净明亮的瓷砖，远远望去，气派又洋气。他们还在乡镇街上购置了房产，说等老娘哪一天不想干农活，就把老娘接到镇上，享清福去。

堂哥是村里仅有的没出门打过工的年轻人，因家庭性质特殊，堂嫂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病情时好时坏，没法正常家务劳作。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家四口的吃穿用，给堂哥带来沉重负担。龙沙镇政府知晓后，给与特殊照顾，办理了低保户，每个月的低保金，解决了堂哥一家生活的实际困难。现在孩子的义务阶段教育都是免费的，低保户的孩子每月还有生活补贴，而这补贴是实实在在发到老百姓手里的。这样一来，堂哥基本没啥负担。村里看他忠厚老实，还把维护保养村里公路的工作派给堂哥，这样，堂哥又多了一份收入。工作之余，堂哥还勤奋地耕作土地，进山挖药材，然后把其拿到集市变卖，增加家庭收入，现在堂哥一家的日子过得虽不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

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太多，留下老弱病残，很多土地荒了。镇政府见之很着急，整合土地，把地承包给药材商，让村民给药材商就近打工。把村里闲散劳力聚集起来，村民既有了出租土地的固定收入，还不出村子就有了一份打工收入。叔叔和婶子也加入了这种模式，闲暇时就给承包土地的老板打打工，一天一百元，夫妻俩一天挣个两百元，这在农村算是不错的收入。空闲时节进山挖野药材换取收入，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我们家，父亲是工人，虽然家里人口有些多，但好在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日子好歹比在农村老家的叔叔好一点。血浓于水，他们兄弟情深，以前父亲总是明里暗里的接济叔叔，叔叔也在一阵小小的推让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接下父亲的资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扶贫攻坚后，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父亲再接济叔叔时，叔叔却不肯再接受，他说现在国家政策对农民很好，农村再也不是那几年的农村，种粮不交税，还有直补款，日子越过越好，他们现在手里不但手里有了钱，银行有存款。

随着咱们国家的富裕强大，政府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并且逐步落实到位，使其国民同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农村公路不仅实行村村通，而且全部都给予硬化，以前那种一到下雨天就人翻车滑的土公路彻底消失，人和汽车都走上干干净净的水泥路。农户之间，相互往来，走的是水泥板路，路面硬起来，雨天不湿鞋。移动手机电话也普及到家家户户，人手一部电话，咱们农村人终于结束以前那种“出门靠走，通信靠吼”的无奈历史。脱贫攻坚已获胜，乡村振兴在继续，国家力度大，农民得实惠，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瞧着青杠村这些可喜变化，父亲和母亲有说不出的开心。虽然现在生活上他们依旧节俭，但这只是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不再是来自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担忧和恐惧。

幺婶说，政府还给他们换了新的碗柜，她带我进厨房，指着锃亮的铝合金柜子让我看。幺婶说，政府想得挺周到的，干部说老碗柜太旧，是木料的，易被老鼠啃坏，也易招蟑螂，还不卫生，就给配这新碗柜，既耐用，又好擦洗。打开碗柜，里面宽敞干净。跟随一旁的姐姐也不停地点头称好，说考虑得太周到。

新时代，青杠村和全国千千万万村庄一道，日子大变样，人们由衷地感慨“我们老百姓终于过上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