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善之地的京城生活了几十年，印象里，其“杂花生树”的暮春气象，最为可人。在这样的日子与“百家诗会”的诗友见面，也是件颇惬意的事。会上，见到长我几岁的李振学先生，他拿出砖头厚一部诗集，嘱我为序。我接过来，感觉沉甸甸的……读完之后，得到了同样的感觉。

李老先生年过八十，诗一点不老，虽多为古韵，却葳蕤生姿，青春得很：

“三月暖洋洋，

祖国花朵香。

学习雷锋好，

梦想燃心房……”（《三月五日 口呫》）

读来朗朗上口，拙中见奇。看似打油诗，平淡中却含古乐府风味，不失为“老干体”中的佼佼者，值得点赞。

我们军队大院许多离退休的“老干部”也常写一些诸如此类的“老干体”，抒军旅之豪迈、发家国之幽情，虽“打油味”浓一点，但情真意切，正能量满满。其中也不乏格律讲究、诗趣盎然颇具古乐府之风者，登在油印的《诗苑》里，很是自得……

古时的“乐府”本是汉武帝时代设立的音乐机构，是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的，其中有大量民歌。乐府民歌作为合乐的歌辞，在反映新的社会内容，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接近民生的乐府民歌，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抒情小诗新的创作道路。此后，“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如《木兰诗》、《孔雀东南飞》都有一种出口能成诵的“韵律美”，影响了一代代诗歌的后来人，可以说是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几乎家喻户晓。在广东，我听人用粤语朗诵《木兰诗》，也别具一番声韵之美；而《孔雀东南飞》这一长篇叙事诗则代表汉乐府诗发展的顶峰。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主编《红旗歌谣》，也是想仿汉武帝制乐府，从民间采集一部“新乐府”，可惜精品太少，故未能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百世流芳。其实，汉代《饶歌十八曲》也多为乐府民歌体，如《战城南》即为战场上阵亡的将士而作，诗中的奇思妙想极富浪漫主义精神。“饶歌”本为“军乐”，能起到一种激励斗志、振奋情怀的作用。《战城南》的开篇就十分悲壮：“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看似哀音，仍有“军乐”的壮美之声；诗中洋溢的昂扬悲壮、向死而生的英雄主义精神，营造出一种“悲哀中的壮烈之美”，可谓开军歌之奇格、创征战之奇境。这也是禀承了乐府诗的审美传统，对照《诗经》的《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似能看出其一脉相承的血缘。另一首《十五从军行》出自《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的老兵垂老后返乡的情景。篇幅虽短，却具备了一种史诗的意味：“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几看，泪落沾我衣。”这种白话格律的雏形，为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众化的模板。由此看来，李振学先生是深得古乐府诗词神韵的，其中一些诗，欲仿《诗经》的四言体，节奏昂扬，时代感极强：

“雪落神州，

大地春还。。

人大会堂，

横幅夺眼。

历史决断，

民生议案。

举手通过，

福音频传……”（《诗赋“两会”》） 

诗虽无新奇之处，却有国风意味。《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恋歌与上层士子的咏叹，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范式。时隔几千年，从审美角度看，其起点之高，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所难企及的。

李振学先生和我们大院那些爱诗的老干部一样，在暮年的岁月里，依然保持着往昔那样的激情与纯粹，生怕怠慢了这段最后的时光，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放水流舟、自娱自乐，没工夫去考虑与生俱来的死之恐惧，也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称得上是生活的强者：

“运河人家清真楼，

烧麦小炒半荤素。

年旬七八五老头，

颐年兴养三两酒。

时政见闻来交流，

赞党领导国富有。

悠悠月聚三十年，

喜越来年奔九九”（《欢聚》）。

看得出，该诗受到魏晋陶诗的影响，同是写喝酒，鲁迅却从《陶集》的《述酒》里，看出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为寻求人生更高的境界，陶潜融入民间、融入大自然。因此，他的诗在自由散淡的闲适中有一种哀乐人生的思辩存在。这一点，正是李振学先生等习古体诗的后来者须要提升与拔高的所在。

“元运河岸一老槐，

三百年纪还健在，

诉说古往沧桑事，

繁茂彰显新时代……”（《古槐》）

李振学先生这首写运河边古槐的律诗，自然流畅，虽不太合平仄，却押了大致相同的韵。这样也好，如同旧时放了足的女子，少了扭抳作态的窘迫，多了被解放的自由，只是诗里少了些理性的思考，使诗的品质难以提升至一个新的层级。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所谓的“艺术是模仿自然”，其实是说取自然的现象做象征，取自然的形体做描写的对象而已。我国古代的乐府诗都有一种自然流畅的美，但都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而是对自然美的一种再创造——即诗人的理想情感发展进化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呈现。因此，诗的哲学色彩与理性深度才是另一种升华了的审美维度，其蕴含的整体美学价值取决于诗人自身的素质、学养与把所握诗歌创作经纶的综合能力。古人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是形容高明的诗人能将哲理融于意象，使诗趣富含哲理，而读来却不露痕迹。这是诗的真功夫，也是李振学先生和“老干体”诗人们“活到老学到老”，须继续提升诗的品质的方向。

这，就是我这个不懂古韵又不会“AI”的现代诗者为古体诗集勉为其难所作的序。